文/白发布衣的藏地读行
安史之乱的爆发，从表面上看上是胡人节度使，按耐不住心中升腾的欲望，兴兵取而代之。
那么是唐朝重用胡将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吗？
似乎不是！胡将领兵是唐朝长期的传统，阿史那·社尔（突厥人）、契苾何力（铁勒族契苾部人）、黑齿常之（百济人）、夫蒙灵察（羌人）、高仙芝（高句丽人）、哥舒翰（突厥人），哪个不是忠心耿耿，为大唐东挡西杀？更何况，平定安史之乱功勋最彰的李光弼也是胡将（契丹人）。这些著名胡将中，有多人都曾担任节度使一职，而他们为何一直循规蹈矩，从未动过兴兵作乱的念头？
由此可见，唐朝以胡将领兵并不是安史之乱主要原因。
那是节度使的设置，导致了安史之乱吗？
似乎也不是！唐朝可不是只有安禄山坐拥的三个藩镇，唐天宝元年，唐朝就已经设置了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庐、陇右、剑南9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时称“天宝十节度”。
要说拥兵自立，安西、北庭节度使治下民风彪悍、辖地战略纵深极大远比范阳便利，河西、朔方、剑南携地利之便，或控扼咽喉要道，或山隔水阻不弱于范阳。但这些节度使，不论是胡汉都对唐朝忠心耿耿，从未有拥兵自重，窥视天下之意。
因此节度使的设置，只是安禄山有能力发动叛乱的原因，并不是造成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安史之乱的爆发，让唐朝在短短七年的时间里，损失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口，彻底逆转了唐王朝的走向呢？
我们还得从唐朝内部制度说起。
从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唐朝建立，到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之间的137年时间里，唐朝军、政制度发生了两个显著的变化。
1、中央军队空心化；
2、朝野君臣割裂化；
我们先说“中央军队空心化”出现的原因。
唐初，均田制、府兵制和租庸调是管理国家的基本国策。其中，府兵制作为中央控军最重要的保障制度，形成了典型的“强干弱枝”军事态势。
府兵制是种兵农合一的征兵制度，府兵们平时耕田劳作，农闲由折冲府负责军事训练，战时则应征奔赴边疆。
太宗时期，将天下农户按贫富分为九等，六等以上的农户，每三丁选一丁为府兵，免其租庸调，但兵器、粮食衣装等均须自备，二十岁开始服役，六十岁免役。
也就是说，府兵是富农的游戏，您家要是穷的没有隔夜粮，想当府兵还没机会，因为打仗时武器、口粮得您自己准备，政府只管发放盔甲防具。
初唐的府兵地位颇高，每三年一次的轮换戍边后，根据战功大小，可以获受勋官和勋田，这让很多不爱读书，无法从科举取士的富户子弟趋之若鹜，纷纷以戍边护国作为进身之阶。
因此，立国之初的唐军保持了旺盛的战斗力。《新唐书·兵志》中颇有些自诩的写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高宗之前，国家核心区域的折冲府占据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关内、河东、河南三地的折冲府占全国总量的79.9%。
国家掌控绝对军力是初唐大量胡将领兵征伐，从未出现尾大不掉的根本原因。同时，战时成军，平时兵散于（折冲）府的府兵制，还有效的避免了将领拥兵专擅的可能性。因为，军队和将领间没有明确的隶属关系，很难形成固定的利益关系。
虽然府兵制有千般好处，但有两点却是其推行的基础——土地和时间。
府兵制的基础是均田制，作为土地分配制度，唐初经过隋末动乱，有大量无主的土地可以分给农户，而这些人也成了府兵制征兵的基础。
但从高宗起，唐朝的土地兼并空前剧烈，失地农户再也无力负担“自备甲杖衣粮”的重负，府兵制的基础渐渐崩坏。
另外，随着唐朝疆域的不断扩大，周边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比如吐蕃），三年一期的轮换再也难以保证，甚至出现了“壮龄应募，华首未归”的情形。
长期驻守边疆，让府兵们难以顾及家里的田地，战争的残酷也让府兵遭受沉重的打击，“归乡者十之二三”。
府兵再也不是农户们眼里的香饽饽，千方百计的逃役成了常态，贫苦农户甚至出现了自残手足的情况。
玄宗继位初，负责训练府兵的折冲府已呈现“无人就蕃”的窘境，府兵制名存实亡。
开元十一年(723)，唐玄宗采纳了宰相张说的建议，开始以募兵方式遴选宿卫边疆的士卒，家属可以随军，官府发放田地屋宅和粮资。
从此，这些被称为“长从宿卫”、“长征健儿”的士卒，开始向职业军人转变，而唐朝的兵役制度也从“府兵制”转向了“募兵制”。
从“府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变是唐朝的无奈之举，毕竟中原地区的农田无论如何也无法和人口的增长匹配，土地兼并日趋激烈是任何王朝都无法解决的癌症。
虽然募兵们需要国家供养，增加了国家财政的压力，但有一点好处是府兵制难以企及的，这就是时间成本。
府兵制时期，中央军队分散在634个折冲府中，军队组织调动开赴战场需要很长时间，而募兵制推行后，边境地区驻军增加，国家对战争的应急速度大大加快。
除了举家驻扎边境的募兵外，为了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另一种更加危险的举动在边疆地区盛行，这就是“城傍制度”。
说到“城傍制”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其实简单点说就是，归附唐朝的少数民族游牧部落被边将安置在城市周围，故称“城傍”。
相比于府兵制是种兵农合一的征兵制度，城傍是种兵牧合一的军事制度，唐庭对归附的游牧民族（“内徙蕃族”），“轻税之，战时发其自备鞍马从行”。
作为唐朝庇护安置的回报，这些弓马娴熟的少数民族，便成了唐朝征战四方的御用打手，迅速提升唐军的战斗力。
凭借募兵戍边和“城傍”牧骑的战斗力提升，天宝年间唐朝迅速扭转了对吐蕃作战的劣势，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都曾多次痛击吐蕃军队，硬拔石堡城之战，便是这种战争态势易转的典型战例。
关于“城傍”制度，长期被研究唐朝军事史的学者忽视，但从曾写下“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的中唐诗人李益诗作《城傍少年》来分析，“城傍”游骑的归附贯穿几乎贯穿整个唐朝，对唐朝的中晚期的历史、军事均有巨大影响。安史叛军中，大量的少数民族城傍骑兵也是其最有战斗力的组成部分。
《城傍少年》——李益(746-829)
生长边城傍，出身事弓马。少年有胆气，独猎阴山下。偶与匈奴逢，曾擒射雕者。名悬壮士籍，请君少相假。
虽然募兵制和“城傍制”成了提升唐军战斗力的强心针，但其弊端也在逐渐显现。
首先高宗之后，边防形势由攻转守，边境地区重兵云集。而中原地区均田制、府兵制崩坏，再加上朝廷刻意粉饰太平，导致不修武备、军制废弛。
到玄宗时，随着边关节度使制度的推行，唐军布置由“强干弱枝”逆转为“弱干强枝”。
云集于边境的驻军多达五十万，为了保证军队的供应，每年朝廷需筹粮百九十万石、钱数千二百一十万、衣千二十万段（《旧唐书》），而开元前，每年边用不过二百万，可谓国家精力尽汇于此。
除此之外，久居边疆的士卒和边将形成了稳定的隶属关系，进而形成相对固定的利益纽带，边军的性质逐渐从国家军队向私人军队转变。
唐朝的军制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随着均田制的崩溃，逐渐从府兵转向募兵，从兵农合一转向了职业军人，从国家军人转向了私人武装，到唐玄宗时期，国家军队布置的中央空心化已成定局。
但是不是唐庭君臣对此便没有控制措施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因为，军队供应的财权和人事任免权一直掌握在中央手中，没钱养兵、没权任用亲信，谁跟您混呀？
如果这两点一直能牢牢控制在中央手里，坐镇边疆的节度使想要作乱，也得好好琢磨琢磨。
但很快制衡边将的最后两项依仗也被破坏，这种破坏是从李林甫打破“出将入相”制度开始的。
唐朝初期，领兵的将领由中央指定，战事结束后将领回朝，兵卒各归其家，由折冲府管理。而坐镇边疆的将领，功勋卓著、深敷人望的会被朝廷选入朝中为相。
这种“出将入相”的惯例不但让边将有了位极人臣之路，也让中央能够详细了解边关的情况，作出相应的对策。
另外一点，有机会入相的都是边将中的老江湖，各个深谙掌控之术，在边军中叶大根深，接任边将自然不敢恣意妄为。等继任者亲信安置的差不多了，也该差不多该入朝为相了。如此罔替，也算朝廷掺沙子政策的一部分。
我们之前提到，建议玄宗以募兵方式补充军队新鲜血液的宰相张说，便是出将入相的典型案例，与情况显示的还有郭元振、张嘉贞、王晙等十数人之多。正是张说谙熟内外军事的情况，才有能力提出国家军队更替的解决之道。
但李林甫把持朝政的十九年里，嫉贤妒能，大肆任用胡将。他向玄宗进言道：“文臣为将，怯于战阵，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骁勇善战，而寒族在朝中没有党援”，玄宗以为然。
不过，李林甫推荐任用胡将并不完全出于公心，虽然胡将领兵确实很能打，但同时，文化水平不高的胡将显然也没有能力入朝为相，这就变相巩固了自己的相权。
我们还用石堡城之战为例，来说明胡汉将领的区别。
石堡城作为河西九曲之地的重要战略节点，历来都是唐蕃两国竞相角逐之地。
公元741年（开元二十九年）12月，吐蕃发兵四十万围攻达化县（青海贵德县东），并攻下石堡城。唐军随即展开反击，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分别于公元742年、743年、745年三次试图夺取石堡城，都因为吐蕃防守严密，援助迅速而失败。
公元747年，玄宗携青海唐军连胜之势，派继任陇右节度使王忠嗣领兵夺取石堡城。
王忠嗣旋即上书唐庭表示：“石堡城地势险要，吐蕃严防死守，救援迅捷。以疲惫之师仰攻坚城，非损失数万众不可得，不如休兵秣马，观察形势之变再谋取之，此为上策”。玄宗闻言颇为不悦。
但王忠嗣却对李光弼（河西兵马使）说道：“国家安定之时，为将者以抚恤军队为宜。我不想以国力，来捞取功名。”
天宝六年（747年），唐将董延光献计请求攻占石堡城，唐玄宗下诏命王忠嗣分兵接应。王忠嗣依旧出工不出力，导致董延光兵败。玄宗震怒，贬王忠嗣为汉阳太守，命王忠嗣部将哥舒翰领陇右节度使。
哥舒翰接任陇右节度使后，率兵六万攻击石堡城，唐蕃两国随即围绕石堡城区域展开连番血战。果不出王忠嗣所料，唐军在付出万余人死伤的代价后，才拼死重夺了石堡城。
有此可见，以文人为主的汉将，会不自觉的考虑军政相辅的问题，更愿意计算耗费比，而胡将领兵则很少有类似顾及。对于一个好大喜功的帝王来说，刀锋锐利的胡将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因此，以安思顺、高仙芝、哥舒翰、李光弼、仆固怀恩为代表的胡将在边军中崛起是有原因的，并不简单是李林甫弄权的结果。
但不管怎样，出将入相制度的破坏，割裂了中央与边疆的互动体系，让边将更容易扶持自己的势力，也为藩镇割据埋下了伏笔。
随后，为了解决边境军队巨量的消耗，唐庭不得已开始在边疆地区推行屯田制度。
一开始军田还是由朝廷派人管理，大唐名相娄师德西部戍边时，就曾管理“营田事宜”，隶属于中央户部。但随着边将权威日重，军田的管理权逐渐向边将倾斜。
而后，军中赏赐、物资采购等事宜，也逐渐由边将控制，边境军镇的财政权渐渐易手。以至于开元时期，节度使甚至获得了地方盐税的管理权，这几乎意味着唐庭将国家最重要的财政来源拱手相让。
公元727年（开元十五年），朔方节度使开始兼任关内盐池使，据《新唐书 · 食货志》载，朔方节度使管内的盐州、灵州、会州、安北都护府共有十三池。这些盐池所产之盐，除一部分上贡朝廷外，一部分用来满足当地驻军的需求。
公元742年（天宝元年），裴宽为范阳节度使，经略河北支度、营田、河北海运使。三年后，裴宽升任户部尚书，接任范阳节度使的便是安禄山。
此时的节度使手中，有钱、有粮、有兵，基本具备了造反的全部物质基础，但还有一点不够充分，就是尚没有辖区行政管辖权和人事任免权。
唐朝在划制各道时，设置了巡防使、采访处置使的职位，负责检查本道刑狱和监察地方州县官吏，处置使则有便宜从事的大权。
这种一道内节度使治军、采访使治政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节度使的权力边界。
但天宝中期，唐玄宗给已经开始冒烟的节度使制度，加上了最后一把干柴，他下令将“节度使与采访使分置”的体制，改为由节度使“一人兼领之”，“州刺使尽为”节度使“所属”。
也就是说，节度使在其辖区内，执掌着行政、财政、军事等方面的全部权利，道内大小官员均受节度使节制。
至此，节度使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赐双旌双节，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大旗），威仪盛极。又常一人兼统两至三镇，多者达四镇，威权之重，远超过魏晋时期的持节都督，时称节镇。
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就剩下玩火自焚了，就看哪个愣头青站出来振臂一呼了。
那为什么是安禄山不是别人呢？！是因为安禄山的范阳、平卢、河东三镇很重要，或者唐玄宗特别喜欢他，使他重兵在握，有机会兴兵作乱吗？
和很多人的头脑中的概念相左，安禄山能够逐渐做大，手握重兵并不是因为他很重要，恰恰是因为他不够重要，唐庭认为他没有威胁。
吕思勉先生的观点，在“天宝十节度”的兵力数量上也可以得到印证。控制西北的安西、北庭、陇右、朔方、河西五大节度使坐拥精兵二十五万余人，占全部全军总量的52.7%。如果再算上西南方向控制南诏、吐蕃的剑南节度使，整个西北军队数量占比超过六成。
而安禄山控制的范阳、平卢两镇军队定额14.6万人，占比不过26%（安禄山只能控制河东的一部分军队）。这也和他起兵15万人，诈称20万的人数相符合。
由此可见，唐庭认为的心腹大患是西北的吐蕃和突厥，而不是东北方向的奚和契丹。与此相吻合的是公元713年—755年间，唐庭对吐蕃用兵26次，对突厥12次，对南诏6次，而对契丹和奚则只有9次和2次。西部军事行动占比高达80%，可见吐蕃、突厥对唐庭的巨大压力。
谁对关中的威胁大，上图可以一目了然了吧！
因此，为避免两线作战，唐朝对东方的少数民族政权更多采取的是羁縻怀柔的政策。
终唐一代，共有18位公主下嫁外族首领，唐玄宗时期便占到了一半（开元时期6位，天宝时期3位），其中下嫁奚和契丹就达到了7位。这7位公主中，唐玄宗的外甥女多达4人，其血缘亲密度远高于文成公主。
所以，安禄山在唐庭心中的军政地位并没有那么重要，至少没有很多人心中认为的那么重要。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唐玄宗对安禄山的信赖，可以看做是对东北战略方向羁縻政策的延续，而他的军队更多的是用以平衡西北诸镇节度使的一颗棋子。
对于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唐玄宗并不是不知道，只不过他认为控制的住。他曾直言不讳的对臣下说道：“卿之蕃法多无义于君长，自昔如此，朕亦知之。”（《资治通鉴》）
不成想，严防死守的西北诸镇相安无事，作为棋子的安禄山反了。这才是唐玄宗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几近癫狂的根本原因，自以为天纵英明的他，被一个胡人胖纸耍了。
最后，我们来说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
安史之乱是自唐朝建立后，一百多年矛盾积累的总爆发，其中既有民族矛盾，也有社会矛盾，还有地域矛盾。之所以会有大量募兵、城傍游骑跟随安禄山反叛，未尝不是寄希望于对河东、河南、河东等道的财富和土地重新分配，以获取利益。
所以，只要均田制、府兵制崩坏导致的中央军队空心化出现，手握重兵的边将掌控人权、财权、军权，安史之乱就一定会爆发，唯一区别只是早晚而已。
如果唐玄宗死得早没赶上，那肃宗、代宗、德宗时期也一样会爆发，或者换句话说，假如没有安禄山这个人，也一样会有张禄山、李禄山、王禄山蹦出来反叛，这就是历史的逻辑性。
那么谁应该为安史之乱负责呢？
唐玄宗？李林甫？杨国忠？杨贵妃？还是安禄山？
都是，也都不是！土地兼并愈发炽烈是大势所趋，上述这些历史人物，不过裹挟在天下大势的洪流中，他们能做的不过是加快或延缓事件的进程，指望他们避免矛盾的总爆发是不现实的。
这不是英明或昏弊的问题，而是没有人能够脱离自己的历史属性独立存在。
说的直白点就是“屁股坐在哪条板凳上，就要为那条板凳负责”。所以，制度永远比一个英明的领袖更重要，重要一万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