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京虎子
1 等待奇迹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班牙大流感把交战国折磨得没有继续打下去的能力，尤其是德国。“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本来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可是由于美国总统威尔孙在巴黎染上流感，险些丧命，这使得巴黎和会匆匆结束，达成的条约中对德国的条件太苛刻。战后德国民生凋敝，导致日后纳粹得以兴起并掌握政权。
威尔孙即便不生病，恐怕也和不成这团稀泥。他本来就不是当总统的料，是因为1912年大选，共和党内前总统老罗斯福和现总统塔夫脱内斗，罗斯福一怒之下另立新党，分散了票源，才让威尔孙捡了便宜。
1916年大选，共和党吸取教训，推选最高法院大法官查尔斯·休斯（Charles Hughes）出马。休斯和威尔孙是纽约大学法学院的同学，任大法官之前是纽约市长。当时共和党选民占多数，休斯赢面很大。竞选前他来到加州，正巧和加州州长海拉姆·约翰孙（Hiram Johnson）下榻同一家饭店。休斯根本不知道约翰孙在此，没有上门拜访，这么一个疏忽，失去了约翰孙的支持。
大选之夜，共和党形势不错，休斯很高兴地睡觉去了。醒来的时候才知道在加州以3800票的微弱比例失利，也因此失去了整个大选。休斯因此被戏称为“睡觉以前是总统，醒来之后是白丁”。
1920年大选，共和党还希望在纽约当律师的休斯出马，但被休斯拒绝了。共和党推出哈丁，哈丁上台后，论功行赏，首功非让贤的休斯莫属，于是休斯成了排名内阁部长首位的国务卿。
“一战”后美国孤立主义盛行，休斯持这种理念。他上任后主持华府海军会议，裁减全球海军。国际上日本咬牙切齿，国内海军义愤填膺，太平洋战争从此时埋下了祸根。
海军会议后，休斯又忙于拉美事务。1922年8月，他要去巴西参加国际会议。这天正在书房阅读驻拉美诸国外交官送回的报告时，夫人安托瓦内特来到书房告诉他，多伦多的班廷医生发现了一种叫胰岛素的治疗糖尿病的药物，她已经和班廷医生通信了，班廷说手头没有胰岛素了，希望他能介入，让女儿伊丽莎白能够接受胰岛素治疗。
休斯不解地问：“介入？什么意思？”
安托瓦内特回答：“你可以给哈丁总统或者麦肯齐·金（加拿大总理）打电话，要不，请哈丁总统给麦肯齐·金打电话。”
休斯明白了，妻子是希望自己利用政治上的影响力来干私事，这和他为人的原则相违背，于是他回答说：“这不属于外交事务的范畴。”
安托瓦内特用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坚定的声音说：“我不这样认为，如果你不能让班廷医生为伊丽莎白治疗，我就不会随你去巴西。”
休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从和自己荣辱与共34年妻子嘴里说出来的话。安托瓦内特出身律师家庭，一向识大体，公私分明。1921年哈丁希望休斯出任国务卿，休斯一度犹豫，因为一来“一战”结束后百废待兴，二来威尔孙任期最后一段时间，因为总统不良于行，第一夫人把持朝政，搞得乌烟瘴气。在安托瓦内特的支持下，休斯为自己定下了高标准，公私分明。休斯从政以来一直严格自律，是美国政坛上少有的正人君子，安托瓦内特是他能做到这一点的坚强后盾，今天怎么突然变了？
面对丈夫质疑的目光，安托瓦内特含着眼泪说：“如果你看到她从船上下来的样子……”说到这里，她泣不成声。
休斯的心肠一下子软了下来。
因为妻子跟他说过，在纽约迎接从加勒比海疗养回来的伊丽莎白的情形。15岁的女儿体重只有45磅，这不仅只是同龄女孩的一半，而且比3年前轻了27磅。他和妻子都知道，最心爱的幼女来日无多。
这一切开始于1918年的秋天，11岁的伊丽莎白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吃了不少甜点和冰激凌，在家里讲究饮食健康的母亲通常不让她吃那么多，回家后她觉得很口渴，喝了很多水，之后便常常感到累。安托瓦内特发现了这个情况，当时正值西班牙大流感流行期间，加上前两年纽约刚刚流行过脊髓灰质炎，让安托瓦内特非常担心。冬天，伊丽莎白也得了流感，安托瓦内特心里的疑问有了答案，看来是流感造成的。但第二年春天，伊丽莎白从流感中恢复过来后，依然经常口渴多尿，体重开始下降。
家庭医生怀疑伊丽莎白患儿童糖尿病，建议去看这方面的专家弗雷德里克·阿兰医生。经过阿兰医生诊断，伊丽莎白患了1型糖尿病，对这种疾病，当时没有治疗方法，在出现症状后，患者不会活过一年，根据阿兰医生的估计，伊丽莎白只剩下6个月寿命。
当时父母们听到这个诊断后，唯一的选择是让孩子尽可能快乐地度过剩下的时光。休斯夫妇不是这种人，他们问阿兰医生有没有其他办法。
阿兰医生是有一个办法，但不是治病，而是争取时间，通过严格的饮食控制，虽然会使糖尿病患者骨瘦如柴，但能够存活数年。这种疗法并不被主流医学接受，大多数医生认为反正早晚也是死，为什么不让孩子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为什么要饿死？
但阿兰认为，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坚持到糖尿病能够有救的那一天。
这也太渺茫了吧？
休斯夫妇抓住了这个渺茫的希望。
阿兰一直想建一座糖尿病病人康复中心，借着伊丽莎白被诊断为糖尿病的机会，他说服休斯让伊丽莎白接受他的疗法，并靠着休斯的支持建立了康复中心。不过伊丽莎白并没有住进去，而是在家里雇护士，严格按照阿兰的疗法，成功地延长了寿命。但是，糖尿病还是不治之症。
1920年大选之前，休斯的长女刚刚死于肺结核，伊丽莎白的健康情况是一个只有休斯家成员和少数几个人才知道的秘密。当党内大员前来劝进的时候，休斯考虑的是如果答应出马的话，他和妻子就要马不停蹄地在全国竞选，那样的话，安托瓦内特就不能照顾伊丽莎白，甚至很可能在她临死前不能陪在她的床边。
为了幼女，休斯放弃了唾手可得的总统梦。
哈丁当选后，休斯看到伊丽莎白的情况很稳定，就将她送进阿兰的康复中心，和夫人前往华府就职。
到1922年初，伊丽莎白接受阿兰的疗法快三年了，已经算奇迹了。1月，伊丽莎白和她的护士来到百慕大，休斯希望女儿在那里能够快乐地度过最后的时光。
休斯夫妇已经做好安葬他们另外一个女儿的准备，阿兰医生为伊丽莎白争取了两年多的时间，除非有奇迹发生。
2 能动摇原则的只有亲情
开完海军会议后，休斯夫妇匆匆赶赴百慕大，发现伊丽莎白的精神状况很好，略感欣慰。陪女儿待了一段时间后，休斯夫妇返回华盛顿。
他们刚刚回到华盛顿就收到阿兰医生的一封信，希望伊丽莎白马上返回纽约，因为有了一种新的糖尿病治疗方法。休斯夫妇心中燃起一线希望，但伊丽莎白的身体十分衰弱，根本无法承受海上旅行。到了5月，她每天只吃不到300卡热量的食物，可是尿中依然检测有糖。6月，伊丽莎白终于能够旅行了，安托瓦内特从华府赶到纽约接船，发现女儿瘦到只剩下骨架，下唇干裂，牙齿上全是血。休斯夫人认定女儿来日无多了，没有把她送到阿兰的康复中心，而是把女儿带到华府，以便陪伴女儿走过人生最后的一段时光。
但是安托瓦内特还有一个很不现实的希望，就是阿兰医生说的那种新疗法。这种新的疗法能让伊丽莎白起死回生吗？她写信给班廷医生，希望对方能亲自为伊丽莎白治疗，但被拒绝了。阿兰医生已经收到一部分胰岛素，给康复中心的病人注射后效果不错。安托瓦内特把伊丽莎白送回康复中心，但心里没有底，还是希望去多伦多找班廷医生，这才希望丈夫介入。
以休斯和哈丁的关系，后者是不会拒绝休斯的请求的，如果美国总统亲自打电话给加拿大总理，班廷医生肯定会同意，但这和休斯的原则相违背：“不，我还是不能给总统或加拿大总理打电话。”
面对妻子愤怒的目光，休斯解释道：“让我们假设我打电话给哈丁总统，总统给麦肯齐·金打电话，金给罗伯特·法尔科纳爵士（多伦多大学校长）打电话，法尔科纳给班廷打电话，班廷肯定会答应接收伊丽莎白。但班廷已经告诉你，他手头没有胰岛素了。”
安托瓦内特说：“我只要求班廷医生见一下伊丽莎白，之后的结果听凭上帝的意愿。班廷医生给不给伊丽莎白用胰岛素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但我们必须安排这次见面，这是我们必须做的。”
休斯继续解释：“但是问题是短缺，不是吗？如果伊丽莎白得到胰岛素，代价是另外一个孩子的生命。”
安托瓦内特用沉默作为回答。
休斯继续说：“你是不是在请我容许私心干涉国事？你是不是在请我利用政治权力实现个人目的？你和我结婚不就是因为我是那种永远不会犯这种错误的人吗？”
安托瓦内特依旧沉默，但心中波涛汹涌。她的娘家不仅有地位，而且历史可以回溯到“五月花号”，她从小受到的教育和休斯从小受到的教育一样，是新教徒那种公私分明的理念。但是她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承受失去另外一个女儿的痛苦。
休斯握住妻子的手，许久之后才开口：“如果你请我这样做，我会考虑的。你请我这样做吗？”
安托瓦内特的声音几不可闻：“我请求你这样做。”说罢，转身而去。
3个小时后，安托瓦内特从楼上下来，发现丈夫依旧坐在那里，看起来在过去的3个小时内一动不动。安托瓦内特心中冒出了一个念头：如果是自己的父亲面对自己的请求，会不会也和丈夫一样？
她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
在这3个小时内，安托瓦内特已经让仆人准备好了休斯去巴西的行李、自己和伊丽莎白去多伦多的行李，还有她自己去巴西的行李。
安托瓦内特走进书房，开口说：“既然你不会给总统或加拿大总理打电话，我有另外一个计划。”
休斯点点头。安托瓦内特长吸了一口气，说：“胰岛素是多伦多大学弗雷德里克·班廷医生发明的，多伦多大学从洛克菲勒基金会拿到一百万的基金。我们和洛克菲勒家族参加同一个教堂，你和洛克菲勒父子同为教堂的监护人。”
休斯打断了她，说：“将来伊丽莎白知道她的生命是用另外一个孩子的生命换来的，对她会有什么影响？”
安托瓦内特回答：“就让伊丽莎白生活在这种矛盾之中，让伊丽莎白来选择，上帝让你处于这种能够产生影响的位置。”
休斯摇着头：“但上帝信任我不会滥用它。”
安托瓦内特再一次离去。第二天她从楼上下来时，发现丈夫依旧坐在书桌旁，整夜一动未动。
此时，在多伦多大学，秘书急匆匆地闯进会议室。不仅多伦多大学校长罗伯特·法尔科纳一脸恼怒，在座的客人、多伦多大学主要资助人阿尔伯特·古德哈姆也脸色铁青。古德哈姆富甲多伦多，他的会议从来没有被打断过。
法尔科纳刚要发作，秘书开口了：“先生，国务卿休斯的电话。”
一夜天人交战，休斯的原则终于让位于亲情，但他没有通过哈丁、金或者洛克菲勒，而是直接给法尔科纳打电话。
几天后，安托瓦内特收到班廷的信，她马上动身前往纽约。来到康复中心时已经午夜了，她交给出租司机20美元，让他不要关引擎。
来到伊丽莎白的病房，安托瓦内特下令贴身护士马上收拾东西，火速动身。阿兰医生闻讯赶来，竭力阻止，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半夜接走病人的先例，而且休斯也没有授权。
安托瓦内特和阿兰大吵一架，直到阿兰屈服，然后带着虚弱不堪的伊丽莎白和为她雇的贴身护士布兰奇一道上了出租车，直奔曼哈顿中心车站，登上了下一趟去多伦多的火车。
经过这一番折腾，伊丽莎白累得很快睡着了。安托瓦内特望着车窗外黎明前的黑暗，突然想到，那位班廷医生的胰岛素究竟能不能创造奇迹？
3 无知者无畏
弗雷德里克·班廷1891年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农家，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班廷的父亲在每个儿子21岁的时候，都会给他一匹马、一副马具、一辆马车和1500块钱。班廷的三个哥哥都用这笔财产建立了自己的农场，他则用这笔财产接受高等教育，成了多伦多大学的一名学生。
班廷上大学后并没有想好学什么，但他母亲希望他当牧师，但他对此不感兴趣。而是对艺术和音乐感兴趣。他在学校的成绩并不好，一门英文课还得重修，而且一辈子发音都不好。
一天，两位工人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受了重伤，班廷跑去叫医生，目睹了医生治疗病人的场景，因此立志学医，选了医学专业。
此时正值“一战”，加拿大是英国殖民地中最亲英的，多伦多人踊跃参军，班廷也不例外，早在1914年战争刚刚开始，班廷就先后两次要求参军，但因为视力太差而未能入伍。由于前线极缺医生，多伦多大学1917届医学生提前一年，于1916年毕业。班廷再度要求入伍，终于如愿以偿。
班廷在前线表现优异而且负了伤，因此获得勋章。战后他离开多伦多，到边远地区行医。没想到不仅没挣到大钱，反而需要向家里借钱度日，班廷成了兄弟四人中教育水平最高和最贫穷的一个。
班廷在西安大略大学外科和生理学系兼职讲师。虽然他之前没有任何教学经验，但这份工作每周能有8～10加元收入，相比之下，他行医第一个月的收入只有4加元。后来他找到一个赚钱的门路，给人开酒处方。当时正值禁酒，很多人以各种理由找医生开处方买酒。几个月后，班廷的月收入增加到66加元，但还是入不敷出。除了来开酒处方之外没几个病人，在小地方也没事干，班廷靠看诗集和医学教科书消磨时间，并且打算给石油探测队当医生。
1920年10月31日凌晨1点，他在准备当日关于糖类代谢和胰腺的讲课材料时读到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病理学家摩西·巴伦（Moses Barron）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是讲作者在解剖时发现了一例罕见的胰腺结石，提到了胰岛。一开始班廷根本看不下去，但为了白天的课程硬着头皮看完后，居然难以入睡。
凌晨两点，班廷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了在狗身上试验胰岛提取物治疗糖尿病的试验设计，一共25个字，毫无章法不说，还有两处拼写错误。
虽然班廷名义上是大学讲师，但他对医学研究的进展所知甚少，对糖尿病方面的研究更是一无所知。他的想法不仅在十几年前就被别人提出过，而且已经被人用试验证实是不可行的了，因为胰岛分泌成分会被消化酶破坏。他更不知道的是，1916年罗马尼亚生理学家尼古拉斯·包斯克（Nicolas Paulesco）成功地用胰岛提取物控制了狗的血糖，但这个成果没有发表在英文刊物上。
但是有一点，这些人包括包斯克的结果是无法重复的，整个试验过程过于复杂。胰岛产物可以控制血糖这个理论已经基本形成了，胰岛产物分离不难，关键在于很难证明或者实现其临床效果，因此其他人都放弃了。
有时候无知者无畏，如果班廷对医学研究的进展很了解，他也许就不会研究胰岛素了，正因为他对前人的工作一无所知，认为自己有个特别天才的想法，才义无反顾地要实验它。
上午上完课后，班廷兴冲冲地找到系主任弗雷德里克·米勒，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班廷不仅发音不好，表达能力也不强，语无伦次地像打机关枪一样地说，以至于米勒不得不两次打断他，让他说得慢一点。最后米勒明白了他的试验设计和他的要求。班廷希望米勒为他提供一间实验室、一个手术室、几条狗加上薪水，因为他要全职做实验，不能开门诊了。
米勒是生理学教授，和这种生化实验不沾边，而且本校地处偏远地带，正在向政府要钱修建校舍，根本没有多余的实验室。
听了米勒的话，班廷蔫了。沉默了一会儿，米勒的眼睛亮了：“你也许是历史上最幸运的人。”
班廷听得莫名其妙：“为什么？”
“因为在代谢方面最著名的专家之一正在多伦多。你听说过J.J.R麦克劳德（Macleod）吗？”
班廷摇摇头。
米勒有些不解地说：“你应该知道，他写了一本糖尿病的教科书。”
班廷还是摇头：“他写了？我不记得有这么一位麦克劳德。”
连麦克劳德都不知道，米勒这时觉得班廷真的有些异想天开了。
麦克劳德的全名是约翰·詹姆斯·理查德·麦克劳德，他是苏格兰人，来多伦多大学之前是位于克里夫兰的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的生理学系主任。威尔孙总统在“一战”初期一直强调不卷入战争，1916年更因此而赢得大选，导致很爱大英帝国的麦克劳德实在忍不下去了，认为美国已经抛弃了英国，于1918年递交辞呈，离开了执教15年的凯斯西储大学。
麦克劳德在糖类和新陈代谢方面是世界级权威，北美各大学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但他不愿意再待在美国，答应了从1916年开始就挖他的法尔科纳校长的条件，来到多伦多大学。
米勒的建议让班廷精神一振，决定去多伦多和麦克劳德面谈。胰岛分泌物的试验想法让班廷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十分不顺的行医生涯、穷困潦倒的现状、和未婚妻之间的种种不快，都会被这个实验迎刃而解，他将一鸣惊人。
1920年11月初，班廷满怀前所未有的信心，走进了麦克劳德的办公室。
4 各有各的盘算
比班廷年长10岁的麦克劳德这阵子心情非常好。“一战”之前他每年夏天都会回苏格兰度假，因为“一战”的缘故，好几年没去了，直到这年夏天才恢复。在老家待了一个夏天，让麦克劳德身心非常放松和愉快。
对于班廷要求面谈的请求，麦克劳德在看了他的简历后很爽快地答应了，因为班廷在一战中不仅作为军医参战，并且获得勋章，麦克劳德最喜欢这样的人。见到班廷走了进来，麦克劳德很热情地欢迎他。
班廷见到着装很正式的麦克劳德后马上不自在起来，麦克劳德的大办公室也让他感到不舒服，谢绝了麦克劳德让他坐下的建议，站在那里讲了起来。班廷一讲起来语速就很快，像个做手术的外科医生那样争分夺秒。
麦克劳德耐心地听完了，也大致听明白了，说：“这项研究已经有人做过，你能解释一下你的想法和以前的工作的区别吗？”
班廷正说得起劲，听到这个问题，很是有些不解：“为什么？”
麦克劳德不清楚他为什么这样回答：“为什么？为了表示你的想法是新的，并且值得资助。”
班廷根本不明白他的问题：“我不是在提出新的想法，而是在找到有用的方法。”
“好吧，让我们从现有的东西开始，对文献的综述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开头。”
“为什么？”
麦克劳德心中已经很有些不快了：“为什么？当然从中学习呀。糖尿病研究的进展很快，当世很多优秀的科研人才正在从事糖尿病研究。难道你对他们的发现不感兴趣吗？”
“与其去读其他人已经尝试并且失败了的例子，我更有兴趣找到糖尿病的治疗方法。”
这叫什么话！麦克劳德还是很耐心地解释，胰岛分泌物在治疗上已经有人尝试并且失败了，起码不能重复得出成功的结果。班廷充耳不闻，用他在战场上的经历做比喻，强调他是在试图救人，而不是做研究。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谁也不能说服谁。看着在自己办公桌前情绪激动的班廷，麦克劳德突然想到，他是不是从退伍军人医院的精神病房里跑出来的病人呀？
静静地听班廷继续说了一阵，麦克劳德换了一个角度，让班廷去写一份申请书，并给他介绍了一下怎么写，并答应班廷，一旦收到申请书，肯定会认真考虑并给他一个答复的。
这次会面虽然没有班廷预期的那么好，但总算不虚此行。得到麦克劳德的保证后，班廷一分钟也不耽搁，转身走出麦克劳德的办公室。
班廷的言谈举止让麦克劳德有些哭笑不得，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做科研的料。麦克劳德知道胰腺研究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之所以愿意听班廷讲完，是因为他脑袋里也有自己的小九九。
麦克劳德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从海洋生物的胰岛组织提取会更容易，也不会被腺泡组织污染。如果他的办法成功了，临床上治疗糖尿病就有希望了。他已经计划1922年夏天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如果班廷的试验失败了，会更坚定他走向海洋的决心。不过看班廷的架势，估计也写不出个正经的申请书，班廷离去后，麦克劳德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班廷则全力以赴地忙了一个冬天，但他也没有因此而放弃给石油勘测队当医生的念头。1921年3月，班廷写好了申请书，也已经向石油探险队提出了申请。相比之下，他更倾向于去石油探险队，因为和几个人在荒原上游荡更适合他的秉性。不过既然已经写好了申请书，他还是寄了出去。
麦克劳德收到班廷的申请书时，心里早就有了主意。因为夏天他要去苏格兰度假，实验室空着也是空着，经费也用不了多少，只是一时还没有打定主意是否让班廷这位从来没有搞过科研的人使用自己的实验室。三天后，麦克劳德下了决心，给班廷回信，同意他从5月15日开始在多伦多大学从事研究。
收到麦克劳德的回信时，班廷也已经下定了决心，给石油勘测队当医生去，因此一直没有答复麦克劳德。1个月后有了消息，这次石油勘测不需要医生了。在这种情况下，班廷只剩下一个选择。1921年4月18日，班廷给麦克劳德回信，表示接受。
班廷就要来了，麦克劳德把两位在实验室里做助手的学生叫来，一位叫查尔斯·贝斯特（Charles Best），另外一位叫克拉克·诺布尔（Clark Noble）。21岁的贝斯特出生在美国的缅因州，1915年移居多伦多，进多伦多大学学习艺术专业，1918年入伍，加入加拿大第二坦克营，“一战”后继续学习，获得生理学和生化学位，之后入医学院。诺布尔比贝斯特小一岁，出生于多伦多名医之家，1918年入多大学习生理学和生化，和贝斯特成为同学，两人也成为好友。毕业时两人分享银质奖章，是那一届的最优秀的学生，因此得以在麦克劳德实验室进行为期一年的硕士研究。
麦克劳德告诉他们将有一个医生在暑期做实验，需要一名助手，如果他们将来想在医学研究上有所发展的话，这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贝斯特和诺布尔心里已经长草了，早就打算好怎么享受一下暑假。两人心里虽不愿意，可又不好意思拒绝麦克劳德的建议。
麦克劳德看出两人的心思，建议把八周的暑假分成两半，每人四周。这下两个人没话说了，只得答应。接下来是谁先谁后的问题，这两人谁也不愿意先干，商量了一下，两人决定抛硬币来决定。贝斯特运气不好，只好留下，诺布尔高高兴兴度假去了。
当时谁也不知道，名扬天下和寂寂无闻之间，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