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斯一生都在后悔的事


作者：约翰·罗斯柴尔德

译者：杨天南

   

巴菲特-伯恩的的紧急求援计划导致董事会成员两极分化。戴维斯反对新股发行计划，因为他认为这些以地板价过度发行的新股会“摊薄”未来的利润，并拖低未来的股价，是对股东利益的伤害。但脾气暴躁的AIG公司主席汉克·格林伯格希望先挽救公司，然后再慢慢处理细节问题。戴维斯在AIG持有大量股份。格林伯格认为“如果公司破产倒闭了，什么都没了，谁还在乎摊薄不摊薄的问题”。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吵，戴维斯怒气冲冲地离开会议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之后，立刻抛售了他手中持有的全部盖可股份。当时，盖可的股价已经涨到原来的四倍，从2美元上升到8美元，这应该感谢巴菲特的大力买入。通常，戴维斯不会让情绪影响投资，但是这一次，他实在太生气了，以至于忽略了盖可公司未来的盈利、以及巴菲特数以百万计的投资所带来的信心。直到戴维斯的晚年，他都在为卖掉盖可股票而感到后悔。

 

在实施了巴菲特-伯恩的的紧急计划数月之后，盖可公司回购了一些伯恩先前为紧急筹措资金而发行的新股。这次回购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盖可保险公司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戴维斯给伯恩打电话，“杰克，”他说，“如果我知道你会采取反摊薄措施，我就不会卖出股票了。”

 

自始至终，戴维斯始终有机会重新投资盖可，但他一直没有这么做。后来，格雷厄姆在法国普罗旺斯的艾克斯去世，时年82岁。当时，盖可保险公司依然处于前景不明的状态。

 

在另一次独立的交易中，伯恩打算购买盖可公司的子公司——盖可人寿（GELICO）的全部股份。不像它的母公司一眼，盖可人寿从来不履行其诺言。在盖可保险危机期间，戴维斯辞去盖可人寿董事之职之后，伯恩邀请谢尔比进入盖可人寿董事会。伯恩知道谢尔比是一个自食其力，而且是一个很能干的投资家。伯恩希望谢尔比的加入，有利于维护公司的声誉。

 

戴维斯强烈反对收购盖可人寿，就像之前发对盖可保险发行新股一样。问题关键在于价格谈不拢，伯恩提收购价每股13美元，戴维斯坚持21美元，并且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没多久，伯恩的收购建议就被抛弃了，因为一家英国保险公司出价每股32美元收购了盖可人寿。谢尔比协助参与了这场获利不菲的交易谈判，而戴维斯也从他的坚持中获益匪浅。

 

在七十年代初，戴维斯就准确地预测到汽车保险和意外保险行业会面临艰难时刻，尽管不一定是针对盖可保险这一家公司。“保险业处于一个下降周期之中。”他对于儿子谢尔比说。考虑到他在投资中喜欢使用融资杠杆的习惯，他的投资下跌60%（从5000万美元跌到2000万美元），这样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如果在他的投资组合里，没有日本股票以及适时的变化，恐怕他在1973年到1974年的危机中早就破产了。

 

他始终持有人寿保险公司，日本股票一直是他在牛市中的最大赢家，但是他抛弃了美国意外保险和汽车保险类股票。他增加了AIG（美国国际集团）的持股，这是他在日本发现的美国全球化的保险巨人。AIG这家公司具有多元化、国际化的特征，富有创造力，而且还很节俭，就像它那独断专行的CEO汉克·格林伯格一样，他通常是一分钱掰两半花。随着AIG不断收购其他保险公司，戴维斯持有的AIG股份不断增多。每当AIG以换股方式收购戴维斯持股的小型保险公司时，戴维斯持有的AIG股份就更多一些。

 

无论是盖可保险发生的争吵，还是发生投资损失，各种打击与不顺都没有改变戴维斯的工作习惯，也没有令他精神萎靡不振。他一直保持高昂的热情，带着那只装满了各种报告的公文包早出晚归，乐此不疲。从他办公室走到小会议室的走廊上，墙上挂满了各种从政时的照片和出任大使时的纪念，其中有一张是手绘的卷轴，是庆祝他加入大宪章爵士团的典礼，这个社团具有长达750年的历史。他后来获得了该社团的年度最高奖，该奖项曾经颁给过三位前美国总统（胡佛、艾森豪威尔、尼克松），以及两位著名的将军（麦克阿瑟、奥马尔·布莱德利）。墙上除了卷轴（包括一个飞行纪念品）之外，还有他与罗纳德·里根，杰拉尔德·福特的合影。

 

戴维斯喜欢人们称他为“大使”。他的妻子凯瑟琳对于珠宝也并没有太大兴趣，常常佩戴者统一发给大使夫人们的一枚金胸针。“这个不贵，”她回忆说，“但是，它是我收到了最为宝贵的东西。”

 

戴维斯生逢其时，有什么理由不兴奋呢？1976年，股票价格很便宜，连巴菲特也说，他感觉就像一个欲望勃发的青年闯入夜总会。当时，市场上到处是廉价的股票，就像戴维斯早先刚刚开始投资时那样，那是整整一代人之前的市场景象。1975年6月，戴维斯给他的订户写了一篇特别报告，如果有人不嫌麻烦地认真阅读，会看到上面写着：“火灾保险和意外保险行业将迎来自从二战结束以来，通货膨胀尾声后的最大改善……. 火灾意外险的收益大增将会重燃寿险股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