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学生大都来自精英家庭，普通工薪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学生则愈发难以通过学习向上流动。
教育是会一种看上去公平的面貌去合理化。
一个社会的教育制度、医药改革方案、社会福利政策甚至是媒体环境，无一不是各行各业的精英群体在进行决策，设计出来的当然更有利于精英。
精英学生看重所谓的天生能力，低估甚至拒绝接受后天努力具有的潜在意义。在这套价值观的操纵之下，他们对自己的成绩和在学校中所处的地位层级持有一种宿命论的看法——“成绩好坏本质上是智商差距，无能为力去改变什么”。
他们忽视了造成彼此成绩差异的后天因素，譬如学习习惯、家庭经济水平、父母的教育水平和教育理念、在校园以外可以接触的教育资源等等。
这种“天赋说”，合理化了他们从家庭传承来的优势、抹平了人与人之间的资源差异，让一切分化看起来合情合理。
精英学生有相当高的机会成为未来的精英，他们对地位竞争和社会层级的看法或许会影响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如果未来的社会经济精英认为穷人或教育程度较低的大众是由于先天能力的缺乏而处于糟糕的生存处境，他们就不太可能对世界各地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提出异议。
教育社会学认为，家境是决定一名学生学业表现的最重要的因素。学者们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发现，无论世界上哪个国家，无论教育筛选以怎样的形式进行，最终“都是在筛选学生的家庭背景”。
当然，物质条件还只是最基础的。精英家庭给予孩子最大的厚礼，是一份更罕有的“认知资本”。
比如父母对升学体系的了解。大概率他们自己也经历过，而且还胜出了、是赢家，完全知道该怎么玩这个游戏。
教育筛选最终会把家境相似的学生归拢在一起，到了顶尖高中以后，精英学生很难再有机会与社会经济背景截然不同的同龄人交往互动。这种过于同质化的学习生活环境中，精英学生们便很难再察觉，围绕在自己身边丰富的教育资源，一双受过高等教育、知识渊博的父母，一个家庭看似无穷无尽的对他个人未来的投资意愿，实则都是一种罕见的阶层优势，一种被他们自认为理所当然的特权。
一种“优越感”，一种“配得感”，一种“我值得、我本来就应该被好好对待”的心态。
高配得感一方面来自父母的言传身教。另外一方面，在精英学生从小的成长历程中，“很少有人和他说过不可以”。
这些精英学生眼中，世界是个可以自由探索的、对人友善的后花园，世界总是可以回应他们绝大部分的诉求。
当他们走上工作岗位以后，这种高配得感使得他们很少去预设前方存在怎样的困难，往往会先展开行动，碰到困难后再想办法解决。
积极的工作心态让他们更容易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如他们父母期望的那样成为第二代精英，完成阶层的复制。
教育社会学家们悲观地判断，如果没有政策的干预，没有战争和饥荒带来的动荡，精英阶层的自我复制会持续加剧。一旦重大危机发生，会重新洗牌重新分配，精英阶层实现自我复制的机会反而会随着整体经济发展状况的下滑愈来愈大。
放眼全球，这种趋势是难以扭转的。
近些年来，中文媒体上经常渲染一些超级精英的成功故事，比如谷爱凌，比如“天才少女”郭文景。媒体反复叙述她们的“勤奋”与“天资”，让人们从中获得激励与幻觉，仿佛精英之所以成为精英，好像真的只是因为她生来本该如此。
但如果真的仔细翻看她们的履历，看见她们在教育中享有的资源、获得的特权，“这种成功对大众来说并没有什么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