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见证幸福路（ - 71）
2020年8月25日
前期读完了孙隆基著述的《历史学家的经线》，推荐一读。
孙隆基，祖籍浙江，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在台湾受大学教育，获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赴美国深造，于明尼苏达大学专攻俄国史，获硕士学位，转赴斯坦福大学专攻东亚史，获博士学位 。曾在美国、加拿大等多所大学任教。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历史学家的经线》《未断奶的民族》《美国的弑母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新世界史》等。
这本书相对来说比较难读，一方面是因为作者是帝国主义作家，我们必须要带着强烈批判性地去看待其观点；另一方面作者在书中所述的诸多观点、列举的诸多事实与以前接触的又不大一样，增大了批判的难度性。虽然如此，为了打到帝国主义内部以充分了解其观点，还是有必要拿起书本打个卡。
按作者所述，他写作此书之目的重在介绍研究历史的一些新方法，他在此书中指出，历史是一个共同回忆，其组成有一个系谱学之线索可寻，这个系谱是一连串的叙事，而叙事往往是混合语。例如咱天朝对于黄帝崇拜的叙事即由古代的、现代的、本土的、外来的因素编织而成，但既然都为叙事所由产生之环境服务，这些因子的身份是同等的。
作者说，在这个意义下，每一次对史迹的重新叙述都是一次新“发明”。这类“发明”并非对原史迹的扭曲，而毋宁是它的生命还没终止的表示，它是一个还没有完成的认识对象。作者认为，甚至不能说后起的叙事是原史迹的副本，因为在现场发生的还不是历史，当它变成历史时已经是一种透过符号媒介的想象，换言之，即使是最早的一次叙事也已经是一个副本。
为了不曲解作者的意思，下述笔记均为原文摘录，不作更改：
欧洲许多郭嘉虽有悠久的“国史”，但其“建国”则在19世纪下半叶。它指的是由国民共同参与的民族郭嘉，而非原先的王朝邦国，因此，最邃古的“民 族起源”反而是国民生活最晚近发展之产品。
现代“民族郭嘉”是一件进口货，因此当天朝中心的天下煮意被现代民 族煮意取代之时，中国亦在符号学意义上被“非中心化”。在适应现代而新发明的国史叙事里，其源始与目的，即一首一尾，都变成了外来之物。轩辕黄帝是来自巴比伦的“尼科黄特”，作为现代国家称呼的“支那”一词却是日文。Z 国本来是一个“天下”，只有朝代之名而无国号。
中 华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由黄帝开国、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的说法，则是20世纪的产品，至战后的台湾与香港仍载于中小学教科书中，至今仍有中年以上的人奉为事实。从时间上说，春秋以前的文献如《诗经》《书经》所载最古之帝王皆止于禹，不曾提及黄帝、尧、舜，《论语》《墨子》《孟子》等书则上溯至尧、舜而不及黄帝，后者传说之大盛在战国时代。
黄帝后来成为《史记五帝本纪》之首，乃是帝系之始，而非“民族郭嘉”的奠基者。法国汉学家葛兰言把它和西汉流行的五行学说联系起来：汉武帝于公元前104年改正朔，定服色为黄，史官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编纂《史记》遂置黄帝于帝系之首，按五德终始论推断历史，至汉而完成一循环。在信仰系统方面，中华自汉武帝以后崇儒，而儒家祖述尧舜。汉初之道家曾黄老并称，黄帝至后来演变成方术的守护神，和世上人口最众的民族之始祖身份大相悬殊。
自从进入现代以来,中 国人对自身历史的诠释总不离西洋史的借喻，以便替国史树立声望,并借此申请获得世界史的会员籍.对五 四时代之意象化亦不例外，它因比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而获得中国现代史上的中心地位。近来,“后殖民主义批判”已开始诟病这类西化作风.但这类批判说穿了仍是西方思潮,它把五 四“去中心化”，不过是把先前被五四主流排斥的本土化思想——例如：整理国故、梁漱溟、学衡派——予以大树特树而已.
在文学史上,大凡在一个时代造就了霸权地位的派别,都会认为自身掌握了文学的最后真谛,这个心态恐怕到了“现代煮意”才大彻大悟,因为现代煮意的精神是把不断变化当作了文学的真谛,于是变化本身就成了绝对原则,基本上放弃了对永恒性的追求,也令后人不再存此幻想.我们在这里把L X作品的基调定位为象征煮意,正是把他放在时代的前端,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象征煮意占主导地位的时代, 也是现代煮意来临之前夜.如此, 反而可以论证L X是中国文学里现代煮意的先导.
L X的思想既非自由煮意,亦非射汇煮意,这两者都是乐观的,相信进步,并以为人可以臻于至善,或至少能予以改善的。L X的思想可归入处在这两者之外的第三派,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有“个人的无Z F煮意者”倾向，鲁迅说的个人的无Z F煮意者，现在一般译作“无Z F个人煮意”,亦称为“无Z F心理学批判”。
这派思想,历来都有,但至“世纪末”蔚为大宗,其代表人物为尼采和弗洛伊德,他们两者都以本能立说,一者强调权力意志,另一者强调性欲.这些都是超越道德善恶、架空意识形态的因素,它们代表的是人的非理性,是人性最基本的东西,在它们面前,所谓意.识形态、理论学说、思想体系、道德规范等等,全部都沦为它们自圆其说——亦即把自己正当化——所用的伎俩。
儒家是无出其右的“二人”哲学。它只面对今世，因此其追寻超越之道就是超越一己之体而达到另一体，所谓“由吾之身及人之身”——简言之，是透过心的活动。在这个活动里,其诰命是在一个相互关系里尽了自己这一份。在目前,其意.识形态或许出现动摇,但现代Z国人必须在“家”这个母体里“安身”的需求则有胜于前。
和儒家强调双元的做法形成对比的是道家的崇“一”。回到阴阳未分的混元状态,和回到胎儿状态一般,虽好而不可行，那么可行持“一”之道就是让身体顺乎自然。
Z 国人的“超越”概念完全是今世取向的,它是由吾之“身”及人之“身”的情感横向活动,在这个过程里，“个体”粗糙的冲动得以被精炼成射汇协和。它将道德成长构筑成一系列的阶段,以正心为起点,“心”正了才会修“身”,然后才轮到齐家、治国、平天下。
让射汇性占尽优势的Z国式的心可以是一个道德和精神化的物体。西方的人格建筑则把“心”和“身”都当作身体，在它们上头才冠以一个个人化了的“智”，用来为个人格局服务，而这个个人格局是和射汇分判开来，有时甚至是突出于射汇之上的。这个自我像一根天柱，可以垂直地演奏出最高的精神性和最低下的动物性这一整排音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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