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见证幸福路(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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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作者为美国的塞缪尔·亨廷顿。

塞缪尔·亨廷顿,哈佛大学阿尔伯特·魏斯赫德三世学院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外交政策》杂志发起人与两主编之一,美国政治学会会长。

塞缪尔·亨廷顿,哈佛大学阿尔伯特·魏斯赫德三世学院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外交政策》杂志发起人与两主编之一,美国政治学会会长。

罗列这么一串头衔,主要是表示此君横跨学、政、媒体三界,看问题比普通的学者可能会多一重视角。当然,我是带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批判性地阅读美帝的这本书,并且对书中的观点采取辩证性地、一分为二的态度。

为了不影响大家的判断,本篇不作解读,下述斜体文字均为原文引用。

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它们都包括“价值观、准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

文明虽然是持久的,但它们也在演变。文明是动态的,它们兴起又衰落,合并又分裂,也可能会消失,掩埋在时间的沙丘之中。奎克利认为文明的运动经历了七个阶段:混合,孕育、扩张、冲突时代、普遍帝国、衰败和被入侵。

人们在下述看法上存在着合理的共识:至少有12个主要文明,其中7个文明已不复存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典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5个仍然存在(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

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持下述看法几乎“是幼稚的”:现代化或“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相反,现代化加强了那些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力量。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较多现代化和较少西方化。

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持下述看法几乎“是幼稚的”:现代化或“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相反,现代化加强了那些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力量。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较多现代化和较少西方化。

强大的社会是普世的,弱小的社会是狭隘的。物质的成功带来了对文化的伸张,硬实力衍生出软实力。

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你站在哪一方?”的问题被更基本的“你是谁?”的问题所取代,每个国家都必须作出回答。文化认同的答案确定了该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它的朋友和它的敌人。

认同问题在由大量不同文明背景的人组成的分裂国家中尤其突出。在处理认同危机时,对人们来说,重要的是血缘、信仰、忠诚和家庭。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这是因为:

每个人都有多种认同,它们可能会互相竞争或彼此强化,如亲缘关系、职业、文化、体制、地域、教育、党派、意识形态的等等;

文化认同的日益凸显很大程度是个人层面上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个人层面上的混乱和异化造成了对更有意义的认同的需要;在社会层面上,非西方社会能力和力量的提高刺激了本土认同和文化的复兴;

任何层面上的认同(个人的、部族的、种族的和文明的)只能在与“其他”——与其他的人、部族、种族或文明——的关系中来界定。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着文明的“我们”与文明这外的“他们”;

不同文明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总是产生集团之间冲突的东西:对人民、领土、财富、资源和相对权力的控制,也就是相对于另一个集团对自己所能做的而言,将自己的价值、文化和体制强加于另一个集团的能力。

最后一点,是冲突的普遍性。为了确定自我和找到动力,人们需要敌人,包括商业上的竞争者、取得成功的对手、政治上的反对派。一个冲突的解决和一个敌人的消失造成了带来新冲突和新敌人的个人的、社会的及政治的力量。

在今天更为复杂和异质的世界中,秩序的组成部分存在于文明内部和文明之间。世界秩序要么将建立在文明的基础上,要么将成为空中楼阁。在这个世界上,文明的核心国家是文明内部秩序的源泉,而核心国家之间的谈判则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

核心国家起领导作用或支配作用的世界是一个势力范围的世界,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核心国家发挥的影响被与之拥有共同文化的文明成员国减轻或缓和的世界。文化的共性使核心国家对成员国及外部国家和机构的领导和强加秩序的作用合法化。

盛行于众多亚洲社会的儒家精神强调这样一些价值观: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利和利益居次要地位,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冲突,“保全面子”,以及总的说来,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此外,亚洲人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为单位来计算其社会的演进,把扩大长远利益放在首位。这些态度与美国人信念的首要内容形成了对照,即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以及美国人倾向于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赞成制衡,鼓励竞争,崇尚人权,倾向于忘记过去,忽视未来,集中精力尽可能扩大眼前的利益。冲突的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

不论世界上的几大宗教——西方基督教、东正教、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儒教、道教和犹太教——在何种程度上把人类区分开来,它们都共有一些重要的价值观。如果人类有朝一日会发展一种世界文明,它将通过开拓和发展这些共性而逐渐形成。

因而,除了“避免原则”的“共同调解原则”外,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维护和平还需要第三个原则,即“共同性原则”: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这样的努力不仅有助于减少各文明的冲突,而且有助于加强单一的全球文明。这样的文明可能是更高层次的道德、宗教、知识、艺术、哲学、技术、物质福祉等等的混合体。

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

(未完待续。)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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