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吴晓波、付亚男、吴东、雷李楠
改革开放以来，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后发企业快速崛起，甚至成为了无人区里的探索者。以往对于后发企业追赶的研究聚焦于追赶初期后发企业的学习路径、追赶模式等，随着越来越多的后发企业从追赶者转变为领导者，创新前沿阶段的后发企业战略成为新的研究热点。追赶后期的超越追赶阶段是后发企业突破追赶-落后-追赶陷阱的关键时期，但是鲜有文献探讨超越追赶阶段后发企业的战略行为。
中国后发企业的追赶不同于以往对新兴工业体后发企业追赶的研究，它面临特殊的技术、市场与制度情境。机会窗口理论的研究学者基于行业创新系统的知识与技术体制、需求条件、制度和参与者构建了机会窗口理论框架。学者们将技术、市场、制度3个要素纳入同一理论框架，并指出企业外部机会窗口是渗透主流市场和掌握主流标准的重要机遇，如果错失机会窗口则会继续陷入落后的状态。企业内部创新战略的研究学者认为机会窗口理论过于强调外部因素，忽略了内部创新战略对于追赶绩效的影响。现有研究指出路径跟随型、路径跳跃型和路径创造型3种技术追赶模式的正确选择有利于追赶绩效的提升，知识的探索与利用同样是追赶的有效途径。
基于以上两种观点的整合，部分学者开始将企业外部机会窗口与内部创新战略综合起来研究它们对追赶绩效的影响。已有学者基于整合观点研究后发国家移动电话、存储器、照相机、喷气式飞机、钢铁和葡萄酒等行业的追赶，研究发现不同行业之间机会窗口的开启与类型存在较大差异，后发者由于采取了不同的创新战略进入到了追赶周期的不同阶段。但是他们的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能区分同一行业不同类型机会窗口的影响。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关注机会窗口对后发企业追赶绩效的影响，但是不同类型机会窗口的作用机制研究较少，同时关注窗口类型和创新战略的研究就更为匮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现有机会窗口研究聚焦于国家或行业层面的追赶，缺乏企业层面微观机制的研究，且不同类型机会窗口与创新战略的关系尚未明确。
文献回顾
后发企业追赶
后发者的概念最初是由哈佛经济历史学家Alexander Gerschenkron引入，其研究了19世纪欧洲工业化的历史，尤其关注德国和俄罗斯作为后发者利用先进技术进入产业并获得优势，归纳总结出成功的追赶是由技术动机、持续的追赶战略和制度回应交互驱动的。20世纪以来，以日本以及战后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为代表的东亚国家或地区通过政府驱动进入国际市场和高科技领域，更是为其后发者论点提供了有力支持。Mathews和Cho将Gerschenkron对于后发者的概念由国家层面应用到企业层面，指出后发企业是初期缺少资源、通过发挥后发优势以追赶为目标的模仿者和快速学习者。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企业在出口市场中面临技术和市场的双重竞争劣势，它们属于后发企业范畴，往往通过工艺技术学习与产品技术学习实现竞争优势。后发企业概念在后续研究中逐渐得以完善，Mathews从产业进入、初始资源、战略目的和竞争地位4个维度界定后发企业，将其阐述为以追赶为主要目标的初始资源匮乏但却拥有低成本等竞争优势的产业后进企业。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个产业呈现出网络化、全球化的发展态势，后发企业在与领先企业竞争的过程中如何实现追赶一直是理论界与实践界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追赶最早被认为是沿着固定轨迹运行的相对速度。之后Lee和Lim指出，追赶不仅仅是简单模仿新技术，而是沿着或者超越先行者发展路径实现创造性改进与创新。因此，追赶实际上是后发国家企业与领先国家企业技术与市场差距逐渐缩小的过程。
亚洲新兴工业体的崛起为应用和拓展Gerschenkron的追赶思想提供了较好的研究情境。Miao等通过对东亚国家追赶研究的梳理，指出影响追赶绩效的因素主要可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其中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技术体制与制度环境，内部因素则包括能力构建、追赶战略、追赶模式以及其他组织因素。现有研究指出技术范式转变的产业环境为后发者提供了进入主流市场，超越产业领导者的机会，不断增长的本地市场空间与新兴的市场需求则为后发者追赶提供了竞争优势。关于制度环境的影响机制，大多数研究从国家层面展开，提炼不同国家的后发企业实现成功追赶背后的制度环境共性。不同于外部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国家、产业视角出发，对于内部因素的研究则更多集中在企业层面。Mathews以亚太地区半导体产业为例，从企业内部能力的视角构建了关系、杠杆化利用和学习的3L框架，解释了后发企业通过国际化追赶创造竞争优势的机制；Luo和Tung基于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国际化背景提出著名的跳板视角，并指出此类跨国企业通过国际化扩张获取战略性资源，减少制度和市场限制；Zhu等则从商业模式创新角度研究了中国手机制造业的追赶。尽管Miao等和Lee发现成功的追赶是后发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与企业战略选择的共同作用，然而现有研究中却缺少对影响追赶绩效的多层次机制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