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停滞时期（1950-1970年代）
文化领域遭受冲刷，知识分子被裹挟入暴风骤雨，包括读书会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遭受沉重打击而停滞不前。1978年改革开放后，思想得以解放，对近代读书会的介绍与回忆开始见诸报端。1979年4月提出读书无禁区的《读书》杂志创刊，遂成为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推手。在杂志创刊前的编辑部座谈会上，于光远发表《怀念读书会 组织读书会》讲话，回忆了抗战时期在上海、北平、天津、广州、延安等城市中读书会的开展及亲身参与情况，认为读书会是集体学习的一个好形式，应该把组织读书会的工作抓起来，首次提出读书会与研究会的区别：研究会主要是研究新问题，带有提高的性质。而读书会为的是学习，带有普及的性质。该讲话获得与会人士普遍赞同，甚至提出刊名读书会的设想，表明近代读书会的价值再度为社会所认可。
2.3 回忆为主时期（1980-2000年代）
于光远对抗战读书会的追忆触发了诸多人的记忆，如陈起霞深感触动而在1980年发表文章对抗战时期读书会的组织形式等进行了回忆。回忆性文章继之层出。安闽等对福清读书会的介绍，宋锐对广东省立雷州师范学校求真理读书会的介绍，郝任夫等对新民读书会的忆述。除学术刊物外，此类文章更多刊载于我国各级政协所编文史资料汇编、各省市文化局所编进步文化史料汇编、各地党史办所编党史资料汇编等文献中，且至今仍不断在刊发，据对浙江省内创办的近代读书会初步调查显示：有文献记载的读书会至少149个，其中文史资料等文献中记录有91个。尽管此类文章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但表明近代读书会已再度进入学者视线。1990年代始，我国台湾地区读书会实践与理论并行，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其中邱天助梳理了台湾读书会发展历史，认为台湾最早的读书会可追溯至1923年台北青年读书会，是为我国近代读书会区域性溯源之首例。
2.4 发展时期（2010年代以来）
2010年代始，在阅读推广如火如荼开展下，我国大陆地区读书会创办如雨后春笋，相关研讨会亦展开，尤其自2014年始读书会发展论坛持续召开，引起图书馆界、阅读界、出版界、教育界及党政机关的重视，从理论、管理、功能、虚拟等多角度探究当代读书会。近代读书会亦引起学者重视，从回忆与介绍发展至学术研究，在个案研究、群体研究、宏观研究上均有所突破。
个案研究。即对某一读书会的专题考证或研究。群体研究，即对某一标准划分而成的近代读书会群体的研究，主要有钟放对伪满后期高等学校读书会的组织方式、政治倾向、书籍来源及历史贡献的研究，陶善耕对共产党主导的河南早期读书组织的考证，樊宪雷对进步读书会在革命时期的价值的探究，杨云舒等对民国时期儿童读书会在组织运作、活动开展中的实践、经验和成效的研究，赵俊玲等对民国时期图书馆读书会的发展分期、核心活动、功能价值的探讨。
宏观研究。即从整体上对近代读书会的研究，如黄晓燕梳理近当代读书会发展概况，认为我国近代读书会最早创办于1919年、1920年主流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1930-1940年绝大部分与政治相关；苏全有等探究了民国时期读书会产生原因、命名类型及发展趋势，通过分析《申报》（1921-1948）出现读书会一词之频率，指出读书会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渐趋冷寂；李蕊探究了民国读书会的产生原因、运作管理等，认为读书会具有社会教育功能，承办者主要为图书馆、书店、报社和学校。
3 我国近代读书会研究存在的问题
3.1 存在问题
已有研究是对我国近代读书会价值的肯定，为近代读书会研究、近代阅读文化研究增添了色彩，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开端，但研究刚起步还很薄弱。
一是当前研究仅触及近代读书会的冰山一角。就我国近代读书会的发展而言，早在维新时期戊戌学会风潮中，关学会等学会办报藏书、推荐书籍、交流读书心得，已具近代读书会早期雏形。清末阅读社掀起高潮，不仅更多社团组织了读书读报活动，并具固定时间、阅读主题、组织规程，成为一种非正式组织性读书会议，且新军当中已有读书会组织--1906年，蓝天蔚在新军32标内成立读书会。至辛亥结社热潮，读书会已见诸报端，如浙江省德清县同德读书会已活动数年，至1912年会员已遍及杭州、桐乡、海宁诸地。经五四结社高潮助推，至1930年代前后读书会呈井喷状，不仅有公益性、学术性、政治性、宗教性等，亦有商业性--光华书局、泰东书局、开明书店等出版机构借鉴国外书业做法，创办了一批以推销本版书为主要目的的读书会。甚至如现代书店者，还对读者进行细分，创办了现代读书会、现代妇女读书会、现代儿童读书会等多种类型读书会。这些读书会以会员制和打折让利方式运作，虽以盈利为目的，但实际成效上亦推动了社会阅读。因此，无论是近代读书会的最早出现，还是类型与数量，已有研究仅触及冰山一角，更遑论将近代读书会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对其进行整体性、关联性、深入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