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妹在北京一所985大学读研后，顺利进入一家国字号集团，开启职场生涯，如今已有两年。每次见面，她总会诉说对公司人事方面的不适应，总会抱怨职场没有校园单纯……
我笑了，人的本性，总是习惯于呆在舒适区内，但生活就是这样，总得朝前走，向上成长。再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即使留在高校，人事繁杂，也是规避不了。就说我们熟悉的杨绛先生，当年在四十不惑的年纪，不照样遭遇职场危机吗？
杨绛，1911年出生，东吴大学本科毕业，接着考入清华读研究生，后与夫君钱锺书一同留学英法。
1949年夏，杨绛夫妇得到清华母校的聘请，从上海到达清华，开始在北京工作。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杨绛夫妇都调任文学研究所（简称文研所）外文组的研究员。
杨绛说，当时我在清华上课时，已设法少讲文学而注意语法。而细讲语法，学生感兴趣。
其实，她还有一句含在嘴里未说，那是在一次学校大会上，有一不认识的女生上台控诉她的“罪行”，说她上课“只讲谈恋爱”等等。
即便身上有一百张嘴，都无法解释这种断章取义，不提也罢。最后，杨绛“身价倍增”，直接上了《人民日报》，被点名批评。
想想看，那时清华的老师们，经历了各种运动，谁都怕教书。
杨绛，也暗生欣喜。能够逃脱所谓的“控诉”，转而研究文学，不知有多少人羡慕她呢。
可是没想到，杨绛自从进入文研所，到改属社科院，二十五年间，从头到尾，始终都是一个零。这职场生涯，真够憋屈滴。
1953年2月22日，文研所成立，周扬、茅盾、曾昭抡等相关部门领导到会贺辞。会后就餐，一共三桌，杨绛作为文研所成员，负责招待第三桌北大、清华的教授们。没想到，当她经过第一桌时，周扬向她点头，并拍拍身边的空位，招她坐下。
当时的周扬，是主管国内文化战线的“文艺沙皇”，大权在握。杨绛觉得不理，也是无礼，于是侧身暂坐。其实，这个空位是文研所所长郑振铎的位置，当时的他，正在致辞。
周扬以关切的态度，询问杨绛目前的工作。杨绛作答，其实她的内心一直想找个借口抽身。毕竟，这是主桌，作为职责在身的她，负责主持的可是第三桌。
这时，在第二桌的副所长何其芳（诗人，记得在中学课本里，还有他的诗作《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说：“这边桌上，还缺一人！”杨绛明白，这是何所长在唤她赶快归位呢。
说时迟，那时快，本在主桌的一位同事，见杨绛与周扬谈话，便去了第三桌占据她的位置。想必那位同事也是善解人意，一个萝卜一个坑，毕竟郑所长致辞后，要回到主桌的。
这下，杨绛尴尬透了，只得坐在周杨与郑所长之间……
在文研所，虽说郑振铎是正所长，但他身兼多项职务。实际上，他只是个挂名。所里的大小事情，从机构设置，人员调配，工资定级，均由副所长何其芳一手掌握。
后来的杨绛，自嘲道：“我一入所，就犯了一个说不明白的错误，成了一个媚首长的资产阶级女性！”
都说，万事开头难。第一天吃饭，杨绛的所作所为，就得罪了副所长。
当时的状况，“资产阶级”，可是贬义词；再加上“谄媚”二字，情何以堪？字字诛心。
这不，会后的第二天，周扬接见文研所的部分研究员，唯独没有杨绛。（钱锺书当天已进城，开始英译毛选工作）
她是之后读到《简报》后，才得知的。何所长为昨天入席的事，颇为不快。
领导生气了，事情很严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入领导法眼的人，自然大家都会避而远之。别提什么高知单位，杨绛遇到的实情就这样。
外文组内，又分若干小组，没有一个小组肯接纳杨绛。
杨绛是所内唯一的“正研“（正研究员），好几位女副所长都是”副研“，但什么都没她的份。杨绛猜测，大概她不是党员的缘故，是领导目中的”外人“。
1953年9月，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文研所的研究员均为大会代表，唯独杨绛夫妇不是。
外文组集体编写《西洋文学史》，不参与者，仅杨绛一人。
种种的不公境遇，搁一般人，怎么总得找领导说叨说叨，凭什么我是正研究员，对我置之不理，视而不见？
但杨绛很能沉住气，不让参加就不参加，乖乖地不闻也不问。她只争取加入现代组，因为要读新出的书。副组长敷衍她，让她读后做个报告。一两次后，杨绛就不做了，让我读书就行，别无所求。
自此，杨绛披上”隐身衣“，不争不抢是她的保护色，努力上进是她的真性格。
1954年，杨绛翻译完成47万字的《吉尔.布拉斯》，并在《世界文学》分期刊出，获得主编陈冰夷在年终大会上的表扬。
不会忘记，杨绛做注释时，特别认真。甚至曾为一个注，将希波克拉底的《古医学》全书读完，只为内容的详尽。
至此，杨绛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发热发光。既然别人看不起我，我就要更加地珍惜自己。她很清楚，自己要什么，该如何走自己的路。在她与世无争的背后，是别人看不到的忍耐与坚持。不提委屈，不说苦楚，只为沉得住气，完成自己的使命。
文研所的同事中，看不起杨绛的人，也认为她的译文好，觉得她有一技之长。因此，杨绛又得到翻译《堂吉诃德》的工作。
重译《堂吉诃德》，这是杨绛很想翻译的书。杨绛买到的《堂吉诃德》原文，上下集共八册。1966年文化大革命，她翻译到第七册，译稿被红卫兵没收了，直到1970年6月才发还。
稿子发还后，杨绛觉得好像一口气断了，接续不下，又从头译起。
翻译工作是没有弹性的，好比小工铺路，一小时铺多少平方米，欠一小时就欠多少平方米——除非胡乱塞责，那是另一回事。如果精神好，杨绛就超额多干；如果工作顺利，就是说，原文不太艰难，她也超额多干。
超额的成果，杨绛留作“私蓄”，有亏欠可以弥补。攒些“私蓄”很吃力，四五天攒下的，开一个无聊的会就耗尽了。所以杨绛才能在早作晚息攒“私蓄”，要求工作按计划完成。便在运动高潮，工作停顿的时候，她还偷工夫一点一滴的攒。《堂吉诃德》的译稿，一部分由涓涓滴滴积聚而成。
1976年底全稿译毕。《堂吉诃德》未经西语编辑审阅，只杨绛自己校了四遍清样，于1978年3月出版。
《堂吉诃德》，前前后后竟经历了整二十年时间！
而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直至目前还是最好的版本。
沉稳淡然的性格，特有的专注与执着，在时间面前，杨绛用自己的实力为自己发声。
1953年，文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到1977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二十多年，杨绛始终把自己看作是零。虽然是零，杨绛很自得其乐，因为她可以悠闲地观察世事人情和她自己的内心，这样就能更深入、更真切地体味到人的本性。
是的，你不需要和任何人比较，只要把握住自己的节奏，按照自己生命的韵律前行，最终达到他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论语》有云，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我们从杨绛先生的经历中，可以看到，但凡沉得住气的人，总会迎来柳暗花明；但凡沉得住气的人，其实都是大智慧。以此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