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光伏成为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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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光伏》一书发行,一时洛阳纸贵。电子出版社的王天一给老红寄了一本,扉页还有作者刘家琦的签名。

因为眼睛的问题,老红已经多年不读书了,接触到的几本光伏产业书籍,也只能是浏览。可《大国光伏》一上手,老红就再也没能放下,直到读完。心想,至少还要再读一遍。

写一个企业的好书,老红读过不少,写一个产业的好书老红还没读过,好像这类书也不多,因为写一个产业比写一个企业难多了。老红佩服《大国光伏》的作者,能用那么简单的逻辑理清那么复杂的光伏产业过去,让中国光伏从生涩的词汇变成生动的故事,让你想不思考都不行。

《大国光伏》真正抓住老红眼球的,是“前言”三个“谜团”中的第一个:“为什么最终取得晶硅光伏产品全产业链领先地位的国家却是中国?”

这个问题老红已经想了五六年,在每年的关注问题提纲中,排在前面的一定是“为什么中国光伏成为世界第一?”,因为这是中国光伏最需要、最值得回答的问题。可老红一直没找到满意答案。

为了回答问题,王天一说《大国光伏》走了很多路,做过60多万字的采访。老红也曾想去走访历史,也曾多次、多角度地罗列提纲,和《大国光伏》想问的问题一样,但回答的逻辑不一样。老红想通过采访关键人物,提炼出“中国光伏跨越式发展的XX个关键时刻”这本书。这事儿想了无数遍,最终还是在“懒惰”这站下了车。

“为什么中国光伏成为世界第一?”,或者说为什么别人都退步了唯独你进步了?老红想了许多年,罗列了许多要素:补贴,技术,资本,管理,时运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这些要素各个光伏大国都具备,甚至比中国更具备,所以一定存在一个中国有、别的光伏大国没有的要素,这让老红一直好奇不已。

日本是成功发展光伏事业最早的国家,后来衰落了。“2003年,夏普占据了全球市场份额的30%,这是自1988年光伏行业有统计至今单一企业所占有过的最高的市场份额”,《大国光伏》接着说:“到了2007年,夏普的全球市场份额缩减到10%一下,此后长期徘徊在百分比的个位数。夏普停滞不前的原因大抵可归结为以下三点。”

此时,老红的目光长时间地停留在了“第一个原因是,夏普、京瓷等日本企业重视产品质量且成本高昂,不愿意在节约成本的环节上进行妥协”这段话上,脑海中出现的却是刚才在写《晶科“有两把刷子”》时总结的那句话:“符合光伏产业产品‘不求最好但求性价比最优’的阶段性标准”。

老红突然意识到,“不求最好但求性价比最优”应该就是“中国光伏是如何成为世界第一的?”问题答案!

光伏一定是未来最主要的能源形式,但在早期,它的高成本、不稳定决定了它难以与传统能源相竞争,如何用最短的时间战胜传统能源,就成为光伏产业发展最核心的问题。“重视产品质量且成本高昂”一定实现不了最短时间,只有“不求最好但求性价比最优”才能实现最短时间

举目世界,谁能做到光伏产品“不求最好但求性价比最优”?只有中国

早期的日本、后来的德国和美国,都比中国做光伏早,都有着最丰厚的补贴、最成熟的资本环境、最先进的技术水平、最强大的加工能力和最经典的企业管理,它们可以做出技术最先进的光伏产品,也可以让市场接受最高的价格,但是他们却做不到最快实现性价比最优。就像德国的光伏补贴带来居民用电价格涨了将近一倍,美国的光伏投资税收抵补已经“补”了20年,去年又被延长了10年。只有中国具有做到“不求最好但求性价比最优”的工业基础和社会认知环境,于是中国光伏赢了。不仅产品占据了全球80%以上的市场份额、技术反超,而且还看不到谁能改变这一局面。

过去的光伏发展过程,证明了老红的判断。《大国光伏》这样写道:“施正荣说:我回国所选择的技术都不是我在国外学到的最先进的技术……施正荣选择了低成本、最适合中国生产、能最快能实现扩张、可靠到足以获得国际认证的技术路线”。

当前的光伏技术路线选择,也证明了老红的判断。2023年晶科终于在四年之后重新夺回全球组件出货第一的地位,并且取得了别人望尘莫及的155%的利润增长幅度。晶科凭什么?凭选择了Topcon。进入N型时代,光伏企业面临最痛苦的抉择,是选择Topcon?还是选择HJT?又或是选择BC?选择BC,转化率最高但成本也最高,选择Topcon,转换率不是最高但成本也不是最高,选择HJT,转换率和成本都是居中。结果Topcon赢了,目前占据了60%的市场份额,它赢在“不求最好但求性价比最优”。

过去老红还关注一个问题:光伏的成功能不能复制到中国其他产业?现在看,能复制的不多,因为只有在需要快速解除补贴压力的行业,“不求最好但求性价比最优”最迫切。这一中国光伏的成功之道,未必适合许多产业。

当前,说“打死也想到中国光伏发展会如此辉煌”的人很多,但是能回答为什么能如此辉煌的却不多,《大国光伏》对这一问题做了最努力的回答,它回答的真好。

红炜

20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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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7 14:18

以19世纪初在波士顿进行的茶叶贸易为例,除了到达目的地中国广州采购茶叶时进行补给,美国商船在将近22个月的航行中不靠岸补给,水手们只以雨水及腌肉果腹。相对地,欧洲商船一般会停靠几个港口,以便补给淡水与新鲜食物。这种艰苦的航海生活,让美国商人的茶叶比英国商人的每磅便宜5分钱,取得价格优势,进而扩大了市场占有率。至于为什么美国商船建造质量不良,托克维尔在访问一个美国水手后豁然开朗。那位水手理直气壮地说:“航海技术进步得这么快,船只可以用就好,质量不必太高,反正用坏了就换。”看到美国商船狂热追求速度及拥抱风险的行为,托克维尔当时就大胆地预测:“美国商船的旗帜现在已经使人尊敬,再过几年它就会令人畏惧……而我不得不相信,美国商船有一天会成为全球海权霸主。美国商人注定要主宰海洋,正如古代罗马人注定要统治全世界一样。”如同托克维尔所预言的,百年之后,美国果真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强权。——摘自上述同一本书

04-07 14:15

远在1835年,年轻、才气纵横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中提出一个问题:当时欧洲和美洲之间的贸易,为什么大部分被美国的商船所垄断?他的答案是:美国商船渡海的成本,比其他国家的商船低。但是,欲进一步解释何以美国商船有这种成本优势,可就有点困难了。美国商船的建造成本不比别人的低,而且耐用时间比别人的短。更糟糕的是,美国商船雇用船员的薪水还比其他国家的商船高,表面上看来真是一无是处。托克维尔却认为:美国商船之所以拥有较低的成本,并非是因为它有有形的优势,而必须归功于美国水手心理与智力上的优势。
为了印证这个论点,托克维尔在书中生动地比较了欧洲水手与美国水手航海行为的不同。欧洲水手做事谨慎,往往等到天气稳定时才愿意出海。在夜间,他们张开半帆以便降低航行速度;进港时,他们反复测量航向、船只和太阳的相对位置,力避触礁。相较之下,美国水手似乎爱拥抱风险。他们不等海上风暴停止就急着拔锚启航,日以继夜地张开全帆以提高航行速度,一看到显示快靠近岸边的白色浪花,就立刻加速,准备抢滩。这种不畏风险的航海作风,使得美国商船的失事率远高过其他国家的商船(这种风险颇能解释为什么要支付水手较高的薪资),但确实能缩短飘洋过海的时间,并大幅降低成本。——《财报就像一本故事书》,作者:刘顺仁

04-07 14:32

托克维尔的观点绝对是进步的。现代会计学界的研究指出,对企业的经营而言,无形资产比有形资产更为重要。19世纪时,美国商船的竞争力主要来自他们的企业家精神。他们绝对不是冒无谓的风险,如果没有这种实事求是、无惧沉船的精神,要如何与欧洲经验丰富的水手、设备精良的商船竞争?又如何能以些微的成本优势,在大西洋的贸易战争中胜出?
美国水手所拥有的无形资产,是他们身为新兴民族自然流露的敢于冒险犯难的性格,并不需要额外的投资。然而,现代的企业若想拥有高竞争力的无形资产,必须进行系统性、持续性地投资。例如虽然企业用于研究发展的支出因其未来效益的不确定性很高,在财报中被归类为当期费用而不是资产,但研发活动确实是创造无形资产的重要来源。著名的会计学者莱夫(Baruch Lev)曾估计,每1元的研发支出,在未来平均可产生20%左右的投资报酬率,效益能延续5到9年。因此,为了加强竞争力,国际级企业莫不积极从事研发活动。因此,所谓企业经营的“磐石”,长期来看,其实不是财报上的现金、土地、厂房、设备,离开了企业家精神和良好的管理制度,有形资产便很容易变成“流沙”。不论是有形资产还是无形资产,它们的价值都建立在“未来能为企业创造实质的现金流量”之上。对这个观点,本章稍后将进一步阐述。——摘自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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