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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集团大手笔发现金意欲何为？
最近，方大集团堆现金墙发奖金霸占了整个社交平台。对于方威主席这种高调行为，众说纷纭。我倒是想到经济学中的坏小孩定理，也称贝克尔定理，是经济学家贝克尔在分析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所谓的“坏小孩定理”，意谓为人父母者对于子女都具有“利他心”，都会为子女的利益和幸福着想，虽对不同的子女会有程度上的区别，但基本上都会为每个小孩的利益着想。不过，为人子女者却往往有“自私自利”者，贝克尔就称这些只具“利己心”却没有“利他心”的子女为“坏小孩”。
这个定理的关键是父母有慈悲为怀的利他心。
依此定义，坏小孩不但不会为其兄弟姐妹的利益着想，也甚至不会顾及父母的利益，甚至于为了自己的利益还会侵害兄弟姐妹和父母之利。但奇怪的是，这些坏小孩也会努力使整个家庭的总产出或总所得增加，只因利他心的父母会将好处分给众子女，如此，为了自身利益，这些坏小孩也会表现得好像具有利他心的乖小孩一样，因为家庭总所得的增加，他们也有利。 这个定理的涵义可明确地陈述如下：家庭中的子女中有些天生就只顾到自己的利益，而为人父母者都有对所有子女利益着想的利他情怀，因而会将全家庭的利得“分享”给众子女，不论该子女是否属于只具利己之心的不孝子，如此一来，由于家庭所得愈多，子女所分到的也将愈多，于是纵然是坏小孩，也会努力提高家庭所得或总产出，也就是说，其内心是自私自利的，但表现出来的行为却像是拥有利他情怀者。这个定理的关键是父母有慈悲为怀的利他心。
贝克尔采纳了个体理性这一传统经济学概念。理性的行为者被假定为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最大化其效用函数。但是在贝克尔的分析中，“效用函数”与“有效资源”都是在非传统的意义上给出的。对利己主义者i实施帮助的利他主义者b的效用，被假定为不但是b自己消费的函数，而且也是i消费的函数。而且，类似的，b的有限资源，即“基本的”预算约束，被贝克尔称为社会收入。社会收入不仅由b自己的收入组成，而且也由i的收入对b的价值组成。在这一设置下，如果b能向i转移货币而没有任何货币损失，那么当b向i转移足够的货币，从而使b自己消费的一个小的改变正好与i的消费改变有相同的边际效用时，就达到了一个均衡。贝克尔从这个分析推断出来的理论结果就是著名的“坏小孩定理”。该定理说，事实上，利己主义的“坏小孩”i可能被“大父亲”（b）的利他主义所诱导，仿佛i也是利他主义的。因为从i自己（利己）的利益出发，可以预期到b倾向于以这样的方式转移（给定b的利他主义）以至于b的处境也得到改善。这就不仅增加了b的“主观效用”，而且也通过i的行为改善了b的“客观”收入。 坏小孩定理可被认为是包含两个相关的结果。第一个结果与坏小孩（i）在预期到父亲（b）的利他行为时的表现有关。第二个结果与利他者父亲获得的“客观”利益有关。
启示：企业家必须是利他主义者
在企业中员工可以被比作“坏小孩”，因为他们都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在给定员工是利己主义者的前提下，如果企业家也是利己主义者，那么，在企业中就会陷入“囚徒困境”。通过合作或利他主义的行事，双方都能移动到A方框，这时结果对双方都会更好。这就需要企业家首先是一个利他主义者，作为企业的决策者从企业文化的角度来看，不仅仅要推动技术创新，更要扩展为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在制度与文化创新中，企业家为每一种制度的每一次演变提供文化上的阐释，赋予其企业文化的意义。只有发挥企业家的个人魅力，利己主义的员工（坏小孩）才可能被企业家（大父亲）的利他主义所诱导，才可能达到方框A的均衡，形成一种最优的企业文化。企业家的利他主义可以看做一种敬业精神，作为企业家，必须突破“小富即安”的精神幻觉，永远追求出类拔萃，全身心地专注于塑造企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最终形成企业前进的强大推动力。
韦伯早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企业家敬业精神做过阐述，即所谓的“天职”，是西方社会里企业家敬业精神的一个来源：“这种需要人们不停地工作的事业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了。事实上，这是唯一可能的动机。但与此同时，从个人幸福的观点来看，它表述了这类生活是如此的不合理：在生活中，一个人是为了他的事业才生存，而不是为他的生存才经营事业。对于当前的中国企业家来说，迫切需要树立一种敬业精神，把经营企业当做自己的长远事业。企业文化一定程度上是领导人文化，成功的企业文化总是和卓越的领导人联系在一起。就像没有汤姆斯·约翰·沃森就没有IBM文化，没有克洛克就没有麦当劳文化，没有张瑞敏就没有海尔文化等等。领导人在企业文化中居于关键地位，企业员工是共同的奋斗者，领导人不同的个性造就了企业文化的缤纷异彩。领导人在企业文化担负着整合、变革、倡导、示范的作用，不但要建设，更要变革和创新。
综上，伟大的企业需要伟大的企业家，显然，方威就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