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希尔哈撒韦(BRK.A)$ $伯克希尔-哈撒韦(BRK.B)$
《巴菲特致股东的信》历来是众多巴菲特追随者的经典学习范本，其中体现的大师投资理念值得投资者反复研读。本博客从4月11日起连载《巴菲特致股东的信》，每日两篇，期待能对投资者有所帮助。
巴菲特致股东的信 2006
以下是这个事业群中几家表现显著的公司：
包柏萧(Bob Shaw)是非凡的创业家。身为萧氏地毯公司创办人的他，把公司扩展为全国最大的地毯制造商。去年，包柏萧在他75岁时，决定退休。接任者是31岁的萧氏地毯老手－贝尔（Vance Bell），且深受包柏萧的推荐。就像以往一样，包柏萧做了正确决定。虽然房市走疲，使得地毯事业的发展也跟着迟缓，然而萧氏地毯公司依旧是伯克希尔的主力事业，贡献了可观的盈余。
迈铁（MiTek）是屋顶椼架连接工具的制造商，伯克希尔在2001年收购迈铁，目前该公司也拓展成迷你集团。不过事实上，以目前的发展速度来看，很快地，以“迷你”一词来形容迈铁，将变得不恰当。当初收购迈铁的金额为4.2亿，我们以9%的利率，融资了迈铁2亿美金，并且买下价值1.98亿美金的股票（以每股1万美元的价格购入）。另外，55名员工以2200万的美金购入2200股。每名员工和我们付出的价格一样，并且大部份的人是用借钱的方式完成。
这些员工都十分庆幸自己做了这个决定。五年后迈铁的销售额成长3倍，并且每股价值也成为71,699美元。尽管它收购了14家公司，斥资2.91亿，迈铁目前还可以还清所有积欠伯克希尔的债务，并且还拥有3500万现金。我们在7月时欢庆收购5周年纪念，我告诉经营团队如果迈铁的股价超越了伯克希尔的A型股，那对伯克希尔来说，还真的难为情。各位，如果此事成真，千万别感到惊讶（虽然芒格跟我试着把伯克希尔的股票推向目标）。
不过并不是所有伯克希尔事业的获利都提升了。当产业的基本面崩坏时，有才能的管理阶层，仅能试着减缓其衰退速率。最后，逐渐崩坏的基本面会战胜管理人的智能。（就像一个有智慧的朋友曾经告诉我：“要当一个好的事业家，那就要确定从事的是好事业”）。报业的基本面绝对是每况愈下，如此的情势使得伯克希尔水牛城日报（Buffalo News）的获利下降，而且还会持续下去。
我跟芒格还年轻时，在美国经营报业可以很轻易获得可观的获利。就像某位不太聪明的发行人名言：“我的财富，来自于美国社会的两大支柱：独占、及重用亲信。”。在某家报社垄断的城市中，报纸即使内容差强人意，甚至是管理上的无能，都还是能创造获利。
产业的迟缓可能仅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在20世纪大部份的时间中，报纸是美国大众主要的信息来源。不管主题为体育、财经，或政治，报纸都有至高的地位。另外很重要的是，报纸广告提供最简单的征才机会，以及了解镇上超市商品价格的管道。
绝大部分的家庭感知到报纸对日常生活的重要。但是可理解的，大多数的人每天并不需要第二份报纸。广告客户喜欢找发行量最多的报社，并且也希望找到读者会喜欢广告、及新版面的报纸。如此的循环，导出一项报业的丛林生存法则：“抢得先机者，才能生存。”
如此一来，当两家或更多报纸共存于主要大城时（一个世纪以前，这个现象相当普遍），通常抢在前头的报社将会成为最后的赢家。而当竞争期结束时，报社在广告及报纸的定价上能有更大的自由。一般而言，广告客户及读者的成长率每年增加，而获利也源源不绝。对报社业者来说，这曾是获利的天堂（economic heaven）。（有趣的是，虽然报纸定期或通常提出一些让人不以为然的获利报告，比如汽车产业或是钢铁业。但却从未教育大众，报社自己点石成金的状况。唉….）
但我早在1991年的股东信，就认为这种不受经济景气影响的状况，正在改变。我写道：“媒体事业….最后将发现其营运结果，将比我、整个产业、或是债权人（lender）几年前所预期的好景，逊色不少。”有些报社对我这番评论、或后来陆续出现的警告感到不悦。而且，愿意接手报业资产的人仍络绎不绝，以为其仍是不会坏的吃角子老虎机器。事实上，许多在报业定期记录、及分析重要国际事件的聪明经理人，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不是视而不见，就是装作无所谓。
然而，现今所有的报社老板都了解到他们渐渐地在这场“眼球争霸战”中败阵下来。简单来说，如果传输缆线、卫星，以及因特网比报纸早诞生，那么也许根本就不会有报纸了。
利普西（Stan Lipsey）把水牛城日报经营得相当有声有色，并且我也对苏立凡（Margeret Sullivan）编辑，感到无比骄傲。水牛城日报在报纸市场的渗透率，比起全国其它报纸都来得高。在财务营运方面，即使水牛城的人口及商业趋势并不是很好，水牛城日报也仍旧比其它大都会的报纸来得优异。不过，营运还是面临无情的压力，最后获利率持续探底。
当然，我们在水牛城拥有领导地位的网络新闻事业，并且这将会持续吸引更多浏览者及广告客户。但是，报纸网站的经济潜力，充其量仅是过去报纸垄断荣景的一小部份。因为网站提供了许多免费的信息及娱乐选择，并且只要用鼠标一点，就把浏览者送走了。
但对当地居民来说，发行当地专属的报纸，就像是当地拥有运动球队一样，可以马上吸引目光。一般来说，也就是拥有力量及影响力，可以减少许多的铜臭味。更甚之，对市政有热情的人或是富人，可以感受到当地的报纸服务乡里。这就是为什么基威特(Peter Keiwit)，经营奥马哈报纸超过40年的原因。
我们常常看到非经济考虑的个人报社买主崛起，就好像许多收购运动特许权的买主一样。但是向往进入新闻界的大亨们可要当心，因为没有原则显示报社的盈余不能低于支出，也没原则显示亏损不会愈演愈烈。经营报社的固定成本很高，并且当发行量减少时，那还真是坏消息呢。在报纸重要性降低的同时，心理上对拥有报社的价值也会减损；反之，拥有运动特许权的价值却还保有一样的地位。
就像先前说的，除非面临不能改善之现金流出困难，否则我们还是会坚持经营新闻媒体事业。芒格和我热爱报纸，我们一天都要读5份，再加上我们相信：自由、精力旺盛的新闻媒体，是维持民主的关键要素。希望纸本印刷及网络的结合，可以规避报纸的末日。伯克希尔也会与水牛城一起努力，发展成一套持续经营的商业模型。相信最后的成功将会是我们的，只是报业获利可观的岁月已经逝去。
出售及管理分时持有飞机群之网络喷射公司(NetJets)有明显的成长。该公司的成长从来不是问题，其营收自1998年自伯克希尔收购以来，已经成长596%，但在获利方面却十分不稳定。
我们于1996年进军欧洲，成本支出可说相当可观。在欧洲营运5年后，总共获得80个客户，但在2006年年中，累积的税前损失仍达到2.12亿美金。不过目前欧洲方面的需求暴增，2005-06年网络喷射公司就增加了589名客户。在布斯(Mark Booth)精明的领导之下，网络喷射公司在欧洲终于转亏为盈，我们期待如此的经营态势可以延续。
2006年美国方面也经营得不错，使得全球的税前盈余达到1.43亿。即使在06年的第一季出现0.19亿的损失，但以整年度来看，还是缔造佳绩。如此由亏转盈的营运成绩，当然和布斯一起努力的圣图利(Rich Santulli)也有功劳。就像是其它伯克希尔的经理人，圣图利并不为了钱而工作，但实在令人看不出来。他确实精力旺盛，负责管理营运、交易成交，并来回穿梭世界各地，以持续拓展本来就相当庞大的市场，让网络喷射公司可以超越对手。今日，网络喷射的机群价值，已经远远超越前三大3家竞争对手的总和。
网络喷射公司之所以能鹤立鸡群，是因为它提供了极致的安全及服务。在伯克希尔，及许多我们的子公司里，网络喷射公司的飞机是不可或缺的商业工具。而我、我的家人，以及伯克希尔董事会成员，也有和网络喷射公司签下私人用途的合约（我必须要说，我们并未享有折扣）。一旦你接受过网络喷射的服务，再回去坐一般的商用客机，好像又回到过去一样，凡事只有自求多福。
政府管制的公用事业
在伯克希尔拥有86.6%股权的美中能源控股公司(MidAmerican Energy Holdings)旗下，包含许多不同种类的公用事业的营运。其中最大的分别为：(1) 约克夏电力公司(Yorkshire Electricity)与北方电力公司(Northern Electronic)，经营涵盖的370万电力用户，让其成为英国第三大的电力供应者；(2) 中美能源(MidAmerican Energy)，主要供给爱荷华州706,000电力用户；(3) 太平洋能源(Pacific Power)与石山能源公司(Rocky Mountain Power)，主要供应范围涵盖美西六州170万电力用户；(4) 柯恩河(Kern River)与北部天然气(Northern Natural pipelines)，供应全美8%的天然气销耗。
我们在中美能源控股的经营伙伴是史考特（Walter Scott）与其它两位非常杰出的经理人，苏格尔(Dave Sokol)与埃布尔(Greg Abel)。在合伙的双方，握有多少股权并不重要；只有在理智地思考后，取得意见的一致后，我们才会做出重要的决定。在与他们几位共事六年后我超越原先的认知：他们真是伯克希尔万中选一的好合伙人。
与亮眼成绩稍微不搭调的，就属中美能源旗下的美国家庭服务公司（HomeServices of America），也是美国第二大的不动产中介业者。这家公司经营20多个地区性品牌、拥有20,300位动产经纪业务人员。但尽管其去年进行两个收购案，房屋总成交金额却下降了9%，达到580亿美元，获利也缩水50%。
近年来放款质量的低落，是造成住宅不动产交易减缓的因素之一。而“可任意选择”的合约、以及“可笑”的利率，使得借款人可以在贷款的头几年，以远低于正常利率的利息偿还。在几乎没有要求的状况下，自然没有什么贷款人会违约，如一些尖酸刻薄的说法：“不断循环的贷款，因为收不到钱，所以没有损失可言。”但是未交的利息，却会滚入本金，使先前付出不正常利息的房贷户，在后来每月超高的利息负担中，不支倒地。如同史卡雷特．欧赫拉（Scarlett O’Hara）的“明天的事明天再担心”现象，对许多屋主来说，所谓的“明天”已经到来了。所以，此一后续效应，势必在美国家庭服务公司的几个市场中浮现。
话虽如此，但我们还是会继续寻觅其它的不动产中介事业当收购标的，因为相信十年后，美国家庭服务公司必然将远超过目前的规模。
以下是中美在营运上的关键数字：
*包括了伯克希尔所得的利息 (所有相关所得税后的净额), 分别是2006年的$87，和2005年的$102.
财务及金融商品
各位一定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我本人更高兴）：这将是我最后一次，在股东信中提及通用再保险公司，在衍生性金融商品业务的亏损。伯克希尔从2002年初开始，将23,218个在外流通合约，逐渐予以处置到去年只剩197个，而此部分事业的税前亏损达4.09亿美元（但2006年只产生500万亏损数字）。芒格表示，如果我们在2001年的资产负债表中要对这4.09亿下批注，那可能会是“直到最后，才知没有(Good Until Reached For) ”。总而言之，这句改编过的莎翁台词，会是此衍生性金融商品业务的最佳墓志铭：“只要能结束都好（All’s well that ends）。”
同时，我们也结束对价值资本公司（Value Capital）的投资。因此在此部份的报表中，这两个事业的盈余或损失，都不会再出现在未来的报表中。
克雷车屋在组合屋制造市场的表现颇反常，在去年创下自1962年来最低的销售量。的确，此产业去年的销售数字只达到1999年三分之一的水平，而撇开克雷车屋的表现不谈，我对这个产业在2006年是否有赚到任何钱感到怀疑。
克雷车屋创造5.13亿税前盈余，并且支付伯克希尔另外0.86亿，作为伯克希尔融资克雷车屋100亿美元的分期偿还款项。伯克希尔健全的财务体质，虽然帮了克雷车屋帮助不少，但企业成功幕后的真正推手要归功于凯文克雷顿（Kevin Clayton）。凯文对此事业不但了解透彻，并且也身兼理性的决策者、与合作愉快的工作伙伴。透过收购所带来的成长，跟一开始被买下时的6,661人相较，克雷车屋现今的员工规模已成长至14,787人。
而在租赁方面包含两大事业，寇特家具（CORT）是由保罗阿诺（Paul Arnold）担任负责人；而XTRA卡车货柜是由比尔佛兰兹(Bill Franz ) 担任负责人。寇特的营收在去年有显著的成长，而XTRA则维持2005年的高营收水平。我们会继续让阿诺跟佛兰兹寻找收购企业的机会，并随时准备新租赁事业的收购。
以下为本事业群盈余状况：
投资方面
下表为伯克希尔集团在普通股方面的投资。我们将2006年底市场价值超过7亿美金者列入，但有两家例外。因为这两家市值合计超过19亿美金的公司，我们仍在持续买进。当然，我也可以告诉各位是哪两家，但随后我可能就有必要杀人灭口了。
认定的“成本”，有一些不同，因为按照规定，账面价值有时需要加以调高、或予以冲销。
我们对几乎所有的投资标的，于2006年营运的绩效表现感到欣慰。如去年所提的，我们预期其整体而言，每年可在盈余上创造6~8%的成长，而此一比率，大约每十年左右，就能让企业的盈余再增长一倍。2006年伯克希尔的四大持股－美国运通、可口可乐、宝碱、及富国银行，每股盈余的成长分别是18%、9%、8%、及11%，感谢这些企业执行长，所创造的亮眼成绩。
当我们开始建立外汇部位时，美国的利率尚高出其它国家，此一利差有利伯克希尔直接持有外汇。但2005年时，利差由正转为负值，于是我们改以其它方式持有外汇部位，像是买进海外企业股权、或买进有大量海外盈余的美国企业。必须强调的是，汇率因素对于选股，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而仅是众多考虑之一而已。
由于美国贸易逆差的问题恶化，美元持续走贬的机率居高不下。我热切地相信公平的贸易往来，对美国及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好事，而2006年，的确有1.44兆的金额是属于这类。但在去年，美国同时也存在了0.76兆的假贸易（pseudo-trade），也就是只有进口，却没有相等的货品或服务出口的状况。【大家不妨沉思一下，评论家会如何描述，若我们全部只有0.76兆的进口（目前约占国内生产毛额的6%），然而却没有任何出口的情势。】在大举向外采购，却缺乏相对应的销售收入，美国势必要变卖资产，或向世界其它国家融资。就像是一个相当富有、但奢靡无度的大家族一样，在生产能力不足以支应消费时，我们被迫要舍弃一些目前拥有的东西。
这美国来说，并没有多大的问题。因为我们仍是非常富裕的国家，而过去的信用也不错。因此，全世界还很乐意接受美国的债券、房地产、股票、以及企业。由于资产雄厚，我们仍有继续挥霍的本钱。
然而，这样的变卖家产，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在去年所预测，大肆挥霍的后果，其中之一已经成真：美国的“投资收益（investment income）”账户（原本自1915年以来，每年皆为正值），在2006年转为负数。目前外国人从美国投资方面所产生的利得，已经超过美国人在海外投资所赚取的金额。目前的状况，如同美国人已经用尽了银行账户内的钱，并且将目光转向信用卡。然而，就像借高利贷一样，在不断地循环计息下，美国目前正面临一个“反向复利（reverse compounding）”的处境。
我想强调的是，即使知道此一做法极不明智，美国人仍可在未来十到二十年，过得比今天还要好，国民平均的财富也将升高。只是在此同时，美国公民为了支应庞大负债的成本，在每年的生产成果中，有绝大一部份，是要转交给外国人的。每天辛勤的工作，有很多时间只是在为前一代的过度消费，而付出代价，实在是令人不满。因此未来会有一天，美国的劳工及选民，终会对这种“贡献（tribute）”感到厌烦，形成对政治的强烈反弹。市场将如何面对此一效应，我们根本无法评估，但若对于所谓“软着陆（soft landing）”抱着期望，恐怕只是自我安慰的想法而已。
我应该告诉过大家，伯克希尔所有由直接外汇部位上实现的盈余，都是来自于远期合约（forward contract）。这是一种衍生性金融商品，而我们也会运用其它种类的衍生性合约，这可能让大家感到奇怪。我们都清楚通用再保险公司的衍生合约账户，在进行壮士断腕后，所得到的惨痛经验；同时也听我谈论过，衍生性商品运用的惊人成长，将导致金融市场上的系统性问题。你们也许会纳闷，为什么伯克希尔现在还要跟这个有害物质一起厮混呢？
答案是，衍生性金融商品也像股票及债券一样，常在价格与价值上出现离谱的偏差。因此，许多年来，伯克希尔在衍生性合约的签订，一向是具有选择性的，在数量上不多，但有时金额却很庞大。我现在亲自管理62个流通在外的衍生性合约，确保交易对手没有信用风险。截至目前，这些衍生性合约的效益还不错，为伯克希尔赚取了数亿美元的税前盈余（远远超过前面有关远期外汇报表上的获利数字）。虽然时时都有亏损的可能，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很有可能继续从价格与价值的偏差中，获得可观的利益。
我过去已经表示，伯克希尔已有三位杰出的候选人，将接替我担任执行长的职务。而且董事会也明确地知道，要是我今晚就过世，该会由谁来接任。三位中无论是谁，都比我年轻很多。伯克希尔的董事们也都相信，继任者的任期要长，是很重要的一点。
坦白来说，伯克希尔在投资方面人选的接班上，就不算是准备充份。不过，这有其历史因素：过去有一段时间，我曾考虑由芒格来继任，但最近我属意辛普森（Lou Simpson）来填补空缺。辛普森是位长期投资的高手，在管理盖可公司的股票投资组合期间，创造了相当出色的长期绩效。但他仅比我小6岁，如果我的大限快到了，那么他可以风光表现的时间，可能也并不太长。所以长期而言，伯克希尔需要另外的解决之道。
在我们十月的董事会上，我们已针对这一问题彻底讨论。董事会形成的共识为一接班人计划，而芒格及辛普森，将协助我共同执行。依照计划，我打算雇用一位更年轻、且有潜力管理大型投资组合的人（性别不拘），视状况的需要，继任成为伯克希尔投资长的职务。但在评选的过程中，实际上会挑出几位候选人。
挑出合适的人选，将是艰巨的使命。当然，从投资绩效斐然的人才中，再找出聪明的人选并不困难。但是长期投资要想成功，即使有精明的头脑、以及短期的优异绩效，还是有很遥远的距离。
长期来说，市场将出现非比寻常、甚至诡异至极的举动。只要犯了大错，过去无论多长期不断的成功纪录，都会被一笔抹煞。所以，伯克希尔需要生来就能辨认、及规避重大风险的人，甚至是有生以来、从未见识过的风险。而现行许多金融机构所普遍采用的规范，运用在投资策略上，都有一些特定、及重大的危机潜伏其中。
情绪的控制也十分重要。独立思考、心智稳定、以及对人性及组织行为的敏锐洞察力，这些都是想在长期投资上成功的要件。我看过很多聪明绝顶的人，但都缺乏这些特质。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问题需要考虑：我们能让受聘者留任多久。在伯克希尔的资历加到个人履历上，可以让此投资经理人，在市场上更加奇货可居。因此，我们要能确定最后所选择的人，即使在别的地方收入更优渥，也能坚持留在伯克希尔。
我们所需要的人才，必定是存在的，只是可能比较难以辨认而已。1979年，伯瑞（Jack Byrne）和我，认定那个人就是辛普森。于是我们和他达成协议，若能维持过人的绩效，收入就必然可观，辛普森因此在财富上，得到丰硕的成果。然而，辛普森大可以在几年前，因为更优厚的合约条件而离职，去管理更大笔的资金。如果只考虑钱的话，他早就离开伯克希尔了，但辛普森从未有此念头。我们就是需要找到一位或两位更年轻的人，前提就是要具备辛普森的特质。
好消息是：76岁的我，感觉自己状况极佳。而且根据所有衡量指标，我的健康程度都在优良的水平。对于一个常喝樱桃可乐、及吃汉堡的家伙来说，实在是再神奇不过的事。
伯克希尔董事会的部份变动
自今年春季开始，伯克希尔董事会的组成，将在两个方面产生变动，首先是与却斯（Chace）家族有关。却斯家族和伯克希尔、及其前身，有超过一个世纪的渊源。1929年时，在将四家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厂，整并成伯克希尔精品针织联合公司（Berkshier Fine Spinning Associates）的行动中，第一代的梅肯·却斯（Malcom G. Chace）扮演了吃重的角色。该公司在1955年时，与海瑟威纺织公司（Hathaway Manufacturing）合并成伯克希尔·海瑟威，而梅肯·却斯二世（Malcom G. Chace Jr.）随即成为董事长。
1965年初，在梅肯·却斯二世的安排下，巴菲特有限合伙事业（Buffett Partnership Ltd.）买进了伯克希尔的关键性股权，对我们取得经营权表示欢迎。梅肯·却斯二世并继续担任伯克希尔的名誉董事长，于1969年才卸任。他是一位德高望重、也乐于助人的好伙伴。
同样的形容词，也适用于他的孙子－棋姆（Malcom “Kim” Chace）身上，他在1992年由父亲的手中接下董事一职。棋姆于1996年自行创业，目前正积极、而且成功地经营一家小区银行，因此在去年建议，可以寻找一位年青人来取代他的位子。由于我们找到了适合人选，因此棋姆将在今年的股东会时卸任。我希望对却斯家族、以及棋姆多年来对伯克希尔的贡献，表达我最由衷的感谢。
在挑选新董事上，我们是沿用多年来的标准：能够符合主动积极、事业心态、兴致昂然、及真正独立等特质者。我所谓“真正”的独立，是指完全不依靠董事的酬劳、来维持其生活水平者，这与目前很多主管机关、及观察家，在独立董事的认定上，有相当的出入。这类以不同形式来支付的款项，通常每年在15~25万美元的范围，这样的酬劳，与所谓“独立”董事的其它收入，已经差不多、甚至超过不少。而且（似乎也见怪不怪），董事酬劳在近年来更持续暴涨，这归功于美国企业界最乐于聘请的薪酬顾问公司－高一点、再高一点、对了（Ratchet, Ratchet and Bingo）。（这个公司名称是虚构的，但它的作法却一点不假。）
芒格和我都相信，前面所提的四个标准，是担任董事善尽职责－也就是依法要忠实地代表所有股东，缺一不可的。但是，这些标准通常都被大家所忽视。取而代之的，那些为董事会寻觅人选的顾问公司、及执行长们，通常的说法只是：“我们想要的是一名女性”、或“西班牙裔”、或“来自海外的人”等。这样的任务，有时就让人感觉像是把挪亚方舟塞满而已。在征询我某人是否适合成为董事的许多问题中，从来没有任何人问过我：“请问他是否站在明智股东的立场来思考？”
然而，我被询问的一些问题，在其它同样需要分析候选者资格的状况，例如足球队、或陪审团、作战指挥中心的遴选等，听来可能就显得有些荒谬。在这些状况中，评审者希望找到的人，是具备在专业分工方面，所需的特定才能及态度。对伯克希尔来说，我们主要的活动在于好好地经营事业，故事业上的判断力，是我们所企求的。
这正是我在雅虎（Yahoo!）财务长－苏珊·戴克（Susan Decker）身上所看到的特质。她将在今年的股东会上，正式加入董事会。我们很幸运，她不但在我们的四个标准上，获得非常高的分数；而且，44岁的她相当年轻，你可能注意到，这正是你们的董事长目前十分欠缺的。未来我们将继续努力引进新血，但长久坚持的四个标准特质，我们是绝不会轻忽的。
其它二三事
伯克希尔集团因2006年的盈余，支付给美国联邦政府的所得税，金额约44亿美元。而美国政府上一年度的支出为2.6兆美元，即每天的花费约70亿美元。换句话说，伯克希尔可以支应所有联邦政府半天以上的所有开支，无论是社会福利、健保、及至于国防相关的成本。只要约有600个像伯克希尔这样的纳税者，所有的美国人就无需缴交任何所得税给政府。
应该要加以说明的是，我们去年向美国政府申报的所有文件，页数总共为9,386。而相关业务办理、州政府、外国政府的税务申报、美国证券监管单位限期完成的许多报表，以及所有与伯克希尔营运相关的各类事项，都是由世界总部的19位同仁所一手包办。
这些人员的办公场所，占地9,708平方英呎，而查理·芒格所在的洛杉矶美西世界总部，则有655平方英呎。我们去年花在总部办公的所有支出，包括员工福利、及两个办公场地费用，总数为$3,531,978美元，显见我们在开销方面的步步为营。
企业界许多重要人物，对于美国政府的开销颇有微词，指责官僚体系在支出上，无法将纳税人的钱，视为自己的钱一样有所节制。不过，有时这些企业高层在公司的财务上，也会因为钱并不由自己口袋拿出来，而展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我在担任所罗门投资银行董事时，所发生的一个小故事，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1980年代时，该公司请了一位名为吉米的理发师，每个星期前来为高层人士服务，随行还有一位专门修指甲的人。后来，由于削减成本之故，想要接受服务的人，必须自行负担费用。其中有某位主管（并不是执行长），本来是每周都向吉米报到，但在新规定实施后，立刻决定三个星期再来理一次发。
查理．芒格和我常常可以引领风潮，掌握一些在商业前景上可能发光发热的潮流。例如，虽然美国航空（以其“浬程数”）和美国运通（信用卡的红利点数）被视为客户“红利回馈”的先驱，但我们却很早就注意到，这门生意的强大吸引力。此一洞烛先机，鼓励了我们于1970年时，收购一家集点券（trading stamp）公司－蓝筹（Blue Chip Stamps）。当时，该公司的年营收为1.26亿美元，其集点券在加州各地随处可见。
实际上，就在1970年，约当有600亿美元的集点券，被收集者累积成册，前往我们的特约商店兑换商品。我们的回馈商品型录的页数厚达116页，满满都是令人迫不急待想兑换的项目。当我得知连一些特种行业、及葬仪业者，都会给顾客兑换券时，我以为我终于找到了稳赚不赔的生意。然而，事实上并不尽然。从我们踏入此一领域后，却是一路走下坡。到了1980年，该公司营收滑落至1,940万美元。接着到1990年，犹如陷入泥淖的营收，更只剩下150万美元。由于我不是轻言退缩的人，在管理上我付出了更加倍地努力。
但营收又再衰退了98%。到了去年，在伯克希尔集团980亿美元的总体营收中，来自蓝筹公司的贡献，一共只有25,920美元（后面并没省略任何0）。但我和查理还是怀抱着无比的希望，继续坚持下去。
如我去年的股东信中所提，在我担任十九个公司（不含伯克希尔、或其关系企业）的董事职务上，几乎所有的薪酬委员会，都视我如同伤寒玛丽（Typhoid Mary）般、避之唯恐不及。只有一家公司的薪酬委员会，邀请我担任委员，但在大多数关键性的决定上，我的意见却还是立刻遭到否决。在制定公司执行长薪酬水平上，经验不可谓不丰富的我，却受到如此的排斥，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毕竟，伯克希尔的薪酬委员会，我是唯一的成员，为集团中近四十个重要的营运事业，决定了所有执行长的薪水和奖励方案。
在此类工作方面，究竟占了我多少时间？几乎是没有。那在我们42年来的营运历史中，有多少执行长想要跳槽？却是一个也没有。
当我们采用奖励制度时（而且会十分丰厚），总是要与该名执行长所负责的营运结果，有直接的关连。我们不希望让他们产生投机的心理，以为可以得到与事业表现无关的报酬。如果一个执行长的打击率只有三成，那他就应该获得相同成绩的收入，即使是他控制范围以外的因素，导致伯克希尔集团的表现不尽人意。而对于打击率只有一成五的执行长来说，就算其它事业的成功，让伯克希尔大展鸿图，他也不应该因此获得任何好处。举例来说：伯克希尔目前持有610亿美元的股权，其任何一年的价值，很轻易地就可能上升、或下降10%。无论此一盈亏对股东的重要性如何，但对那些为我们经营事业的主管而言，究竟有什么样的理由，他们的收入要和这60亿美元的变动，有任何的关连？
企业执行长在绩效差强人意，但却仍可领取天文数字薪酬的许多事例，已经广为流传。但大家比较少听说到的真相是，美国的企业执行长普遍也过着十分优越的生活。应该强调的是，他们当中有许多真的是能力非凡，而且大多人一周工作时数也远超过40个小时，只是大家看待他们的方式，就像是商业过程中的权利金（royalty）支出而已。
【而伯克希尔目前对待执行长的方式，必定还是会持续下去。虽然查理·芒格比较偏好的是勤俭克劳（sackcloth and ashes），但我宁愿被过度溺爱（spoiled rotten）。伯克希尔集团旗下有家公司，名为放纵大厨（The Pampered Chef），而我们良好的集团文化，则让我成为了放纵的大家长（The Pampered Chief）。】
一家企业提供给执行长的福利津贴，很快就会被其它公司所复制沿用。在董事会中，“别家小孩都这样”的想法，可能因为过于幼稚，比较不会被视为合理的解释。然而，当业界的顾问人员，在对薪酬委员会提出建议时，实际上却是以此为主要的论点。当然，他们只是用更优雅一些的方式，来加以修辞而已。
透过信息的揭露，或是聘请“独立董事”来担任薪酬委员，对这类在薪酬发放上不合理、且过于慷慨的普遍作法，并无法产生任何实际上的改变。说实在的，我之所以会被许多薪酬委员会拒于门外，最可能的理由，就是因为我被视为是过于独立的董事。薪酬制度的改革只有在几个最大的机构投资者（数目不必多）提出要求，就能使整个系统出现全新的气象。目前这些顾问在面对客户，巧妙运用“同业”水平、来作为比较基准的手法，只会让目前在薪酬发放已过份慷慨的现象，在企业界更为盛行下去。
去年，我已将大部份持有的伯克希尔股权，移转给五个慈善基金会。此一安排，是我生前规划的一部份，最终我会将名下所有持股，全数投入于公益。有关我所做的承诺、及所持的理由，都刊登在我们的网站：网页链接。大家应该注意的是，此一决定及实行时机，都并非出于税负的考虑。2006年我必须缴交给联邦、或州政府的所得税，与我去年夏天的首次捐献前，维持完全相同的水平，对2007的所得税来说，也没有任何不同。
根据我遗嘱中的主张，我在过世时仍持有的伯克希尔股份，将以为期十年的时间加以变卖，以投入公益使用。由于处理上并不算复杂，因此最多再花三年，就能完成所有程序。将这十三年的时间，加上我预期自己还能再活约十二年（当然，我的目标不只如此），就意味着我所有伯克希尔持股的卖出所得，将在未来廿五年间，完全移作社会公益用途。
决定此一时程，是由于我希望这些钱，交给我所知悉有能力、活力、及动机的人，能够在限期内加以运用。由于这些管理上的特质，常随着机构（尤其在缺乏市场的竞争下）的老化而衰减。目前，这五个基金会都是由不可多得的人才来主事，因此在我离开人世时，何不让他们以明快的方式，善加运用我所遗留的财产？
对偏重在基金会永续经营方面的人来说，强调未来一定会有更重大的社会问题，需要慈善组织的密切关注。我同意此一看法，但我认为将来一定会出现更多的超级富豪及家族，其财富规模将超过美国现有的水平，能够在慈善组织的号召下，提供所需捐助的基金。届时，这些资助者，就可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提供机构在运作上所需的动能，将焦点放在那时才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以寻求最佳解决之道。如此一来，这些机构的理念及有效性，就可在市场上接受验证。有些基金会理应获得源源不绝的挹注，但许多社会目标已然完成者，剩余的基金该如何处置，反而形成更大的问题。即使活着的人在决策上不尽理想，但在资金的分配上，也还是应该比几十年前死者的好意安排，更符合实际的需要。当然，遗嘱随时都能够改写，但若要我的想法出现重大的改变，恐怕是不大可能的。
部份伯克希尔的股东，对这些获得捐助的基金会，可能在变卖持股时，对我们股价所造成的冲击，表达了他们的关切。这其实不足为惧，因为许多股票的年成交量，往往超过其在外流通股数的100%，但其股价仍可维持在内在价值附近。而伯克希尔的年成交量，只有在外流通股数的15%，仍可维持在合理的股价水平。获得我手中持股的基金会在卖出时，最多只会增加年成交量的百分之三，伯克希尔的股票周转率，仍然是处在市场的最低水平。
整体而言，伯克希尔集团的事业表现，才是决定其股价的根本原因。在极大多数的状况下，其价位都将在合理的区间之内变动。对于定期将卖出伯克希尔持股的那些基金会而言，价格的合宜是重要的，但对伯克希尔的新进股东来说，不让他们付出过高的成本，也是同样重要的事（请参阅年报77页经济原则的第14点）。无论是经营方针，以及股东的沟通交流方面，伯克希尔的主管们都竭尽所能，确保股价与内在价值间，既不会出现大幅折价，也没有大量溢价的空间。
针对基金会的持股，绝不会影响伯克希尔董事会，在股利、股票回购、及发行新股方面的决策。我们将遵循与过去完全一致、持续提供着启示的规则：长期而言，什么行动极可能带给股东最佳的成果？
在去年的股东信中，我描述过象征性的既得利益家族－也就是持有所有美国企业股权的所有民众，企图以违反生产原则的方式，支付给“帮手们”愈来愈高的佣金及费用，来增加投资报酬率。悲哀的是，这“一家人”在2006年，仍然持续往自我毁灭的路前进。
这一家人执迷不悟地做傻事，部份是对于可获得的回报，怀抱了不符实际的预期。有时候，这类错觉完全是自导自演出来的。举例来说，透过一些似乎遥不可及的投资假设，私人企业的退休金计划，可以暂时将获利数字美化；而政府的退休金制度，也能将原本应增加的税负，予以延后。精算师与审计人员，也在这些手法上同流合污，因为真正的结果，要几十年后才看得到。（届时，这些误导全世界的企业执行长、及政府首长，早就消失无踪了。）
同时，华尔街也持续以绩效来吸引这一家人，为他们缘木求鱼的愿望来加油添醋。这个不幸的既得利益家族，以为只要支付了持续升高的费用，家族中所有成员，就能获取优于平均投资绩效的想法，深信不疑，。这就像大人版的渥布冈湖（Lake Wobegon）故事一样。（译按：此为根据一本1985年小说 “Lake Wobegon Days” 所流传的故事。小说里，住在这个地方的每一个孩子，都有优于平均的表现。)
在2006年，前述的承诺、及费用都创下了新高。机构投资人的钱，如洪水般涌入这些以2又20的方式收费的一群人。对这种收费方式一无所知的人，容我作一番解释：这是种一面倒的系统，因为即使毫无绩效表现（甚至是大幅亏损），每年仍需缴交本金的2%给基金业者；此外，只要是基金公司的绩效为正数，就必须付给它们获利的20%，即使这样的成绩完全只是看大盘的脸色。举例来说，某年绩效为10%的基金，就可收到3.6%（2%管理费，以及10% 扣掉 2%后的20%）的费用，而投资人将只剩下6.4%。对于一支30亿美元的基金来说，此一6.4%的净“绩效”，将为业者带来1.08亿美元的收入。对业者来说，这根本就像金矿一样，因为一般的指数基金，就算年报酬率高达15%，投资人也只付出象征性的费用而已。
这种无论赚赔、坚持都要收费的古怪方式，注定了既得利益家族逐步走向贫穷的命运，若他们从未听说过这些“超级帮手（hyper-helpers）”，就不会如此凄惨了。但即使如此，此一2又20的模式还是继续蔓延。这种现象让我们想到一个英文古谚：“当有经验的人，向有钱的人提议一项交易，最后的结果多半是，有钱的人将学到经验，而他的钱则进了有经验的人口袋（When someone with experience proposes a deal to someone with money, too often the fellow with money ends up with the experience, and the fellow with experience ends up with the money.）。”
让我介绍一位华尔街的好人好事代表－许洛斯（Walter Schloss），这个去年刚过90大寿、也是我的老友，以他的故事来作为此一段落的结语。自1956至2002年，许洛斯掌管着一个十分成功的投资合伙事业，关键在于投资者一定要赚钱，否则他不收一毛钱。必须强调的是，我对他的尊崇，并不是事后诸葛。因为早在五十年前，有个位在圣路易（St. Louis）的家族，问我是否可介绍一些既诚实、又能干的投资经理人时，许洛斯就是我唯一的推荐者。
许洛斯并没有上过大学的商学院，或是相关的专科学校。在1956年时，他的办公室只有一个档案柜，但2002年时，已增加为四个。许洛斯在工作上，从来没有请过秘书、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