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直军：我们没有融资要求，只有一个流动资金贷款。我们努力做的是：使我们流动资金贷款来自全球，而不仅是中国。我们每年把利润都分掉了，我们也跟任总商量过能不能有一年不分，只要一年不分就马上有20多亿美元，可充当流动资金，但任总主张要分。分是从激励员工的角度，不分是从财务的角度。我们这几年净利润100%分掉，赚多少分多少。去年利润为什么低，其实是有意的。前年利润赚得多了，因为08、09年的金融危机，我们投资收紧了，所以2010年利润赚得太多，每股分2.98元。去年，我们进了2.8万人，研发投资比前年多了9.5亿美元，汇兑损失比前年也多了5.5亿美元。这两块就多支出了15亿美元，所以利润就低了。我们确实要控制利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太高了分了之后，员工的期望提高了，自从前年分了2.98元之后，家属天天就想着2.98元，去年分了1.46元，家属就有意见。我们不能把员工的期望吊得这么高。

徐直军：这种模式我们很早就开始了。任总认为高科技行业需要大家一起进行利益分享，才能团结大量的人。当时社会上就有知识资本化的概念，我读书的时候，知识资本化是很流行的词，现在不大讲了。我们的员工持股就是知识资本化，员工分享企业的利益。正是因为员工持股，才使我们团结了这么多的人。西方顾问公司到我们公司来做咨询，发现我们公司干部队伍储备是很充足的，他们不可想象的。我们公司的中高级主管和专家基本不辞职，除了自己休息或者创业。要想挖我们一位中高级主管很难，因为待遇你是开不起的（作者注：根据华为2011年年报，2008年至2011年，华为的股东权益回报率分别为21%、42%、40%和17%。因为华为是根据净资产作价配股，所以华为员工在华为公司的虚拟受限股的年回报率与上述股东权益回报率应当基本一致，这个回报率确实不可谓不高）。工资你可以给得高一点，但没有股权，我们公司要求离开的人就得退股。任总从创业开始建立的这个分享机制，也就是华为成功的最核心的要素。

当然，最成功的要素走到今天，也有它的问题。问题就是我们有一部分人不干活、不进步，只要在华为待得下去就行了。这时激励就失效了，因为股权的机制只要你在华为就一直有。我们这个员工持股机制说是长期激励，但事实上不是长期激励，还是知识资本化的概念。长期激励是根据长期绩效来回报的，而我们的是一旦配股给你了，只要你在华为就长期有，这是我们面临的新的挑战。历史上员工持股成就了华为，团结了一大批人才，但走到今天，这些新问题是我们下一步要想办法解决。我们总的目的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被激励起来，也就是我们说的奋斗，在华为你不奋斗是不行的。我们一直是希望我们的员工逐步走向富裕，而不是一夜暴富。

问：你们有6万多员工股东，是合法的么？

徐直军：员工的股票我们称为虚拟受限股，因此这6万多员工股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股东。公司真正的股东只有两个：一个是任总，另一个是工会持股会。员工持股是在工会持股会下面。你也可以简单认为是从员工集资了，然后投到华为。但是我们这个制度是深圳在改革开放的时候，有正式批文的，允许我们存在，后来就不批了，全国类似我们这样的公司有千家左右。当然，按现在的法律是不合法的，但当时特区特批的，是合法的。目前，任总在华为控股也只有很少的股份。

上市、透明化从外部和内部看法不同。为了外部不就是多几个合同，我们不做美国市场又怎样？内部稳定最重要。一切事情从外部看是一个视角，从内部看又是一个视角。如果让员工都能看同事持有多少股，目前时机还不成熟，我们还需要做调整。不能为了上市、为了透明把内部搞得鸡飞狗跳的。

我们不缺钱，透明的目的是干什么？无非就多拿几个合同。华为增长速度够快的，为什么要把公司做得那么大？我们已经够大的了，今年360亿美元左右，2015年真做到我们预计的70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美国市场，那已经是巨无霸，搞那么大做什么呢？话说回来，做企业都希望做得更好，但做得好内因才是最关键，只有内部是团结的、坚不可催的，才能抵御外部的任何困难。一切都要考虑内部的团结。不能上完市，大家都不干活了。中国人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你一定捅这个马蜂窝干什么？

问：华为现在是世界领先的通讯设备公司，你们申请的专利据说是中国公司最多的，研发员工占比接近50%，14万员工中有7万多研发员工。你们算得上是技术驱动的公司了，请问华为的创新体系有何独特之处？

徐直军：我们不是技术驱动的公司，在我们公司这是受批判的观点。当然，我们是有技术情结的，但纯粹一个技术驱动的公司是不能走到今天的。客观讲我们是一家客户需求驱动的公司，说我们完全没有技术情结那也是假的。我们每年维持这么高的研发投入，是因为这对于公司竞争力的提升、价值创造是有用的。每年12%以上的研发投入，这是要保证的。我们终端业务的研发投资比例是6%，其他是12%，总体就是11%多，去年11.6%，今年估计要到12%。我们在中国公司中，这么多年来坚持在研发上保持这么高的投入强度，确实很少见，但最终也实现了价值。今年我们研发投资大概45亿美元，在全球公司里也是排在前面的。

7万多人的研发队伍，还能有序地开展工作，这是我们1998年跟IBM开始的产品开发变革的贡献，我们叫IPD（集成产品开发）。我们从1998年开始到现在不断在优化研发流程，不断在优化组织，不断在提升研发能力，从来没有停过。我个人从2002年开始，就一直负责研发，前年交给丁耘了，但我还是一直很关注研发。从一个创意到走向产品，整个的管理体系、流程、工具、能力提升，这个过程华为没有停止过。现在不管有多少人，别说7万人，再加7万人，我们管理也没有问题，能够有序地运作，确保把产品做出来，而且做出来的产品是稳定的、达到质量要求，这是我们这么多年管理体系和研发流程优化的结果。但是有最好的流程，不等于做出来的产品就做对了，我们以前做错过很多东西。我们在2005年前，客观讲，在产品方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前我们还有一点技术导向、凭想象做事情。

流程管理没有问题，现在做什么就成了最关键的了。从2005年开始，我们就建立了一个战略营销体系，更多聚焦怎么倾听客户需求，怎么理解客户需求，跟客户探讨他到底要什么，然后来定义我们的产品和产品的规格。通过这些年的努力，这个体系也建立起来了。这就使我们做什么的判断能力、决策能力提升了。

研发首先是你有一个很好的组织流程和团队，这样产品才能做得出来。有了这个以后，就是不断提高效率的问题。接下来，“做什么、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做出来”就成了最核心的问题。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光有研发队伍和流程是不够的。因为你可能让研发天天做错的东西，比如本来要做个手机，他却做个杯子出来。因此集成产品开发和战略营销体系这两者保证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是真正符合客户需求的。在信息通信产业，如果你做出的东西不符合客户需求，又得等两年才能做出符合客户需求的产品，那你就落后了。每个产品、产业的竞争，都是在客户恰好要的时候，你就有；当然，竞争对手也会有；没有的厂家，这一轮竞争就出局了。但是你还得有竞争力，竞争力无非是三点：一是对客户需求的满足，第二是成本，第三是时间点。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在客户恰好要的时候，你恰好推出来，而且恰好是满足客户需求，相比竞争对手还有竞争力，那就是最伟大的”。我们的研发体系如果能达到这个目标，那就是最伟大的。

研发早了也不行，晚了也不行。早了效率低，晚了就出局了。

问：最近，任正非先生在华为“2012诺亚方舟实验室”专家座谈会上讲话向外界透露了很多信息，证明华为在技术方面做了不少储备，有对产业上下游都有很多的技术投资。三星的崛起就是靠一体化的研发，华为这方面是如何考虑的？

徐直军：华为到底做了多少东西可能外界很难知道，比大家想象要多。三星的崛起是一体化的成功，原因在于过去你可以在别人产品都做出来后，你再做。那时产业链是成熟的，别人的产品都出来了，所有器件都是现成的，你拿过来做就行了，只是设计和开发软件。走到今天，我们基本上是每个产品出来，从器件、到芯片到产品，是同步进行的，比如像单波100G就是同步出来的，大家决定要做100G，是从芯片开始做的。华为要走向未来，那我们大量的产品应该是从芯片级开始做，不能从业界获得现成的芯片、器件，要不就自己做，要不就和供应商一起做，是用一个产业链把一个产品推出来，这样我们必须有核心能力。如果没有核心能力是做不出来的，我们如果再等到业界的器件和芯片都出来了，再做产品，那就要落后别人两年，这是历史上的做法。现在我们是要在业界同步或者领先推出，在通信行业，很多核心产品我们现在都是领先推出，这就是因为我们“2012诺亚方舟实验室”拥有那些核心能力，我们会做器件，我们也会做芯片。软件有人总归是可以做得出来，关键是得有芯片，有器件。

拥有所有硬件的核心能力对于华为面向未来的竞争是非常关键的，要不你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你要等着别人做出来。而且如果是供应商做的定制，供应商是不能直接卖给你的，必须要等到定制的做完，然后再开发一个标准化的芯片卖给你。我们在供应商那里订制的芯片也是不能直接卖给其他人的。

别人说华为公司是傻冒，我们也习惯了，就算原来芯片原来用的是别人，慢慢地我们也要做一个自己的出来。现在有些芯片是用我们自己的，这样可降低成本、进行差异化。任总在谈话中说的做备份的还是少数，是指一些非常难的东西，刚开始做做不到业界的水平一样。

问：既然提到美国政府对华为的指责，能不能介绍下这个危机的由来？

徐直军：算不上大的危机，这个结果我们一开始就预料到了，只是等待它什么时候出来。这个调查11个月前我们就知道是这个结果，绝对不会调查出一个结果说对美国没有危害，对不对？如果结果是没有危害，那还调查啥呀？那不把我们全洗白了吗？那不把他历史上的决定全打嘴巴了吗？调查结果我们想象得到，肯定就是对美国有危害，把他历史上的做法也证明（是对的）了。各种场合美国都在说（对美国有危害），现在怎么可能还出一个报告说没有危害。但这个份报告整个就是说这个你华为没有说清楚，那个你华为没有说清楚，那怎么回答清楚呢？回答不清楚的。一个东西是白的，你一定要证明它是白的，证明不了的。我们要证明自己是黄种人，要你提证据出来说你是黄种人，你怎么证明？皮肤还真不能算数。证伪是可以的，但证真很难。

问：你们从2005年实施的EMT主席轮值学到了什么？现在的轮值CEO制度有什么改变？

徐直军：在实施EMT主席轮值之前，是任总对所有人，组织架构都是平的，可能很多部门向任总汇报，但任总从来都没去过。自从EMT主席轮值制推出来之后，就从原来任总个人决策走向了团队决策，但团队决策时毕竟任总对全公司更熟悉，他要发挥更主导的作用。从EMT主席轮值到现在的CEO轮值，大的模式没有变。

2005年推出是因为顾问公司帮助进行组织架构优化，优化之后就要开执行团队的会议，一个月开一两天的会，任总说他不开。说他坐不住。CEO不主持会议，那怎么办？如果说当时任总同意主持开会，就没有后面EMT主席轮值这回事了。他不开会，我们就做工作，说以他感兴趣的议题开会，开会就要有人主持吧，这就产生了EMT主席，于是EMT主席轮值制度就出来了。开了会之后，任总变成很积极，觉得这一个月一次的会很有收效，发言最积极了。原来要他坐下来开一天会，是想都不敢想象的。他之前也会开会，比较随意。现在就是我们三个人（另外两位轮值CEO是胡厚盭和郭平）主持会议，日常工作都到业务部门去了，我们基本上没有日常工作。

问：能否分享一件你在华为所经历的印象最深刻的事？

徐直军：华为的成长道路跟中国企业走的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私下跟任总闲聊的时候，我们在中国做一个民营企业，走的路都是爬北坡的路，不是一般人理解的民营企业应该走的路，完全不是。别人该上市的时候上市，我们不上市；别人该投房地产的时候投房地产，我们不投；别人有钱投到其他领域，我们天天投研发。我们跟政府关系也就是跟他们保持一个正常的沟通关系，我们在深圳市，但不跟深圳市领导吃饭的。我们就是一门心思盯着客户。我们公司的高管从来不上电视媒体，不是有规定，谁都不愿意。原来跟你们杂志见面都不愿意，现在好一点，是因为号召大家要多跟媒体打交道。我们公司做事的风格就是只知道做事，踏踏实实地把事做好。因为走的路跟其他企业不一样，就造成了中国不理解华为，国外也不理解华为。

中国不理解华为，就是不知道华为怎么能够成长到现在，华为走的这条路，中国公司很少走过。一个是我们研发的投入，第二个是我们真正的全球市场，第三是我们这么大规模的管理变革投入，一般1~2%的收入投资在IT和管理变革——我们整个管理变革要落到IT系统上。

国外看我们：“你说你没有上市，没有资本支持，还天天说国家没有资助你，你凭什么发展起来的？”美国人是不能想象的。后来外国人也搞清楚了，我们的发展资金还是来自于员工，但还是有没有搞明白的，我们凭什么走到今天。

事实上，华为这个故事如果在美国，就是一个像比尔·盖茨、迈克尔·戴尔一样的创业故事，包括跟阿尔卡特创业者的故事是一模一样的，但他们在创业过程中是有资本市场支持的，我们恰好没有。这是西方国家最关心的问题，后来我们把股权讲清楚，他们就慢慢明白了。我们公司不上市，但每年扩股不少，一年扩股10%就进来几十个亿，因此，我们公司的资金是员工拿自己的钱几十年滚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