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真是自废武功……去工业化……

forcode06-10 22:38

看看这篇德语论文，德国的去工业化，其实从早就开始了，根源是德国在互联网这一波技术浪潮中落伍了，再加上人口老龄化和碳中和，2018年是它工业部门的巅峰，但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加速了德国去工业化的进程。能源价格大幅度上涨，严重削弱了德国金属、玻璃、造纸、能源、化工等产业的竞争力。未来中美对德国汽车产业全球份额的蚕食，会进一步打击德国制造业。虽然制造业只占德国增加值的四分之一，但大量生产性服务业实际上是围绕制造业来发展的，比如物流、金融、会计、法律、工业软件、设计、营销等，一旦德国制造业遭到削弱，其生产性服务业最终也会被削弱……
//德国的经济和工业基地岌岌可危？
德国的经济和工业基地处于危险之中吗？应该做什么，又应该避免什么？“更多的市场勇气”是克龙贝格圈的座右铭，这是马克特经济基金会的科学顾问团。成立于1982年的克龙贝格圈制定了有关制度政策改革的方案，旨在进一步发展德国和欧洲的自由秩序。他认为国家是规则制定者和裁判员，而不是参与者和“超级父亲”。自那时以来，克龙贝格圈的概念一直影响着经济政策讨论。
在德国，人们正在积极讨论去工业化的危险。能源和劳动力成本居国际最高水平，高税收负担，过度的监管以及模拟和数字基础设施的不足让人担心德国经济地位可能会落后。许多公司，特别是能源密集型工业公司，警告称可能会失去国际竞争力，并考虑或已经将生产转移到国外更便宜的地点。
在这种背景下，克朗贝格集团，即市场经济基金会的科学顾问团，正在研究如何改善德国的经济环境条件，以及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目前正在讨论的经济政策概念，如“变革性供给政策”，“工业电价”，“增长机会法”或芯片和半导体工厂的补贴，都在进行分析。此外，克朗贝格集团还提出了自己的改革建议，以支持面向供给的经济政策，帮助联邦政府更好地应对现有和新的挑战。
执行摘要1问题：关于德国去工业化和未来繁荣的辩论2工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3自2018年以来德国的经济发展和当前形势4德国地位的竞争力因素5经济政策行动的必要性6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德国地位的经济政策议程参考文献
执行摘要
由于能源成本普遍上升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导致天然气短缺，德国经济的能源密集型部门受到严重压力，引发了关于去工业化危险的激烈辩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与之相关的对保护主义倾向的增长进一步加剧了德国工业作为国际上紧密联系的行业的前景。此外，德国能源转型、欧洲气候保护以及人口老龄化也导致成本不断上升。在德国，许多服务业与工业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工业的经济问题会影响服务业的价值创造。德国工业当前面临的问题引起了对整体经济发展和未来繁荣的担忧。
在这种背景下，克朗贝格集团，即市场经济基金会的科学顾问团，通过这项研究探讨了如何通过哪些经济政策手段来改善德国的工业和经济基础设施。研究中分析了当前正在讨论中的经济政策概念，并提出了自己的改革建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政策是否为应对新的和现有挑战创造了正确的框架条件。
KronbergerKreis指出，目前高涨且持续的通货膨胀形势下，旨在增加总需求的传统经济政策工具是错误的。相反，需要采取措施及时扩大总供给。谈及保持德国作为工业基地时，并非意味着阻碍结构变革和适应新的竞争环境，或者让现有企业或行业脱离竞争。相反，重点在于确保未来在德国设立高生产力活动和高薪工作。
应拒绝通过“工业电价”为能源密集型工业企业提供国家补贴的做法。
工业电价的设定虽然旨在阻止企业的外流。然而，联邦经济部长的论点是，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德国的能源成本将在中期再次降低，使得对于能源密集型企业而言，该地区仍然具有吸引力，补贴很快就可以终止，这一论点存在多个缺陷。首先，在欧洲二氧化碳定价框架下，已经为能源密集型企业提供了电价补偿。其次，工业电价作为额外补贴只会使少数企业受益，因此会给德国其他部分经济增加额外负担。第三，很少有迹象表明，在一个可再生能源比今天发挥更大作用的世界中，德国在能源密集型生产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可以预见，短期补贴将变成一项昂贵且扭曲竞争的长期补贴。
克朗贝格圈提出了一项经济政策议程，旨在改善工业和经济政策框架条件，其中包括以下内容：1.加强劳动力供应的全面战略，2.增加能源供应并调整至更高的能源价格，3.国际协调的气候政策，将气候保护与增长的繁荣联系起来，4.改善企业投资和创新的监管和税收条件，5.雄心勃勃的数字化政策，加速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数字技能的培训和继续教育，创建开放的数据市场，6.现代化公共和跨境交通基础设施，7.欧洲贸易政策，与第三国达成更多贸易协定，并倡导开放、依规的国际贸易秩序。
经济和工业基地面临危险？11问题1问题：关于德国去工业化和未来繁荣的辩论1.德国正在就去工业化的危险以及对未来繁荣的影响展开激烈辩论。导火索是能源价格上涨，尤其是由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引发的。德国在这方面受到的影响比许多其他国家更严重。德国的重要经济部门，如化工行业，迄今在很大程度上使用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去年，面对天然气供应短缺和高工业电价，他们已经减少了生产。许多企业正在考虑或已经将生产永久转移到能源成本较低的地方，比如北美。在过去，那里的能源已经更便宜。
现在差距已经显著扩大，这种差距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存在。此外，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加剧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并引起了关注。在冲突发生时，比如台海危机，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可能会导致严重动荡。因此，与中国的经济交流受到质疑。由于德国经济特别依赖国际贸易，这一发展对德国的影响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
这一辩论受到德国相对疲弱的经济发展的推动。在大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在新冠疫情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冲击之后已经复苏。而德国的复苏进展相对缓慢。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德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停滞在2019年底疫情爆发前的水平以上一年多的时间。相比之下，即使像法国和意大利这样在疫情期间经历了更深的衰退的国家，也已经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而美国的经济产出甚至已经超过了5%。
12.经济和工业基地岌岌可危？13.问题陈述3.根据当前预测，2023年德国将是唯一一个G7国家，其经济产出将会下降-尽管只是轻微的（见图1）。相比之下，2022年春季，也就是俄罗斯发动攻击之后，对2023年增长的预测仍然在3至4％之间。4.短期经济波动不应过分强调，尤其是涉及中长期增长前景的问题。
然而，自新冠危机以来，经济复苏进展相对缓慢。此外，德国工业在新冠大流行之前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趋势，这可能会加剧当前的经济衰退。
此外，长期趋势如人口老龄化、碳中和以及数字化进展的不确定性，引发了关于德国竞争力的问题。人口老龄化将通过劳动力供应减少和创新能力下降影响经济动力。当前展望与当时对潜在天然气供应中断影响的评估存在差异，如Berger等人（2022年）所分析，俄罗斯供应在年内基本终止之前。此外，中国增长疲软等负面发展也已加剧。
德国工业是否能成功应对这些变革并利用带来的机遇，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早在当前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引起了批评性讨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政策是否能够为应对这些挑战创造正确的框架条件。这是本研究的主题。
进一步的论证如下。下一部分讨论了工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第3部分讨论了自2018年以来德国经济特别是德国工业的发展。第4部分解释了决定德国未来竞争力的因素。最后，第5部分分析了目前正在讨论或正在实施的各种经济政策战略和措施的优势和劣势，并描述了当前的经济政策行动需求。
工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7.在德国的经济政策讨论中，工业部门传统上被赋予对整体经济增长和就业的特殊重要性。这并非理所当然。首先，发达国家今天大部分增加值产生在服务业。表1显示，欧盟的制造业仅贡献大约五分之一的总增加值。在德国，这一比例为四分之一。而在美国，制造业仅占15％。在那里，30％的增加值来自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金融服务以及信息和通信。在德国，这些领域仅占21％。
主要工业国家的结构转型长期以来一直表现为工业增加值份额下降，让位于其他部门。
工业部门在2000年以及随后两个十年的人均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显然，一个庞大的工业部门既不是必要的，也不足以实现积极的经济发展。在普遍向服务业结构转变的背景下，这并不令人惊讶。像澳大利亚、美国或荷兰这样的国家，其工业部门明显低于平均水平，但经济增长却高于平均水平。
日本在2000年拥有一个超大规模的工业部门，但增长率较低。这种关系在意大利尤为明显。相比之下，德国是一个例子，2000年拥有一个相对较大的工业部门，并从这一基础上取得了轻微超过平均水平的增长。
这也适用于瑞典。
从观察到2000年工业部门规模与之后几年整体经济增长之间似乎没有明确关系这一事实，应该注意图3中展示的关系不应被解释为因果证据，比如工业占比对经济增长无关紧要。接下来将进一步阐述。图表仅显示相关性。
图2显示了G7国家工业价值创造中工业部门的发展。尤其是那些标准化或未采用最新技术的工业生产往往会转移到中国等新兴国家，或者受到这些国家的竞争排挤。然而，图2也显示，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和日本在2000年至2018年期间拥有明显更高且至少更稳定的工业份额。
当前关于德国工业对该国未来意义的辩论引发了一个问题，即工业部门规模与一个国家实现的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系统性关联。图3展示了2000年工业部门占比与随后两个十年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的关系。考察对象为G7国家和其他一些工业化国家。
图表表明，在考虑的国家群体中，图2中的工业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没有系统性关联。提示：此图中的工业比重较表1中低，因为这里将工业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相比，而不是与总增加值相比。
与此相关的是就业结构和员工活动的变化。汽车工业就是一个例子。
图4显示，过去十年中汽车工业雇员的工作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传统的制造工作转向组织、信息技术和研究等更倾向于工业相关服务领域的工作。因此，在主要工业国家，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在被归类为工业部门的企业内部。
谈到保持德国作为工业基地时，并非意味着阻碍结构转型和适应变化的竞争环境，或者让现有企业或行业与竞争隔绝。相反，重点是确保未来在德国仍有高生产力的活动和高薪工作岗位。
工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工业发展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更可能的情况是，不同国家形成了非常不同的增长模式。
在英国，至少直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金融服务是一个强劲的增长驱动力。动态的服务行业也解释了荷兰或美国的强劲增长。在此期间，美国的工业增加值增长了40％，比德国（32％）增长速度稍快。然而，服务行业的增长更高。信息和通信部门的增长是三倍，对GDP增长贡献了10个百分点，约占这段时间GDP增长的五分之一。虽然德国的信息和通信部门也有所增长，但从2000年到2021年，只能为GDP增长贡献3.6个百分点。
德国在价值创造中工业部门所占比例较大且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基本上取得了良好的经验。迄今为止，德国在国际比较中的竞争优势似乎更多地集中在工业产品领域，而对其他国家的影响较小。此外，在德国，许多服务业与工业活动密切相关，并且与企业密切相关的服务业对工业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工业的经济问题会影响到服务业的价值创造。
因此，德国工业目前面临的问题引发了对整体经济发展的担忧是正当的。如果假设德国未来的特定竞争优势仍然在工业领域-这是一个可以争论的前提-那么创造条件以维护德国作为工业基地的竞争力至关重要。然而，需要考虑到工业并非一个单一、静态的部门，而是由各种不同的公司组成，这些公司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德国经济在新冠疫情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冲击之后复苏不如其他国家的经济。德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并不仅仅源于这两场危机。困难早在之前就已经开始。自2018年以来，德国工业生产在国际比较中出现下滑。这一发展在图5中有所体现。
2018年，德国工业生产达到了顶峰，此后开始下降。到2023年中期，德国工业生产比2017年水平低约6％。需要考虑到，在考虑的时间段内，新冠疫情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冲击。然而，图5还显示，与整个欧元区相比，自2018年以来，德国工业持续失去了竞争力。与邻国奥地利相比，下降尤为明显。
除汽车工业外，德国的能源密集型行业也引起了严重关注。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以及破坏了北溪输气管道，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能源供应受到了严重干扰。
德国的能源密集型工业自袭击以来明显减少了生产，如图7所示。短期内，这种生产下降是对天然气短缺的重要和可取的反应。这种下降有助于避免2022/23年冬季德国可能出现的天然气短缺。
然而，中期内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生产下降是否会再次弥补，还是会持续下去。德国的能源密集型工业，尤其是化工行业，长期以来一直批评能源成本过高。图8显示，德国在工业用电方面长期存在地理位置劣势。
此外，在欧盟内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电力市场，而是存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市场。在欧洲，电力（批发）并不适用“唯一价格法则”。其中一个原因是缺乏18。工业生产的萎缩与汽车工业有着密切关系，而汽车工业对德国至关重要，在2017年和2018年陷入困境。一方面，柴油尾气丑闻使该行业受到冲击。另一方面，该行业必须适应欧洲排放标准和车队目标的加强，应对向电动汽车和数字化转型的变革。
数字化与联网和自动驾驶等趋势相关联。德国汽车工业在这些主要由软件开发能力决定的领域上与竞争对手如特斯拉存在竞争劣势。有人担心，数字公司如谷歌或苹果因其IT能力可能会挤占传统高附加值领域的企业。
同时，新的供应商，特别是来自中国的供应商进入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几年来，德国汽车公司已经减少了他们的生产。正如图6所示，2018年德国汽车工业的生产达到了历史高点。此后，生产量明显下降。到2022年年中，它仅相当于2017年水平的约三分之二。
自2018年以来德国的经济发展跨国之间的输电能力，阻碍了对本应（在很大程度上）均质的电力产品进行价格调整。4分散化甚至加剧了。德奥市场再次分裂为两部分，甚至有考虑将德国电力市场分为两部分（北部和南部）或更多部分。现在由于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中断，情况变得更加严峻。预计未来几年德国的天然气和工业电力价格将明显高于危机前。如果能源在其他地方涨价的幅度相同，对德国的竞争力影响将有限。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尽管西北欧的天然气市场是整合的，价格变动不仅影响德国，还影响欧洲其他重要地点。但与非欧洲地区相比，天然气价格上涨。
尤其是北美，即使假设俄罗斯的天然气逐渐被来自其他来源的供应替代，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液化天然气。问题在于这种天然气价格显著更高，部分原因是液化、运输和再气化能力有限。即使这些能力得到显著扩展，LNG仍将比来自俄罗斯的传统管道天然气更昂贵。
德国在2022年之前至少相对于一些亚洲地区由于相对廉价的俄罗斯管道天然气而拥有的地理优势可能已经消失。
2023年秋季，德国整体经济形势持续疲弱，对中期前景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对德国至关重要的汽车工业处于守势。即使在电动汽车和数字化方向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如果运行良好，它将保持剩余的竞争地位。然而，更有可能的是，在未来几年里它将进一步萎缩。这预计将主要影响供应链产业，特别是那些专门从事内燃机的公司。
天然气短缺和能源成本普遍上涨给能源密集型行业带来压力，尤其是对于仍然重要的德国化工业，以及部分金属工业、造纸工业和玻璃陶瓷领域企业。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与之相关的保护主义倾向加剧了德国产业整体上的国际联系前景。
26.经济政策可以为经济形势的改善和长期前景的明朗化做出什么贡献？为了澄清这一点，有必要考虑影响德国竞争力的因素。
德国基地竞争力受多种因素影响。本节讨论重点放在那些正在变化或需要经济政策干预的因素上。首先是已经提到的基本趋势，对德国经济产生影响：人口结构变化、数字化和脱碳。其次，竞争力取决于更多或更少直接受德国经济政策或其他国家政策影响的因素。这包括全球市场的开放性，以及德国的税收和监管环境。
4.1人口结构变化和人才短缺。28.德国人口老龄化及由此导致的劳动力减少问题已经被讨论多年。
它给工业、社会保障系统和整体经济发展带来了多方面的挑战。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德国的人口数量通过大规模移民得以稳定。然而，根据不同的来源或资格，融入劳动力市场的程度却存在很大差异。但是，如果没有移民，就业人数至少已经比目前明显低得多。然而，在2020年代下半年，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将如此之多，以至于单靠移民无法弥补劳动力人口的下降。至少在目前看来，这适用于现实可行的移民情景。
随着人口老龄化，服务行业如医疗和护理领域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
德国基地竞争力因素增加。这是因为个人平均工作时间显著减少，如图9所示。一个影响这一趋势的因素是1991年至2022年间女性就业率的增加，其中许多女性是兼职工作。
从经济角度来看，个人工作时间的减少未必会降低福利。例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休闲的需求可能会增加。然而，如果平均工作时间下降是由于高隐性或明示税率的结果，那么情况就不同了，因为税收和转移支付体系可能会扭曲工作和休闲之间的选择，使全职工作变得不具吸引力。在征收所得和消费税的世界中，这种扭曲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种扭曲不应该高于必要水平。对劳动收入征税和社会保险费的负担一方面导致工作时间趋于减少，另一方面，在给定的税收和负担水平下，就业减少会导致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的收入减少。因此，存在着整体经济利益，这与个人利益是不同的。
在德国的税收和转移支付系统中，改革可能会显著增加劳动力供应，而不会导致税收损失或收入分配的较大变化。改革的切入点可能包括家庭税收、公民收入补助的抵免规则以及与其他转移支付（如住房津贴）的互动。此外，通过改革退休年龄、教育系统以及劳动力移民规定，也可以影响劳动力供应。对于父母的就业，儿童看护服务的可用性也起着重要作用。
人口结构变化不仅影响劳动力市场，也影响基于转移支付的社会保障系统。收入下降与就业减少直接相关。
除此之外，养老金福利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参见Blömer等人（2019年），Blömer等人（2021年）。
工业企业正在寻找具有不同背景的员工，他们通常可以提供比许多服务行业更具吸引力的条件。然而，劳动力供应短缺是一个因素，可能会导致工业企业在德国减少投资。
30.人力资源的可用性，尤其是专业人才的可用性，不仅取决于人口数量，还取决于人口是否愿意参与劳动力市场。当我们考虑过去三十年德国就业情况的发展时，就能明显看出劳动力供应行为的关键作用（见图9）。过去几十年来，就业人数不断增加，尽管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但目前仍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如今，德国有超过4500万人从事工作，无论是自雇还是受雇，这是前所未有的。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普遍抱怨缺乏专业人才，乍看之下似乎令人惊讶。部分原因在于，这几十年来的工作量，以小时计算，与从业人数不同，令人惊讶地几乎没有变化。
影响德国地区竞争力的因素是医疗保险和护理保险。同样需要改革，以防止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不断上升的社会保险费和增加的一般税负对经济发展条件造成更大负担。
一项全面的经济政策战略，以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关注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可以为提升德国工业基地的吸引力并应对当前困难做出重要贡献。
德国的数字化困难多年来也一直在讨论中。主要问题在于公共管理的数字化领域。私营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不尽如人意。自1972年SAP成立以来，德国没有出现具有相当国际影响力的新公司。在全球独角兽俱乐部中，即在过去十年中新成立的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中，有30家德国公司，而全球范围内有1200多家公司被考虑在内。相比之下：法国有25家，英国有53家，印度有70家，美国有650多家。
37.限制性的监管，比如在数据保护领域或未来可能在人工智能领域，使数字业务模式的发展变得困难。在对德国如此重要的汽车工业中，当前朝向电动汽车和互联驾驶的转变表明，开发适用于电动汽车的软件的能力，正如前文所述，给德国制造商带来了巨大问题。
数字技能的不足影响了许多传统工业企业的未来机会。
此外，对新兴数字业务模式的怀疑也在增加，因为它们给传统行业带来竞争压力。AirBnB给酒店业带来压力。在线药店与传统药店竞争。像Uber这样的共享汽车平台正在取代传统和受严格监管的出租车公司。政策往往会对这种竞争压力做出反应，通过限制性的监管措施限制新的数字提供商，使他们无法发展其业务模式的潜力。这需要更大的变革开放性。数字技能培训、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市场形成的监管框架方面还存在其他不足。德国已设定目标，到203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水平降低65％，并在2045年实现完全气候中性。特别是对于能源密集型企业。
化学工业和金属工业等行业需要进行脱碳，这需要进行重大调整和大量投资，以替换高二氧化碳排放的生产设施和工艺。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工业过程的电气化。对于企业家来说，这些投资是否值得，电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多年来，德国的工业电价相对较高。主要是由于天然气短缺，以及最后几座核电站的关闭，导致德国的电价进一步上涨。政府迄今主要通过加快投入煤电厂来应对这一问题。然而，如果德国要实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标，这只能是一个过渡性解决方案。
41.脱碳将显著改变德国电力供需双方。从供给方面来看，已经实施的核能退出和计划中的煤炭退出将首先减少供给。这主要通过扩大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来补偿。风能和太阳能的波动将通过扩建储能设施和天然气发电厂来平衡，中期将转向使用由可再生能源生产的氢气。
今天没有人知道这是否有效。电力供应面临着许多问号的前景，而电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前景也在眼前。脱碳意味着经济的全面电气化。电动汽车、热泵供暖、工业过程电气化，所有这些都需要大幅增加的电力供应。可以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种需求。然而，这种效率提升是有限的。因此，未来需要的电力量明显比以往更多。
因此，德国电力市场供需之间出现的不平衡增加了在德国进行工业定居时需要考虑的风险。未来几年参见Egerer等人（2022年）的研究。
因此，人们对能源供应和电价的高低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于旨在电气化工业流程的新设备和生产工艺的大规模投资来说，这是一个问题重重的环境。在这种背景下，很有可能能源密集型行业的工业投资会减少或转移到能源供应更充足的国家。
4.4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对许多工业企业来说，开放的国际贸易和由此带来的全球价值链利用是其商业模式的核心组成部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对关键依赖的担忧现在导致各国政策采取限制国际贸易的措施。
美国通过各种直接制裁和倡议，如通胀减少法案（IRA），旨在保持其在关键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确保在可能的冲突中（如在台湾），保持韧性和行动能力，并限制中国在国际价值链中的角色。鉴于中国的经济重要性和技术进步，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美国大量使用补贴，以便将迄今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未来在美国生产，或在与美国通过自由贸易协定相连的国家生产。
由于欧盟不是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之一，美国政策的一个副作用是在欧洲生产的公司受到来自美国的竞争的不利影响。对于欧洲公司来说，有很大的动机将生产转移到美国，以从提供的补贴中获益。这在欧洲引发了一场关于采取对策的辩论。存在这样的风险，即通过这种发展可能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补贴竞赛，最近一项协议最终失败，该协议至少将改善欧洲汽车制造商在IRA框架下获得某些资助的机会。
其终结导致各方面都遭受了经济损失。
另外还有限制国际贸易的措施，理由是要减少因地缘政治风险而产生的经济依赖。最重要的例子是对半导体工厂的大规模补贴。据报道，德国单单向计划在马格德堡建立芯片工厂的英特尔公司提供了约100亿欧元的资金。政府声称，这些投资是德国作为投资地的吸引力的体现。这显然是误导，事实正好相反。这些公司显然只有在得到如此高额的补贴后才会被说服在德国投资，这正表明对于这些工厂来说，德国至少在投资地方面并不具吸引力。半导体生产的支持将在第5节中再次讨论。
德国的监管和税收框架条件。德国企业越来越抱怨受到官僚主义、繁琐的监管和高税收的负担。在许多监管方面存在着艰难的权衡问题，一方面是监管的正当诉求，如环境保护或事故预防，另一方面是监管成本。人们普遍认为，在德国，尤其是在大型建筑项目中，规划和审批程序已经成为私人和公共投资的严重障碍。
此外，还有不太吸引人的税收条件。德国一直是一个企业税相对较高的国家，尤其是与一些较小的国家相比。但在过去几年，德国在这方面进一步失去了竞争力，不仅是相对于小国，还包括其他G7国家。通过2008年的最新一轮大规模税改，德国至少成功实现了在G7国家中对公司留存利润的税负排名第二低。然而，这种竞争优势只是短暂的。到2022年，德国在G7国家中企业税负方面排名垫底，税负最高，如图11所示。这是因为其他国家在此期间降低了税率。与此同时，德国的税收政策一直保持被动。由于地方企业税税率逐渐上升，企业利润的总税负甚至略有增加。这也使得投资者目前望而却步。
站点因素质量的更广泛图景可通过查看站点排名的结果得出。一个具有透明和广泛指标的站点排名的例子是由欧洲经济研究中心代表家族企业基金会制作的家族企业站点排名。图12显示，过去几年中，德国在总体评价中持续失去了优势。
这种恶化可以归因于构成总指数的特定组成部分，如图13所示。在有效平均税率方面也呈现出类似情况，参见ZEW（2023）。
12参见家族企业基金会（2023年）。
在当前关于德国工业基地的讨论中，短期和中长期挑战交织在一起。
目前德国经济增长疲软。经济增长停滞在2019年危机前水平，而其他国家已经超越了这一水平。这可能已经反映出中长期发展的风险。有人要求德国政府采取措施刺激经济。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传统的经济政策工具，旨在增加整体需求，是错误的工具。货币政策会提高利率，以降低需求和通货膨胀。需要的是采取措施及时扩大整体经济供应。
实际上，除了目前疲弱的经济形势外，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前景也不容乐观。要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克服前面讨论过的挑战并纠正发展中的错误。因此，关键问题是，德国的经济政策应该如何应对德国经济受到已经提到的变化影响的问题，这些变化可能需要进行深刻的结构性转变。
在加速结构性变革时期的经济政策。在一个世界经济中，情况不断变化，需要适应和开放以适应结构性变革。然而，结构性变革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于，通常人们不清楚需要做出哪些调整。当现有行业、企业或商业模式陷入困境时，首先往往不清楚这些问题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其次，没有说明。德国的地理条件在税收、能源供应、劳动力成本和人力资本（专业人才供应）以及监管负担方面恶化。
在经济政策中，普遍存在着追求实施前瞻性工业政策并促进未来有前景的企业和行业的愿望。然而，已经提到的问题是，很难预测一个国家将来在哪些领域会取得成功。
预测未来普遍需要哪些产品或服务是不够的。还必须识别本地生产者在哪些领域具有比较优势。
20世纪60年代，法国政府推出了“计划计算”工业政策计划，旨在建立法国的计算机产业，其中一个目标是减少对美国公司的依赖。当时对计算机产业未来将变得更加重要的评估是正确的。然而，法国经济在这一领域显然存在比较劣势，因此尽管得到政府支持，但并未形成具有竞争力的计算机产业。比较优势最终必须在市场上被发现。有人可能会提出，许多国家对其工业进行补贴并扭曲市场。这是正确的，但这通常会给这些国家自身带来巨大成本；最终，这种市场扭曲是全球市场环境的一部分，企业必须在其中立足。工业政策可能会选择错误的方向，并导致资源被错误使用的风险，这种风险在支持更为具体和集中的领域时更为严重。
经济政策需要资本投入，大多数员工都高度合格，其他公司愿意雇用他们。
70.最容易理解这种资助的理由是，德国必须确保自己免受外国芯片供应中断的可能性。人们特别担心的是，台海冲突可能会中断全球半导体供应，而这些半导体主要在台湾生产。在这种背景下，这些补贴可以被视为一种保险费。根据巴切和瓦特（2023）的说法，可以将这些补贴视为经济政策的“地缘政治调整”的一部分。
然而，对于这种支持的辩解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出现保险效应的可能性相当小。人们必须问，如果来自远东的芯片供应中断，英特尔公司将如何阻止其在马格德堡生产的芯片在世界市场上以最高价出售。这可以通过出口禁令来阻止。然而，其他国家可能会以类似的措施作出回应。对供应的整体影响几乎无法预测。即使对英特尔在马格德堡生产的芯片进行规定，也可能将迄今供应给欧洲的其他地点生产的芯片转向其他地区。此外，不清楚在马格德堡生产的芯片是否是德国工业所需的。因此，保险效应最多只能从台湾以外的整体芯片生产中产生，特别是在欧洲和北美，而不是德国的生产地点。此外，半导体工厂本身也依赖于来自国外的供应，如原材料，在危机情况下这些供应也可能中断。此外，与中国发生冲突不仅会影响供应方，还会影响需求方，因此尚不清楚半导体的可用性是否是关键瓶颈。因此，购买这种非常昂贵的保险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
需要采取经济政策行动，扩大贸易关系并使其多样化以限制风险。事实上，德国政府致力于达成新的贸易协议，例如与拉丁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场国家。迫切需要迅速实施这项自由贸易协定并继续达成更多协议。此外，寻求与美国达成协议也是明智之举。由于中国对德国企业的供应链和市场销售具有重要作用，中国与美国的冲突对德国经济带来巨大风险。然而，与中国进行广泛的经济脱钩将是仓促的，对德国的增长将产生严重负面后果。
根据德国政府的中国战略，需要谨慎管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所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通过进一步多元化。
在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和能源密集型工业生产下降的影响下，关于政府对能源密集型工业企业补贴电力的讨论被称为“工业电价”出现了。联邦经济部长哈贝克支持设立这样的工业电价。
这不应该是永久性补贴，而是对能源密集型工业的临时支持。这种支持旨在防止企业外流。联邦经济部长认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将在中期内再次使德国的能源成本降低到足以使能源密集型企业的地点保持吸引力，并且补贴很快就可以终止。这种论点有几个基本缺陷：首先，在欧洲二氧化碳定价框架下，已经为能源密集型企业提供了电价补偿。由于二氧化碳配额价格上涨，这种欧洲协调的补贴已经在2023年出现了大幅增长。
其次，工业电价作为额外补贴只会使少数企业受益，因此会给德国其他行业增加额外负担。
76.第三，很少有迹象表明，在可再生能源在未来扮演更重要角色的世界中，德国在能源密集型生产领域具有比较优势。一方面，这是因为许多其他国家的风能和太阳能的自然条件比德国更好。另一方面，许多国家更愿意使用其他能源，包括化石能源和核能。在这些条件下，很少有迹象表明，未来德国将成为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有吸引力的地点。77.但即使假设这样做是有效的，也不能证明在过渡期间对工业电力进行补贴是合理的。相信未来德国能源将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和足够的数量可获得的企业，将适应暂时高价格，例如通过暂时减少生产、转移产能利用率或者如果合算的话，暂时关闭德国的某个工厂。在这种调整中，不存在市场失灵，这使得大规模的国家补贴以低廉的工业电价形式合理化。
工业电价属于因经济变化而面临压力的产业支持工具之一。
这些工具存在着重大风险。公司可能因为经济冲击，如当前的能源危机或新冠疫情而陷入困境，暂时支持它们是有意义的。然而，政策制定者在一条很窄的道路上行走。在危机期间往往很难判断企业模式是暂时受到威胁还是永久过时。在新冠疫情的情况下，大多数依赖人们聚集在一起的商业模式在疫情过后会再次运作是合理的。
在当前能源危机的情况下，能源密集型企业在德国是否有未来变得不太明确，因为从俄罗斯进口廉价天然气的时代很可能已经结束，也许是永久性的。支持措施最终可能被证明是适得其反的危险很大。过去，通过政府干预来阻止结构性变革，以保留现有的工作岗位、企业或行业，往往被证明是一条昂贵的死胡同。这主要是因为新兴行业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比已建立的行业要小。
6.2提高能源供应，调整至更高的能源价格。尽管当前存在能源短缺问题，德国决定退出核能，并拒绝通过开发页岩气储量来扩大国内天然气生产。这导致更多煤炭被用于发电，对二氧化碳排放产生相应影响。未来几年还将关闭煤电厂。因此，短期至中期内扩大能源供应的选择并不多。风能和太阳能的发展将加快，同时还将建设新的水力发电厂，可采用氢气驱动。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可能不足够。
德国还对更加一体化的欧洲电力市场有特别兴趣。德国政府应该努力扩建输电网络，以便能够从邻国的产能中获益。其他欧盟成员国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接受这一观点，尚待观察。
德国还应加强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包括聚变反应堆领域。这可能会带来相关技术创新的发展作为副产品的外部性。此外，应采取务实政策，旨在高效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参照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做法，重新启动核电站运营并批准国内页岩气开采。
在任何情况下，德国都必须做好准备，未来一段时间内在能源成本方面失去竞争力。然而，出于第4节中所述的原因，德国应放弃对工业电价的补贴。工业必须适应变化的形势，可能会外包特别能源密集型价值链的部分，只要可能的话。
6.7外贸：多元化而非再工业化96.维持国际经济关系是德国未来经济成功的重要前提。德国继续在欧洲层面倡导开放、规则约束的国际贸易秩序，并反对保护主义倾向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必须更加重视和分析由供应链中断可能带来的风险。这首先是企业的责任。然而，值得欢迎的是，国家和欧洲层面的经济政策正在发展监测原材料和其他重要产品供应风险的系统。为此，最终需要收集和利用有关国际供应链的更好数据。更为棘手的是大规模使用纳税人的资金进行再工业化，比如在第4节讨论的芯片工厂设立形式。这种政策应该重新考虑。这些纳税人资金可以更好地利用。

作者：forcode

精彩讨论

全部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