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口展望2022》显示，2021年我国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为9.86亿人，印度劳动年龄人口为8.75亿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达峰（9.98亿人）后已经处在持续减少阶段，预计2035年降至9.31亿人，年均减少399万人。印度劳动年龄人口预计2035年升至10.79亿人，年均增加921万人；2048年达峰，峰值为11.19亿人。
2021年我国人口中位数年龄为37.9岁，印度人口中位数年龄为27.6岁，较我国年轻10.3岁。我国人口抚养比为44.5%，印度为48.1%，分别对应着2.2个、2.1个劳动年龄人口供养1个非劳动年龄人口。中印人口负担的区别在于：一是我国人口抚养比处在持续上升阶段，人口抚养负担逐渐加重；印度人口抚养比仍处在持续回落阶段，人口抚养负担逐渐减轻。二是我国非劳动年龄人口中老年人口较多，少儿人口占比仅为57%，而印度非劳动年龄人口中少儿人口占比为79%。
以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的年份作为人口红利窗口期，可以发现，一是我国人口红利窗口期是1977—2009年，时长为33年；印度人口红利窗口期是1966—2032年，时长为67年。二是窗口期内我国人口抚养比下降速度明显快于印度，约是印度的2.4倍。我国人口抚养比累计降低了42.7个百分点，年均降低1.29个百分点。印度人口抚养比累计将降低36.7个百分点，年均降低0.55个百分点。三是我国人口抚养比极低值明显低于印度。我国人口抚养比极低值为2009年的37.1%；印度为2032年的45.1%。
世界发展指标显示，2021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为62.5%，城镇人口规模达8.8亿人；印度人口城镇化率为35.4%，城镇人口规模为4.9亿人。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和印度人口城镇化水平基本相当，此后我国人口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城镇化率提升速度大概是印度的3.7倍。1990—2021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从26.4%提高到62.5%，年均提升1.16个百分点；印度人口城镇化率从25.5%提高到35.4%，年均提升0.32个百分点。考虑下一阶段印度城镇化加快推进的情景，2050年印度人口城镇化率为52.8%。
印度人口红利窗口期将在2032年结束，人口红利的释放强度也将明显弱于我国。印度人口红利窗口期是1966—2032年，剩余的红利窗口期仅为10年左右，留给印度积极作为以释放人口红利的时间已然不多。人口红利窗口期内，印度人口抚养比极低值明显高于我国，并且人口抚养比下降速度也明显慢于我国，这共同决定着印度人口红利的释放强度也将弱于我国。
三是印度改革完善促进人口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体系困难重重，大概率将错失人口红利窗口期。印度种姓制度、主体民族缺失、缺少通用语言、女性地位低下等问题均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明显改善，这将导致印度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优势不能充分转化为劳动力成本优势，对推进工业化带来不利影响。工业化程度不高伴随着经济竞争力不足，既难以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也无法支撑教育、卫生等领域不断扩大的资金投入需求。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将限制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并导致社会文化传统的改变十分迟缓。印度人口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大概率将陷入“社会文化因素—人口流动受限—劳动人口数量优势无法发挥—工业化推进受阻—经济竞争力减弱—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减弱—社会文化传统改变迟缓”的低水平循环，进而错过人口红利窗口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