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奇回忆起他第一次投资失败的情形：一家之前非常成功的服装企业破产了，“完全是因为《雌雄大盗》（Bonnie and Clyde）这部电影”，它令女性时尚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使公司的存货变得“一文不值”了。
投资是一个不断计算概率的过程：“一切看概率，不存在确定性。”
学到的四条指导原则。“这些简单的原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鲁安说，“从那时起，它们就成了我大部分投资理念的基础……它们是我能给出的最佳建议。”第一，鲁安告诫说：“不要借钱炒股。”他回忆起了自己早年的一次经历。当时他利用杠杆“将600美元翻了几倍”，然后“市场崩盘”，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以至于卖完股票后“几乎回到了原点”。正如他当时发现的那样，“当你用借来的钱投资时，你无法理性地行事”。第二，“要注意势头”。也就是说，“当看到市场变得疯狂时”，你要格外小心。市场恐慌或者股票估值不合理都会导致市场变得疯狂。第三，忽略对市场的预测：“我坚信无人知道市场接下来的走势。重要的是找到有吸引力的想法，投资一家便宜的公司。”对鲁安来说，最重要的是第四条原则：投资于少量你做了深入研究、具有信息优势的股票。他说：“我尽可能深入地了解七八只股票，如果确实发现了便宜股，为什么不投入15%的资金买入它呢？”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有更安全的成功路径。鲁安说：“有了指数基金，大多数人的日子会好过得多。”但对于那些想跑赢大盘的投资者来说，集中投资是明智的选择。“除了彼得·林奇，我不知道有谁能在投资众多股票时取得好业绩。”
我逐渐明白，最伟大的投资者都是见识不凡的特立独行者，他们勇于质疑和挑战传统的观念。那些思维不太理性、不太严谨和不太客观的人所产生的误解和错误，使得这些投资者从中获益。事实上，研究本书提及的投资者的一个绝佳理由是，他们不仅能教我们如何致富，还能教我们改进思维和决策方式。
其中的利害关系或许可以解释顶尖投资者往往是思想开明的实用主义者的原因，他们会不断想方设法提升自己的思想。
他们无限探索“什么方法有效”的意愿令他们成为了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可以向他们学习，不仅在市场上，而且在生活的各个领域。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制胜的方法有很多，但运用这些方法都需要具备某种优势。当我问索普如何判断自己是否具有优势时，他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方法：“除非你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自己具有优势，否则你可能就没有优势。
现已84岁高龄的索普看起来要年轻20来岁，他说：“从基因方面讲，你得到了一些牌……你可能认为那是个机会，但是你可以选择如何玩这些牌”，包括选择不吸烟、每年体检、及时接种疫苗、定期锻炼等。30多岁时，索普的“身体状况很糟糕”，慢跑不到四分之一英里就会“喘不过气来”。后来他开始每周六跑一英里，并逐步增加跑步里程，直到跑完了21次马拉松比赛。在那之后，他每周见两次私人教练，抽出4天每天步行3英里。
当我再次跟他交流时，时间已是2020年6月了，此时全球正被一场流行病肆虐，10万多美国人因此离开人世。索普向我解释了他分析全球死亡率数据的方法，他特别关注那些可能由病毒引起的“无法解释的死亡病例”；他解释了如何从1918年的大流感中得出“推论”，他的祖父就是在那次流感中染病去世的；他解释了如何得出对“真实死亡率”的估计；还解释了他如何在2月初（美国第一例死亡病例出现之前）预测美国在接下来的12个月内将会因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失去20万—50万人的生命。
索普对数据的合理分析使他的家人及时采取了防护措施，而当时几乎没有几个美国人（最重要的是美国领导人）意识到这种威胁的严重性。他说：“我们提前收拾好了各种用品，包括口罩。大约一个月后，人们才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并到商店扫货。”在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3周前，索普就已经在位于拉古纳海滩的家中进行自我隔离了。除了他妻子外，“不与任何人会面”。他告诉我：“没有什么可怕的。”但他了解风险，并果断地采取了提高生存概率的行动。索普可能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真正计算过自己“死亡概率”的人[插图]。
冷静地思考事实和数据、概率，权衡风险和回报，极为重视避免灾难，这样的思维习惯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最精明的投资者长寿和发达的原因。在索普看来，我们每一方面的行为都应该以“广义理性”原则作指导，例如，他知道，当他处在“情绪模式”时，他更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所以当他对某人感到“愤怒或生气”时，他会退一步问自己：“你真正知道些什么？你的感觉是否合理？”他谨慎的分析常常表明，他的不良反应是毫无根据的。
他说：“我们在不该下结论的时候匆忙下了结论，因此，我认为，暂不做判断是做出理性行为的关键因素。”所有这些都让我相信，真正的投资巨头能帮助我们变得更富有、更睿智、更快乐。我的目标就是向你展示，他们是如何通过各种方法提高成功的概率，进而在市场和生活中实现了双丰收的。依据成功的概率做决策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操作方式，这些巨头做任何决策时都会运用这一方法，包括管理自己的时间、构建安静的思考环境、选择一起闲逛的人、避免与他人打交道、防患于未然、避免受偏见和盲点的影响、从错误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应对压力和逆境、思考诚实和正直、花钱和捐赠以及过有意义、质朴克己的生活。
智者当始终遵循伟人走过的道路，当效法过去的杰出者，这样，当他能力不及时，至少他还带有他们的一点意味。——尼可罗·马基亚维利我相信吸取其他人宝贵的经验教训是明智之举，我不相信闭目塞听能梦想成真。——查理·芒格
小时候的帕伯莱成绩并不太出众，在65人的班级里排名第六，这导致他有些自卑。在上九年级时，他接受了一次智商测试，正是这次测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说：“我问那个给我测智商的人，‘结果如何’，他说，‘你的智商至少是180，你只是不够用心，就像一匹马，得有人用鞭子抽你，你才会动一动。’那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得有人告诉你，你有潜力。”
先通过效仿巴菲特，后来通过效仿巴菲特博学的合伙人查理·芒格，帕伯莱成为了当代杰出的投资者之一。从2000年到2018年，他执掌的对冲基金的收益率高达1204%，而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收益率仅为159%。如果你在1999年7月他开始管理该基金时投资了10万美元，那么到2018年3月31日时，你的资金将增加至1826500美元（扣除各项费用后）
然而，作为投资者和慈善家，帕伯莱能成功完全是因为他借鉴了别人明智的想法。他说：“我是个十足的模仿者，一切都是模仿别人的……我没有任何原创的思想。”他带着无法抑制的喜悦，有意识、系统地挖掘巴菲特、芒格等人的思想，不仅为了获得投资智慧，也为了洞察如何管理自己的企业、避免犯错、建立品牌、做慈善、处理人际关系、安排时间和过幸福美满的生活。
帕伯莱对效仿之法的钟情引发了一系列争议。独创性的作用被高估了吗？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否应该把精力放在效仿更聪明、更睿智的人身上，而不是努力创新呢？如果效仿是迈向成功的有效策略，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运用它呢？效仿他人有风险吗？我们怎样才能做到既采用这种策略使自己受益，又做真实的自己呢？
一路走来，我逐渐体会到了逆向工程、模仿以及经常改进他人的成功策略所产生的巨大威力。帕伯莱是我见过的将效仿之法运用得最彻底的人，他把运用这种方法的艺术推向了极致，自相矛盾的是，这看起来是很有创意的。他的思想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分享我所说的“值得效仿的思想”。
当帕伯莱发现一个令他着迷的主题时，他必定会彻底搞清楚它。在巴菲特的例子中，他可利用的资源似乎是无限的，包括巴菲特数十年来写给伯克希尔股东的信以及罗杰·洛温斯坦（Roger Lowenstein）写的《巴菲特传》（Buffett: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Capitalist）等开创性著作，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它们，还开始每年到奥马哈朝圣，参加伯克希尔的年度股东大会，20年来一直如此。最终，帕伯莱与巴菲特建立了个人联系，通过巴菲特，他也成了芒格的朋友。
帕伯莱说：“人类的DNA中含有奇怪的物质，它们使人无法采纳好主意。我很久以前就学到的一点是：不断观察行业内外的情况，当你看到有人在做明智的事情时，要强迫自己也这么做。”这是很明显的道理，甚至是陈词滥调，但这个习惯对他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芒格邀请他到洛杉矶的家里吃饭，在俱乐部里玩桥牌。但在早期，帕伯莱对巴菲特和芒格的了解完全来自阅读过的资料。他读的资料越多，就越相信巴菲特在芒格的帮助下制定了与“物理定律一样基本”的“投资法则”。巴菲特的投资法则“如此简单”和“如此强大”，以至于帕伯莱认为只有它们是正确的。但是，当他研究其他理财专家时，他困惑地发现，他们几乎都没有遵循巴菲特的法则。就像遇到“一群不相信重力的物理学家……无论你是否相信重力存在，它都会把你往下拉”。
正如帕伯莱所见，巴菲特的选股方法是受价值投资守护神本杰明·格雷厄姆的三个核心思想启发而得出的。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过巴菲特，后来还聘请他为自己工作。这三个核心思想是：首先，无论何时购买股票，你购买的是持续经营、具有潜在价值的企业，而不仅仅是供投机者交易的纸片。其次，格雷厄姆将市场视为“投票机”，而不是“称重机”，这意味着股价往往无法反映这些企业的真实价值。正如格雷厄姆在《聪明的投资者》（The Intelligent Investor）[插图]中所写的，把市场视为狂躁抑郁症患者是很有益的，他“经常过度兴奋和担心”。
最后，只有在股票的售价远低于对其价值的保守估计时才应该买入。公司的内在价值与股价之间的差距就是格雷厄姆所说的“安全边际”。但在实践中如何运用它们呢？格雷厄姆认为，市场先生容易情绪失控，他的这一见解具有深远的意义。在巴菲特和芒格这样的投资大师看来，游戏的本质是不让自己陷入疯狂，要冷静地观察市场，直到两极化的市场提供了芒格所称的“定价错误的赌博机会”。疯狂的行为不会得到奖赏，相反，投资主要是等待难得的时机出现，即赚钱概率大大高于赔钱概率的时机。
在我们这个极度活跃的世界里，很少有人能认识到这种缓慢而敏锐的策略的优越性。运用这种策略不需要频繁地进行交易，但时机到来时要果断出手。芒格曾说过：“你必须像一个手持长叉站在小溪边的捕鱼人，大部分时间里你什么都不做，但是，当一条肥硕的鲑鱼游过时，你要叉住它，然后你又什么都不做了，下一条鲑鱼游过可能要等6个月之后了。”很少有基金经理这么操作，相反，帕伯莱说，他们“多次下注，数额不大，但很频繁”。问题是，没有足够的机会来证明这些押注的合理性。所以，帕伯莱和他的两位偶像一样，喜欢等待最肥美的鲑鱼出现。一次，我们在他尔湾市的办公室里畅谈，他说：“投资的首要技能是保持耐心，极度的耐心。”2008年股市崩盘时，他在两个月之内完成了10笔投资交易。在平常时期，他完成的投资量较少，比如他在2011年只买入了两只股票，在2012年买入了3只，2013年一只也没买入。
2018年，帕伯莱的离岸对冲基金根本没有持有任何美国股票，因为他觉得美国股票都不大便宜。想一想，在美国的主要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大约有3700家，但帕伯莱从中找不到一家值得交易的。他不满足于在美国各个价位的股票中进行选择，他带着他的鱼叉来到了鲑鱼储量更多的水域，比如印度、中国和韩国。正如芒格所说，捕鱼要遵守两条规则：第一条是，鱼在哪里，人就在哪里；第二条规则是，别忘了第一条规则。
和周一样，帕伯莱也形成了一种有利于采取不积极的投资策略的生活风格。我去他在尔湾市的办公室拜访他时，他穿着短裤、运动鞋和短袖衬衫，看起来不像一位亢奋的选股人，更像是一位在沙滩上悠闲漫步的度假人。巴菲特曾经给帕伯莱看过自己黑色小日记本里的空白页，他模仿巴菲特的做法，也让自己的日历上几乎空空如也，以便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读书和研究公司上。通常情况下，他不会在办公室里召开会议，也不会接听或拨打电话。他最喜欢的一句名言是哲学家布莱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人类所有的问题，都源于人类无法独自安静地坐在一个房间里”。
股东们从巴菲特对网络桥牌的痴迷中获益匪浅，因为这样的嗜好抵消了他“行动的自然偏误”。帕伯莱也玩网络桥牌，他还通过骑自行车和打壁球等运动健身。当没有股票可买、也没有理由出售股票时，他就把精力投入到了慈善基金会。他说，他的投资团队里就他一个人，这很好。“当团队中有其他人时，他们可能想采取行动，想做些事情，然后被套牢。”在大多数领域，渴望采取行动是好事，但是，正如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公司1998年的股东大会上所说的，“我们不会因采取行动而获益，只会因决策正确而获益”。
帕伯莱是个有厌世倾向的人，他常常独自坐在一个房间里，偶尔买入一只定价有误的股票，然后赚得盆满钵满。当他经营一家科技公司时，他请了两位工业心理学家来写他的简介。这两位心理学家的分析揭示出，他特别不适合管理一大群员工，“我可不是那种能听取员工意见、给予他们支持和照顾的领导人”。对他来说，投资更像是三维象棋游戏，关键是，结果完全取决于他。
从1956年到1969年，巴菲特成功地管理了投资合作伙伴关系。帕伯莱也自然而然地做了他该做的事情：他效仿了巴菲特合伙关系模式的每一个细节。例如，巴菲特不收取年度管理费，但收取业绩费，即当收益率超出6%时，收取超出部分的25％。当收益率等于或小于6%时，他不收取任何费用，但巨额回报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益。帕伯莱也采用了相同的收费结构，他认为基金管理者和基金投资者利益保持一致是“做生意的好方式”。
巴菲特对效仿之法并不陌生，他说：“如果能从其他人身上学习，就不必过多地提出自己的想法了，你可以运用你接触过的最佳想法，关键是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不是盲目地照搬一切。”例如，格雷厄姆主张投资多样化，而巴菲特则通过将赌注集中于少数被低估的股票而致富。巴菲特喜欢借鉴格雷厄姆的做法，但他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和完善了这些做法。
以巴菲特为榜样，帕伯莱构建了一个异常集中的投资组合。他认为，10只股票能满足他的多样化需求。当买入的股票数目较少时，你可以精挑细选。帕伯莱瞥一眼数百只股票后会迅速淘汰几乎所有的股票，通常用时不到一分钟。[插图]巴菲特也是快速选股的大师。帕伯莱说：“他想找到一个淘汰股票的理由，一旦他发现了，他会马上做出决定。”事实上，巴菲特说过，“成功人士与真正成功人士的区别在于，后者几乎对所有事情都说不”。
巴菲特为帕伯莱提供了有助于他简化选股过程的原则。帕伯莱说，第一，巴菲特的“核心戒律”是，只投资于“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公司。当帕伯莱分析一家公司时，他首先会问：“我真的理解其业务吗？”他会实事求是地考虑其业务是否是自己熟悉的领域。
第二，该公司的交易价格大幅低于其基本价值，这样才能提供可观的安全边际。帕伯莱不会费心劳力地创建复杂的电子表格，因为那样做会让他产生自己能精准预测未来的错觉。他理想的投资对象是这样的：一眼就能看出其价格便宜，这通常意味着以不到50美分的价格买到价值1美元的资产。“我的标准非常简单：如果其股价在短时间内（两三年内）不能翻倍，我不会对它有任何兴趣。”
第三，在芒格的影响下，巴菲特的投资标的逐渐从廉价股转向了优质的企业。除了其他因素外，巴菲特重视公司是否拥有持久的竞争优势，是否由一位诚实、能力非凡的CEO管理。芒格向帕伯莱指出，专注于廉价股投资的格雷厄姆通过持有GEICO保险公司的股票获得了最高的回报。“他并不是因为公司便宜而赚了钱，”帕伯莱说，“他赚钱是因为这是一家优秀的企业。”
第四，公司的财务报表应当简单明了。正如巴菲特所说，“人们不理解财务报表的唯一原因是制表者不想让人们理解它”。当不容易弄清楚企业今天是如何产生现金的和未来几年可能产生多少现金时，巴菲特就会把它归类为“太难理解”的企业。帕伯莱曾注意到，巴菲特办公桌的一个盒子上贴有“太难理解”的标签，这是一个醒目的提醒，提醒他要抵制住投资这类企业的诱惑。像安然（Enron）和威朗制药（Valeant Pharmaceuticals）这样的暴雷企业，帕伯莱很容易淘汰掉它们。
对帕伯莱来说，投资成功的一大秘诀是避免“太难理解的”企业。鉴于俄罗斯和津巴布韦等国对股东权益的蔑视，他避免在这些国家投资。他避开了所有的初创企业和首次公开募股，因为他不太可能在靠销售炒作和被过高的预期主导的领域里找到便宜货。他从来没有做空过一只股票，因为股票最大的涨幅是100%（当股价跌至零时），而跌幅是无限的（当股价暴涨时）。“为什么要以这样的赔率下注呢？”他问道。他也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宏观经济的无限复杂性，而是把注意力集中于少数可能推动特定业务的关键微观因素上。
简而言之，他依照简单的规则行事。上述这些基本原则非常可靠，对帕伯莱很有帮助，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不是他原创的。在他的投资生涯中，每一个重要的想法不是源自芒格，就是源自巴菲特。这一事实让我略感不安。当我列举帕伯莱从其他人那里借鉴的观点时，我怎么可能说出有新意或深刻的东西呢？但这正是关键所在，他的竞争优势就在于这一点：他不在乎别人是否认为他的想法缺乏独创性，他在乎的是什么想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