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code：日本华人黑户丁尚彪15年独自辛酸奋斗的NHK纪录片《含泪活着》，我也看出了眼泪……这是一段“苦心人，天不负，百二秦关终属楚”的振奋传奇……
一个男人，为了家人竟然可以自我牺牲到这种地步，这种家庭责任感真是不可思议，注重个人享受的西方人能够理解吗？会认同吗？人生能有几个15年哪！值得吗？
是什么给了那一代中国人如此艰苦奋斗的力量？真的是穷怕了啊！好不容易抓住一个可以一个月赚几万块钱的机会，怎么舍得回国跟家人团聚！
丁叔在日本独自打拼15年，真的没有过其他女人吗？
90年代在日本打3份工、一个月赚两三万人民币，就足够在上海买一套房了，他们在上海有买房吗？还是全部存定期了？如果没有买房，我真替他们惋惜啊！
这个例子也给我们一些启发：
如果你的单位、公司的人很恶心、没前途、人际关系复杂、处处为难你，不要跟那些人去生气了，赶紧跳出这个圈子吧，去找一个更有前途的地方努力，跟“”生气、斗来斗去、浪费生命是不值得的，退一步海阔天空……
丁尚彪父母都是普通工人……脑子是蛮好用的，他老婆是大家闺秀，老公13年没回来，怀疑他在日本有女人了，直到见了面才缓解了猜疑，才体会到她老公为了家庭、为了女儿牺牲有多大，她那句“我女儿是该好好感谢她爸爸了……”，太真实了，编剧编不出这种语言……
好在女儿也很懂事，从小学习也很好很努力，自己考上了复旦附中，本科就能申请到美国的大学，第一次出国，在日本机场用英语问路，一点都不怯场，女儿能力很强！
最棒的是：全家终于在美国团聚了！全家人一起努力奋斗15年，改变了命运！
/是不是只有中国人愿意为下一代作出这样的牺牲？
forcode：可能中国人更有家族意识，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了家庭家族而活着……
/这个人很有头脑和志气。日本是个不错的国家。收入差距50-100倍时的跨国套利。我认识一个在日本的导游也是这样，上海人，家里穷，去日本打工学习，后来嫁给日本人留下来，现在自己收入很好，过得很滋润，老公不管着她。
forcode：是啊，这个人就算留在国内，后面应该也发展得不错。他借了40万日元出国，开学前打工一个月就赚了16万日元，十几年我估计累计赚了几千万日元了，女儿去美国学医，学费很贵的，不知道在上海买了几套房，90年代用日本的收入买上海的房子，如果多买几套，估计上亿人民币身家了……
//星期五晚上，我和妻子偶尔从电视上看到《含泪活着》这个纪录片。两个多小时里，我们被牢牢地钉在电视机前。播完后，浸满泪水的纸巾在茶几上堆成小山。片子结尾时妻子握着我的手哭出声来，结婚17年来看电影电视从未有过。我也是有生43年来第一次这么感动爽快地流泪！《含泪活着》给我们面对困境的勇气、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对理想的追求等启迪，无法用语言概括。向片中主人公中国人丁先生和他妻子、女儿以及纪录片制作者张丽玲女士脱帽致敬！
2000年看了富士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小留学生》大受感动，之后的《年轻人》、《我的太阳》、《来自中国的瑰宝》……张丽玲女士的纪录片每部必看，每次都获益匪浅。这次我召集全家一起看《含泪活着》，丁先生十几年含辛茹苦，但他清澈温和的目光、为理想视死如归的身影，他妻子对丈夫和女儿的无私奉献和对感情的忠贞不渝，他女儿对父母的期待以实际行动的回答……令我全家泣不成声！这部纪录片让我即将大学毕业的儿子决定去中国留学。
泪流不止看完《含泪活着》，许多年没这样哭了！脑子里对中国人的反感偏见被泪水洗刷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对中国人的崇敬。中国人丁先生一家深切的爱，为理想锲而不舍前仆后继，历经不幸但含泪追梦的人生态度，都是现代日本人不应忘记但却忘记了的东西。中国人丁先生是当代男人的楷模，丁先生的妻子是女性的典范，丁先生的女儿是年轻一代效仿的对象，希望《含泪活着》发行DVD永久保存版。
四十八岁的渡边太郎说：“我非常惭愧，不久前刚被公司辞退，并曾产生自杀念头。看到丁尚彪能为家庭和女儿作出如此伟大奉献，相比之下，我无地自容，真是太胆怯、太不负责任了。”
/然而朋友到日本后给他写的信，让他打定了主意。“他说，日本人不要的彩色电视机、冰箱、微波炉就丢在马路上，拾了就能用。这对我诱惑太大了。当时在上海买国产的金星、凯歌牌黑白电视机都要凭票，想买还不一定买得到。所以考虑再三，我决定去闯一闯。”
丁尚彪还记得当年刚下飞机、初到东京时的情景：“我一个人站在大街上等朋友下班后来接我，身旁是两个大箱子。街上的行人都穿得干干净净的。让我特别惊讶的是，日本女人怎么都这么美？像是电影里才能看到的那样。若干年以后我才明白，她们出门前都习惯化妆，当时中国女人是不太化妆的。”
虽然在日本是黑户口，但丁尚彪每年都自己报税。他坦言，报税有几方面考虑：“一个是想证明我是一个好人。我看到报纸上写，警察、官员都是靠纳税人养活的。那么我想万一被抓到了，税单说不定可以派用偿。我还真的被抓过一次，警察看了我随身带的税单，竟然放我跑了。他说：‘走吧，走吧，赚好钱早点回去！’第二，我考电焊工、吊车工等执照需要身份，报税后我可以办一张外国人登陆证，凭这个去考执照。第三，最重要的是我女儿读书需要经济担保人，必须要有证明。我请单位给我开了年收入证明，加上税单，请翻译公司翻译，再请他们到美国大使馆办了公证。因为我没有身份，不能够自己去办理。为了女儿去美国，我是不惜一切代价的。”
他一上地铁就自学日语，周围的日本人都是老师。他曾计划考出日语1级，好上日本的电视大学。“但是日文读到后来，有的语法我理解不了，身边的日本同事也解释不来。我跑到语言学校去问有没有夜校或者周末班，对方说没有。我晓得我没法读下去了。”他转而靠自学考出了许多技术执照，比如说电焊工、气焊工、铲车工、吊车工、清扫工，这样在找工作时能更有优势。
正是给报纸投稿的经历，让纪录片导演张丽玲关注到了他。丁尚彪回忆说，张丽玲通过报纸主编赵海成找到他，提出了拍摄纪录片的想法。当时他并没产生太多顾虑。“她保证不对我在日本打工造成影响。还说，很想把我们这代人在日本奋斗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这句话我听了很感动，觉得那就拍吧。再说，当时纪录片的几个主创都有自己的工作，拍片是业余爱好，成功不成功也不知道。我心想自己拍照还要买胶卷，有人帮我拍，留作纪念也蛮好。而且他们经常回中国，我可以托他们带些录音机、电饭锅之类的东西给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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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泪活着！上海一家三口15年的惊人奋斗史，震撼日本！
或许，当我们还未成为人父人母的时候
对父母的付出都不会理解，甚至怨恨
但当有一天自己站在这个小生命背后的时候
才会明白，付出绝不是随便努努力那么简单
有时候，付出意味着整整一生
故事说的是生活在上海底层的一个三口之家
1996-2005年，华人导演张丽玲耗时十年之久
记录下这一家三口的聚散离合
制作成一部名为《含泪活着》的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创富士电视台历史记录
改变了许多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误解和偏见
荣获“日本放送文化基金奖”纪录片大奖
＊视频见文末
许多人看完都说这是一部震撼心灵的影片！
无论是谁，看了这部作品，都无法不为之动容
那么
这究竟是怎样的三口之家？
他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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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丁尚彪
出生于上海，年轻时插队落户
回到上海后已经不在年轻，而且身无半点技能。
作为上海底层生活的人之一
他成天考虑的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家人的生活！
一次偶然的决定，他准备去日本读书深造
然而面对着42万日元的巨额学费
他只能东拼西凑
最终就读于北海道偏远山区的一所语言学校
由于太过偏远
这个地区一年里有半年是大雪封山
对于丁尚彪来说，交了42万日元的学费
却要在这样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读书
无法半工半读偿还债务
负债累累的他
于是他逃离了北海道来到了东京
为了在日本生活下来
一个人不得不打数份工
每天清晨就出门工作
到凌晨末班车都没有了
只能步行下班回家
居住的环境也简陋得让心心酸
七年来，一个人独自居住
厨房也是他的浴室
把水龙头拉过来便成了洗头的地方
洗澡的时候就用一个塑料布围起来洗澡
不懂日语的他开始自学
考取了多张证书
几乎把打工挣来的钱全寄给了家人
因为他觉得
自己多做一个小时
女儿就能少辛苦一小时
签证早已过期
老丁一直以黑户口生活在日本
如果回国了就再也不能进入日本
这七年，他都不能与家人团聚
仅仅依靠墙上的这一张照片来思念女儿
才四十出头的丁尚彪
因为常年的辛勤劳作
洗碗、扫地、建筑工什么都干
一口牙齿稀稀松松，掉了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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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丁琳
丁琳从小的梦想就是做一名医生
她的梦想背后是全家的支撑
在1997年的夏天，女儿考上了美国的大学
选择了中转航班
可以在东京逗留24小时
丁尚彪却不能去机场接机
因为去机场要用身份证
他们相约在一个“日暮里”的站点碰面
八年没见
两父女的显得有些生疏
不像欧洲人那样对感情外放对表现
都选择了把自己的情感压抑在心中
两父女相处不过十几个小时
分别的时刻
父亲不得不提前一站下车
父女隔着火车的一扇窗
哭的一塌糊涂
这犹如电影场景一样的画面
却比电影来得更加真实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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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陈忻星
陈忻星出生于上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
在下乡的时候与丁尚彪相恋
前几年，她与女儿相依为命
丈夫走后一段时间曾经失去联系
原本以为丈夫已经在日本重新组成了家庭
也是因为看了纪录片片段才恍然大悟
更是又当爸又当妈独自支撑着这个家
丁尚彪寄回的钱她都用来还债和存下来给女儿留学用
1997年，她在同一个地方送走了女儿去留学
就如同当年送走自己丈夫那般
陈忻星泣不成声
从此更是只能孤身一人在上海守住一家人的根
因为经济条件实在是不达标
多次签证都被拒签
陈忻星想去美国探望女儿的愿望一直不能实现
在经历过11次拒签以后
愿望终于达成
这次她同样选择了在日本转机的航班
一是便宜
二是能见一面几年未见的丈夫
这一次她有幸和丈夫能有72小时的团聚
多年未见
熟悉的脸庞虽然有了些许变化
但是眼神中透露出来的爱意
却从未减少
这15年来
三人都在离别和思念的泪水中度过
终于苦尽甘来
女儿医学博士毕业后，老丁准备回国
他们终于迎来了大团圆
岁月流转
丁琳成了一名出色的妇产科医生
结婚生子，有了幸福的家庭
而丁尚彪开始尝试写作
并成功在纽约中文报纸上发表文章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为了一个目标而坚持不懈地奋斗
这种精神永远令人感动
绝对是个上海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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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之外的丁尚彪东京故事
原创： 韩小妮 上海市民生活指南
2014年，我们费了一番周折，找到了已赴美国与女儿团聚的老丁，听他道出了纪录片之外的许多往事细节，更加丰富了我们对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认知。
在纪录片中，老丁坚韧、勤恳而低调。而在采访中，他给我们的印象愈加丰满。老丁有梦想，也能面对现实；有魄力，更有执行力。套用沪上某知名论坛里对他的评价，老丁是“模子”。
《含泪活着》截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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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能捡电视机”诱惑太大
上世纪80年代末，丁尚彪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有朋友鼓动他：“一起到日本去吧！”刚开始，他是有些犹豫的。
然而朋友到日本后给他写的信，让他打定了主意。“他说，日本人不要的彩色电视机、冰箱、微波炉就丢在马路上，拾了就能用。这对我诱惑太大了。当时在上海买国产的金星、凯歌牌黑白电视机都要凭票，想买还不一定买得到。所以考虑再三，我决定去闯一闯。”
他是这样考虑的：“我所在的单位是街道小集体性质的，在上海只能算是‘三等公民’。我没有受过正规的文化教育，在单位做到中层干部，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说老实话，当时感觉在国内不可能有很大的前途了。”
“去日本我有两个打算：一个是读点书，争取回国后有更好的发展；一个是赚点钱，给家庭一条出路。”抱着这样的想法，丁尚彪开始为出国留学做准备了。那是1988年，他3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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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办护照，断了后路
不巧的是，那一年日本政府收紧了入国规定，办日本留学就有点难了。在那个信息交流尚不发达的年代，丁尚彪常跑去瑞金路、复兴路附近的上海自费留学服务中心打探消息。“那里相当于一个留学信息集散地，门口整天有人在交流。”他回忆说，“每当看到有人签证签出来一脸开心的样子，大家都会很羡慕，然后围上去问他抄语言学校的地址。因为既然他签出来了，照上海人的说法，这家学校肯定是‘正宗’的。” 每次要到地址，丁尚彪一回家就给这些学校写信，但申请都被退回来了。“30岁以上的人，日本学校基本不收。”
正是在那里，某天有人在门口兜售北海道飞鸟学院阿寒校的招生资料，丁尚彪花5角钱买了一份。拿回去一看，这所学校因新开校急需招生，学校免费提供保人。而且跟其他语言学校不一样，提出了签证到手再付学费的新招。
家住杨浦的丁尚彪跑到区图书馆里，查询有关阿寒町的资料，没查到。又托朋友帮忙，跑到上海图书馆的资料室里去找，终于从《日本地名辞典》中找到了阿寒町。他还从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北海道后写的游记中了解到，那里有日本机械化开采程度最高的煤矿——钏路炭田，还有旅游胜地阿寒国立公园。“我心想，既然是旅游胜地，说明是个好地方。既然有煤矿，那至少可以去挖煤。——留学要借很多钱，我肯定是要打工还债的。”丁尚彪说。
他给阿寒校写信，很快得到了回复，让他寄护照复印件和存款证明过去。没想到在申办护照时，受到了单位的刁难。“当时办护照需要单位保卫科盖章。单位得知我有出国的意向后，马上解除了我的职务，叫我去建筑工地干活。我提出自己是后勤出身，想回食堂做炊事员。但领导说不可以：‘你要去日本扒分，先去现场锻炼一下也好嘛。’非但如此，领导还要我把读夜校的培养费全部‘吐’出来，不然不给办护照。为了不耽误申请护照，我只好一次性交了278元，那是我将近3个月的工资，而且是全公司绝无仅有的退款。”
直到现在，回忆起这段往事，丁尚彪仍有几分介怀。“想起这些我还是很气。”他说，“反过来讲，这也是促使我去日本很大的动力。当时我觉得一定要争这口气。”
丁尚彪入学阿寒校时候的审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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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很感谢阿寒校
一气之下，丁尚彪办了半年留职停薪，开始一门心思为留学日本奔走。然而由于之前的留学乱象，申办护照也变得困难了。他几乎每天都去上海自费留学服务中心问情况。与此同时，他想找到和他一样申请飞鸟学院的人，大家一起想办法。于是，他在该中心和九江路、汉口路附近的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门口张贴了寻找校友的广告：“申请日本北海道飞鸟学院阿寒校的同学，请跟我联系”。
“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络，上海所有申请阿寒校的同学我都联系上了。总共有30多个人，一个团体形成了。”
大家怎么和日本方面联络，在留学这件事上有所进展呢？这时，丁尚彪展现出了组织和沟通能力。由他牵头，把散布在上海各处的同学按区域分成了几个大组，他和组长们几乎每个月都到南京路外滩的电信大楼给学校打国际长途。电话费大家“劈硬柴”平分，由组长分头收取。
当时阿寒校负责与中国同学联络的校长名叫王殿铎，是一位在中国长大的残留孤儿。经过与他商讨，学校同意采取“倒签证”的方式：同学们把报名表寄过去，先由日本法务省审批后他们发签证。他们拿着签证去上海市公安局办护照，再拿着护照到日本领事馆办正式签证。
那段时间，丁尚彪在家没事就翻看那份用5角钱买来的学校资料。“上面有你们在纪录片里看到的那一排平房。看的时候心里好向往它，感觉就好像看到革命圣地一样。我以为只要到了那里就成功了。我在上海已经跟单位闹僵了，如果去不了的话工作也丢了，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很感谢那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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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能省钱还能通消息
1989年4月，签证终于出来了。除了几个35岁以上的人，其他人签证都出来了，“听到签证出来的消息，我们几个在电信大楼兴奋得简直要跳起来了。”
后来见到王校长，丁尚彪曾问过他，为什么学校把招生年龄拦到35岁。“他说，因为每次都是我给他打电话，他交待的事情我都能办好，所以对我印象特别深。本来北海道入管局对学生的年龄限制是在30岁，是他特意把上限抬高到了我这个年龄。”
拿到签证后，就该筹措学费了。半年的学费加上住宿费、押金等费用，总共是42万日元，折合3万多人民币，也相当于丁尚彪15年的工资总额。在丁尚彪觉得很“丢脸”地问亲友凑出学费后，他又把所有同学都集合起来。“因为开一张支票，手续费要三四百块。如果大家的学费都开在一张支票上，手续费平分，每个人都能节约掉一笔开支。”
他办事很周到，连留在上海的家属们都想到了。临行前，他特意按照录取名单，骑着自行车在上海转了一圈，把每个同学家都走访了一遍。“我插队落户过，知道与家人分离的滋味，所以想把在上海的家属组织起来。以后家属之间可以相互走动，互通信息，这样更放心些。”
1989年6月，丁尚彪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踏上了飞往东京的班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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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顿饭，恨不得把碗都吃掉
丁尚彪还记得当年刚下飞机、初到东京时的情景：“我一个人站在大街上等朋友下班后来接我，身旁是两个大箱子。街上的行人都穿得干干净净的。让我特别惊讶的是，日本女人怎么都这么美？像是电影里才能看到的那样。若干年以后我才明白，她们出门前都习惯化妆，当时中国女人是不太化妆的。”
他在街头坐了四五个小时，朋友才下班匆匆赶来。两人赶了很远的路回到朋友住处，聊了一夜。距离阿寒校规定的报到时间还有近一个月，丁尚彪决定先在东京打工。“在国内欠了那么多债，既然提前出来了，我急着想要赶快还钱。”
第二天一早，朋友带他去找工作，中午请他吃饭。“吃的是650日元一份的炒饭。一个大盘子上，只有一小碗饭倒扣在上面，却要差不多40块人民币，相当于我半个月的工资。我又心疼又觉得不够吃，三口两口就吃完了，恨不得把碗也一起吃掉。”
他找到两份洗碗的工作，一个月里挣了16万日元。赶紧寄回去，叫太太先把一部分的债务还了。
丁尚彪为《留学生新闻》撰写的“北海道大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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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凉得比北海道的气温还低
7月10日，丁尚彪来到东京羽田机场与其他同学汇合，一同搭乘班机飞往北海道。同学们一出机场就看到了老师们挂出的欢迎标语。学校坐落在一个偏僻的村落里。村里有近百间无人居住的旧房，周围只有十几户居民，老人和儿童各占一半，青壮年都在外面谋生。煤矿已经关闭了。
按照当地的设想，是想通过兴办学校的方式建立中国人居住点，为这个地区注入新的活力。学校把一所废弃的中学改建一新，设立了集体活动室、浴室，连理发转椅也给配上了，还专门从横滨请来一个福建人当厨师，给学生们烧饭。町政府对学校很重视，町长、教育长、警察局长等头面人物都来参加了学校的欢迎会。记者接二连三来采访，北海道的这所学校一时间在日本家喻户晓。
7月的北海道正值盛夏，中午热得只能穿一件衬衫，可太阳一落，穿上毛衣还是觉得冷。看着阿寒校，日本人的心里热乎乎的，而中国学生的心却像夜晚的气温降到了零点。“我们一到学校就听说，比我们提前一个月过来的学生里，已经有两个南市区的同学逃走了。原因是学校不给打工，又地处穷乡僻壤。”丁尚彪说。
同学与学校交涉，提出不打工的话没法生存。但学校表示，按照入管局的规定，他们前3个月不准打工。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同学们很着急。丁尚彪说：“这让日本人很不理解：区区42万日元学费竟然会让这群中国学生无法安心学习？他们确实无法体会我们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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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大逃亡
上完一星期的课，包括丁尚彪在内的七八个同学决定集体出走了。那天上午，有三个同学搭上路过的车子，顺利逃跑。丁尚彪等人则被闻讯赶来的老师“抓”了回去。
到了晚上，他和另外两个年龄大些的同学决定再次“逃亡”。外面下着小雨，他们打了个小背包，顾不得带伞就冒雨出发了。“我们吸取了白天的教训，只要一看到有车经过就趴到路边的草丛里，就跟电影《平原游击队》里一样。走了一段时间，突然有辆车子在我们附近停下来。只见王校长从车子里走出来，喊我的名字。他叫的语气很急，说这里有狼有熊，很危险。还说‘要走，我送你们走！’周围就是黑黝黝的原始森林，马路边上写着‘熊出没，注意’的警告牌，确实很危险。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拄着一根木棍，准备随时跟扑上来的野兽搏斗。”
王校长喊了很长时间，就是不走。丁尚彪等人只好从草丛里站起来。北海道的夜晚很冷，王校长把他们叫进车里，详细地询问了情况。这位出生在中国的校长既希望留住这些学生，又对他们的想法感到很理解。最终，他决定送他们一程。告别的时候，王校长说：‘这件事情，谁都不要说。’我们都很感激他，和他拥抱后才继续上路。”
第一批“逃亡者”离开北海道后，剩下的同学读了半年书，在拿到下半年的签证后也纷纷“逃亡”。他们到了东京、横滨、大阪，最后都“黑”了。王校长也辞去职务回到了横滨。阿寒校首批56名学生，半年后只剩下了7个人。
丁尚彪后来在自己撰写的回忆文章《北海道大逃亡》中这样写道：“阿寒町町民的殷切期望，中国学生的美好愿望，就这样在文化、经济落差的强烈冲击下，在相互不能理解的思维意识中化为泡影。”
15年后，丁尚彪在离开日本前，特意回到北海道阿寒町，在这个开始日本旅程最初的地方，面对当年的校舍，一身正装郑重地鞠了三个躬。他告诉记者，二十多年来，他和王校长一直保持着联系，在上海、美国也经常通信、打电话。
1994年，阿寒校校友东京相聚，与王校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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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一开始就想黑的”
“到东京后，我不是一开始就‘黑’的。”丁尚彪说。
他托朋友帮忙，更换了东京的保人，又申请新的语言学校，缴了20万日元的学费，原准备在东京边打工边读书。为了早点还债，丁尚彪一天打三份工。这样一来，进了教室就打瞌睡。老师讲的内容一句都听不进去。“最重要的是心不定，担心半年以后签证不能续签。”他说。
眼看着签证即将到期，坏消息传来，比他早去申请的同学都被拒签了。“凡是从北海道逃出来的，一律不许续签。”但他还是决定去试一试，并且打定主意，如果通过的话，今后就少打一份工，好好学习。
“我记得那是11月29日，语言学校派了一个老师带着我跟另外一个女同学，一早就去入管局排队了。”
“申请递进去后，签证官就是不受理，等到最后才接待我们，在我们的护照上敲上了拒签的章。女同学一看就哭了，而我看着签证官的脸，心里想：你不给我签证，我索性不走了。老师请我们吃了饭。回到学校，我们和教室里的同学们说再见。大家都围上来问我今后怎么办，还提醒我不要声张想‘黑’掉的事情。我在语言学校的最后一堂课，就这么结束了。”丁尚彪的叙述中，透着几分遗憾。
他开始更加卖力地打工了。每天早上四五点出门，干的是最危险、最脏、最累的活，建筑工人的报酬是1000日元每小时，比在饭店打工赚得多。半年里，丁尚彪打工赚了96万日元。他生怕自己被警察抓到，把钱全部寄回家里，终于把债还清了。“剩下来的钱作为生活费，太太、孩子应该能用用了。”他心想。
除了白天在工地打工，晚上丁尚彪还去烧烤店里洗碗。“这样一天就好赚1000块人民币，在中国的话要干10个月。那种心情真是天不怕地不怕了。”他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100万日元，200万日元……我不停地工作工作，赚到的钱越来越多，等赚到500万日元以上，已经麻木了。对于‘黑’这件事，也麻木了。”
后来，他换了工作，白天到工厂上班，晚上去饭店打工。两边都管饭，一个月能存下3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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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到杨振宁教授的照片了
看到自己在日本求学无望，丁尚彪把关注点转移到了女儿身上。其实在上海的时候，他就很关心女儿的学业，为此还放弃了自己的学习计划。“我去日本的时候，女儿在读小学四年级，已经是少先队大队长了。我觉得可以放心走了。我宽慰太太：‘不用怕，小孩的学习不用你操心了，她已经掉不下来了。’”
丁尚彪出国后，女儿一路考上了区重点建设中学和市重点复旦附中。丁尚彪跟太太说：“小孩有培养前途，我在日本挣钱，就等着她考好大学了。”他打定了主意，今后一定要送女儿出国念书。
至于女儿申请留学美国，是丁尚彪从广播里偶然听来的。刚去日本的时候，由于报纸、电视看不懂也没时间看，他花3万日元买了个收音机，每天晚上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今晚8点半”栏目。
只是在日本收听国内的节目信号不大好，有时会串台。“这一串，就串到了美国之音。有天我碰巧听到在播一个讲座，叫做《留美14步》。因为听得不是很完整，我给香港的美国之音办事处写了封信，请他们帮我把讲稿寄来。看了讲稿我才知道，原来自己可以申请美国留学，不一定要通过中介机构。我马上把材料复印后寄回去给女儿看。”
按照“留美14步”的建议，女儿高二考出托福，马上申请了20所大学，仅报名费就花掉二十多万日元。女儿走的每一步，丁尚彪都花了一番心思。“报名费是我特意在日本跑到花旗银行去开的支票，为的是让学校知道我女儿的爸爸在日本。”最后有4所学校寄来录取通知书，他们选择了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因为听说杨振宁在那所学校任教”。后来到美国后，丁尚彪还特意去看过这所女儿的母校：“我在物理系大楼里，见到了杨振宁教授的照片。”
丁尚彪在日本纳税的税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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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珍惜在日本的每一天
“我老珍惜在日本的每一天的。”他说，“我觉得到了国外不能浑浑噩噩，不能除了赚点钱回来，其他什么都没有。”
虽然在日本是黑户口，但丁尚彪每年都自己报税。他坦言，报税有几方面考虑：“一个是想证明我是一个好人。我看到报纸上写，警察、官员都是靠纳税人养活的。那么我想万一被抓到了，税单说不定可以派用偿。我还真的被抓过一次，警察看了我随身带的税单，竟然放我跑了。他说：‘走吧，走吧，赚好钱早点回去！’第二，我考电焊工、吊车工等执照需要身份，报税后我可以办一张外国人登陆证，凭这个去考执照。第三，最重要的是我女儿读书需要经济担保人，必须要有证明。我请单位给我开了年收入证明，加上税单，请翻译公司翻译，再请他们到美国大使馆办了公证。因为我没有身份，不能够自己去办理。为了女儿去美国，我是不惜一切代价的。”
他一上地铁就自学日语，周围的日本人都是老师。他曾计划考出日语1级，好上日本的电视大学。“但是日文读到后来，有的语法我理解不了，身边的日本同事也解释不来。我跑到语言学校去问有没有夜校或者周末班，对方说没有。我晓得我没法读下去了。”他转而靠自学考出了许多技术执照，比如说电焊工、气焊工、铲车工、吊车工、清扫工，这样在找工作时能更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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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偷不抢有啥好遮掩的
尽管是黑户口，丁尚彪并没有因此与他人隔绝、躲躲闪闪。“每到一个新地方，我就想要很快地融入它。我居住的社区搞町会活动，我都会去参加。区长、议员都会来参加，他们拍照时，我也凑过去跟他合影。”
每到放假，他就出去旅行，把日本转了个遍。“因为我想，等我离开日本后，就没机会再来了。”
他还积极给当地的中文报纸投稿：“日本有一份著名的中文报纸叫《留学生新闻》，一个礼拜出一份，我经常看。有次报纸组织免费观看电影《菊豆》的录像，请我们看完写一点观后感。我写了寄出去，没想到发表了。”于是，丁尚彪把自己“北海道大逃亡”的故事、如何培养女儿的想法一一诉诸于笔端。他说：“一般的黑户口可能不愿意写文章，觉得丢脸，但我觉得自己又不是偷又不是抢，没什么好遮遮掩掩的。
电话里，丁尚彪很少对在日本的艰苦生活发出感叹。不过在当年投稿的一篇文章里，他这样写道：“漫长的10年过去了，终年的劳累使我过早地衰老。仅仅40多岁，发白了，眼花了，牙掉了。10年里，我没给86岁的老母端过一杯水，没给朝思夜盼的妻子一个甜蜜的吻，和女儿分别8年后在日本见面，父女相见不相识，而且只有短短的15个小时。人生呵！能有多少个10年，能有多少青春年华，又有多少年在人间……”
正是给报纸投稿的经历，让纪录片导演张丽玲关注到了他。丁尚彪回忆说，张丽玲通过报纸主编赵海成找到他，提出了拍摄纪录片的想法。当时他并没产生太多顾虑。“她保证不对我在日本打工造成影响。还说，很想把我们这代人在日本奋斗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这句话我听了很感动，觉得那就拍吧。再说，当时纪录片的几个主创都有自己的工作，拍片是业余爱好，成功不成功也不知道。我心想自己拍照还要买胶卷，有人帮我拍，留作纪念也蛮好。而且他们经常回中国，我可以托他们带些录音机、电饭锅之类的东西给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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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丁尚彪的近况
看完这一集之后，我知道女儿去上的是SUNY，也很好搜索，就想查一查丁家人如今在美生活的情况。在谷歌上可以很好的找到丁尚彪先生在《世界新闻网》上的投稿，有好几篇。显然丁先生其实在生活中是活泛之人，有一颗活跃的心。下面这篇文章出自丁先生亲笔，大家在墙外或者能的话，也可以点击这里。
《社會文化》我成了紐約洗碗狀元
／丁尚彪
April 24, 2016
1989年，我去日本北海道自費留學，由於那無法打工，我們中國留學生集體跑到東京成了非法滯留者。後來我為了提供女兒在美國留學的費用，在日本整整黑了15年，終於把女兒培養成美國執業醫師。
我在日本的經歷，被日本富士電視台和CCTV大富電視台跟蹤拍攝了十年，拍成電視紀錄片「含淚活著」(谷歌可搜到視頻)。2000年，該片在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2005年，日本富士電視台將該片改成專輯，在黃金時段竟前所未有地連播二次，感動了億萬日本國民。由於好評如潮，又被轉成電影在日本全國公演。中央電視台崔永元主播當時正好在日本訪問，他說放映期間萬人空巷，滿座率竟超過同時上演的「阿凡達」，創造了日本影視的奇跡，該片獲得當年日本放送文化基金會最佳紀錄片大獎。無數的日本觀眾被感動得熱淚盈眶，顛覆了日本人對中國非法滯留者的惡劣印象。
2013年至2015年間，該片又在上海電視台「紀實頻道」前後播放三次。2014年，我在「世界周刊」發表「西藏行」的遊記。上海「新聞晨報」看到後，通過「世界周刊」的介紹，對我采訪後發表「了不起的丁尚彪」的長篇訪問記。我的「光輝事跡」在中、日網評竟達數百萬條。無意插柳柳成蔭，想不到我在日本打黑工這一行，竟也能成為「譽滿天下」的黑狀元。
老當益壯 獨闖賓館
2004年，當女兒考進美國醫學院，取得助學貸款不再需要資助。我即回到中國，進日資企業當了日語翻譯。2009年，我隨女兒來紐約定居。初來乍到語言不通，又是55歲的老年人，已經當上住院醫生的女兒叫我在家養老當寓公。可我覺得自己還有可以打工的身體，有在日本打工的經驗，又有正常打工的身分，這可是了解和融入美國社會的機遇。於是老當益壯，重拾當年在日本打工的勁頭。語言不通咱在日本經歷過，插隊落戶啥苦都吃過，就差沒在日本背死人了。我放下身段，一切從零開始。去建築工地當小工背垃圾，去中國超市跟車送貨扛箱子，去韓國飯店洗碗打雜，去日本飯店當廚師。雖然很辛苦，但我把這一切當作體驗美國生活。
聽說賓館工資高、福利好，法拉盛有培訓賓館工作的學校。要交數千元培訓介紹費，我去報名學習。結果想送錢，人家還不收，說我一句英語都聽不懂沒法幹。後來看到免費報紙登載賓館招工信息，我叫女兒幫助寫英語履歷，她說老頭子了，又不缺錢，幹嘛再去拚命。無奈之下自己用谷歌翻譯寫了履歷，大雪天第一個去排隊應試，感動了正在現場的廚師長。接到面試通知的電話聽不懂，請路邊的華人幫忙聽。收到聘用通知書看不懂，拿到培訓學校去請教，老師都楞住了，直呼不可思議。結果沒花一分錢，獨闖曼哈坦五星級賓館的廚房打雜洗碗去了
紐約是商業和旅遊城市，所以賓館業不僅工作機會多，而且在服務行業中工資最高、福利最好、管理最規範。對新移民來說，能夠進賓館工作，等於進了中國的國營企業。與在小飯店打工相比，簡直是天地之差。賓館餐廳都是高級法國菜，廚房的環境、設備、待遇都是一流的。員工以西語裔和非裔為主，他們年輕、英語好，且都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許多是廚師學校畢業的專科生。但和我這樣新移民一起打雜的人，卻都是些流氓加文盲，身上紋花的美國小痞子。他們「吊兒郎當把活幹，喇叭舞曲震天響，遲到吸毒又盜竊，偷懶睡覺無忌憚」。只要瞞著白人廚師長就可以了，因為小領班全都是他們同族裔的哥們。這讓我看到美國低素質青年的工作態度竟是如此地懶散，和日本青年認真的工作態度完全無法相比。同時也看到美國管理的人性化，和日本嚴厲管理也完全不同。
遠交近攻 與人奮鬥
工作中，小混混不僅偷懶，還欺負我語言不通。和我搭伴工作時，他們會不聲不響地躲起來玩手機或吸毒去，而且一躲就是個把小時不見人影。一開始，我認為他們和我一樣都是同期員工，結結巴巴地責問他們，但他們非常凶狠，趾高氣昂地說一大堆聽不懂的理由，還反誣我為何不幹活專找他們的麻煩，而且所有同族裔都會互相幫忙攻擊我。華裔同事翻譯後勸我千萬不要和他們鬥。
有位英語很好的華裔也遭欺負，因此和西語裔爭吵對罵，結果一群同族裔聯合到人事部誣告。由於人事部經理也是西語裔，勤勞的華裔反而被倒打一耙，說他在工作場所無理取鬧被解雇了。看到這種職場微歧視，我深知自己的短處，既不敢和他們爭鬥，也不願同流合污。有怨不敢說，有理也說不清。眾口爍金，積毀鎖骨，只能默默地忍耐。為了保住來之不易的高薪工作，我以勤補拙，發揮日本養成的敬業精神，運用「遠交近攻」的古代兵法進行軟抵抗。
廚房剛開張時，所有用品堆放得亂七八糟。勺子、鏟子、量杯等都扔在一個個大塑料箱中，尋找十分不方便。日本職場有「改善提案」的企業文化，就是獻計獻策技術革新，職工都踴躍參與。送的提案被採納，就有獎勵。但美國是「各人自掃門前雪」，沒有這種企業文化 。我主動發揮在日本養成的企業精神，將舊雨傘柄綁在碗架上，一根根分門別類地挂各種攪拌器、夾子、勺子；用廢舊攔網做成冰庫壓縮機保護罩；將壞鋁盤鋸開做成擋板，放在水龍頭前，防止沖掉的髒物濺到牆上；把丟棄的不鏽鋼網拆掉，做許多S型鋼鉤，將所有鍋盆瓢漏斗等都分別掛在牆上。我還用鋼絲把碗棚架分隔幾塊，將沉重的各色砧板分別放置，取用時十分方便。得到大家的一致讚揚。
工作中，廚師們需要幫忙找用具，拿東西等，我都優先幫忙，而且有些並不屬於我的工作範圍。但無論是誰吩咐，我都有求必應。我當過機修鉗工，在日本也長期在機械廠打工。看到廚房的物件設備壞了，我就想盡辦法，利用學到的機械知識去修理。我將更衣箱用木板分為二層，下層都是鉗子、螺絲刀、錘子等工具。為了維修方便，我還自費買來電鑽、電鋸、砂輪機等用品。看到扔掉的機器物品，我都會拆下一些零件備用，儼然像個廚房專用修理工。
現在，只要設備壞了，廚師長都是首先叫我去修理。問題嚴重了才叫廠家來修。因為美國修理人工費高昂，而且物件壞了，有時根本就沒有配件，只好重新買一個。例如冰箱抽屜壞了廠家不修，幹脆叫廚房買新的，而且價格相當貴。而我會想盡辦法修理，有時甚至拉著小推車坐地鐵，送到華人門窗廠自費去焊接，為廚房節約許多修理費，以致大夥兒都叫我工程師。連廚師們家中用品壞了，也會拿來請我幫忙修理。通過義務修理服務，不僅贏得了廚師長的讚賞，也得到所有廚師一致認可。
老外對我倒貼錢為公司修理的行為感到不可思議。但我認為，這正是表現自己的好機會，是外交手段。只要給我工作幹，一月薪資數千元，區區小錢又算得了什麼。其實廚師長心裡很明白，他總會在考勤中給我加班費予以彌補。最重要的是取得了廚師長的信任後，我「狐假虎威」，使他們不敢再隨便欺負我了。
我們是紐約市最好的A級衛生廚房，雜工最基本的素質要求是見到髒、亂、差立即整理清掃。而年輕人根本沒這種概念。我一旦發現髒亂差的情況，就主動整理、清掃、收藏。就像日本人那樣愛廠如家。
我們使用大型洗碗機，兩個人共同工作。前邊的人負責把髒鍋和碗裡殘留物沖掉，有些雞蛋和燒焦的東西黏得很結實，必須用鐵鏟刮、鐵絲擦，然後放在碗架子推進洗碗機。後邊的人把洗乾淨的碗分別放在架子上，每人幹半天再前後對換。有個西語裔特別惡劣，故意欺負我，只要和我搭班，遇到黏結物從來不用鐵絲擦，沖一下直接放進洗碗機。而我在後邊收碗時，一格裡面的碗，有許多還黏著穢物，只好撿出來再送到前邊重新洗，但他仍舊不擦再送過來，故意讓我不停地前後跑。我向他提意見，而他卻說機器能自動沖洗，這樣做較容易。輪到我在前邊沖碗時，我也故意不擦就送過去，使他也不停地來回跑，我也說這樣簡單。他去同族裔的小領班那邊告狀。結果使我挨了一頓批評。而我不會英語，有理也說不出口。請華裔同事去爭辯，他們也不敢，因此受了好幾年氣。我在廚房站穩腳跟後，有一次把整盤沒有洗淨的碗捧到新廚師長辦公室去評理，從此他再也不敢欺負我，不久他終於被解雇了，正應了中國那句名言「與人奮鬥其樂無窮」。
借刀殺人 一擊致命
在軟抵抗中， 我依據自己微薄的力量施以「借刀殺人」之計進行反擊。新廚師長來了之後，有次辦大宴會，廚師長親自上陣忙得不可開交。可中午時間一到，西語裔搭檔毒癮來了，就大搖大擺去吸毒。我知道反擊的時機到了，就故意慢慢地幹。一只鍋、一只盤反覆地沖洗，洗好的碗盤不取出來，讓自動洗碗機不停地運轉，造成洗滌室蒸汽瀰漫，聲勢巨大，髒碗盤堆得滿桌滿地都是，看起來一個人好像忙得不可開交。新廚師長來問，我說搭檔不知道去哪裡了，讓他去找。結果他通過監控錄像，將正在樓頂吞雲吐霧吸大麻的癮君子逮個正著，當場解雇了。多少年來受盡他欺淩，我一直隱忍待發，終於一擊致命，而且兵不血刃，將老祖宗的兵法用到了極致。
創造奇跡 洗碗狀元
2012年底，我已經在賓館工作三年了，我是全賓館年齡最老、英語最差的新移民，但領導還是把我推選為紐約市賓館業協會優秀員工(紐約大蘋果獎)，而且全賓館僅推薦了我一個人。在紐約市的頒獎大會上，賓館總經理對我說，雖然這是沒有實物的獎勵，但卻是無價之寶，是紐約市賓館業最高榮譽。今後萬一賓館倒閉了，只要拿著獎狀去任何賓館應聘，都會最優先被聘用。我終於在美國金榜題名，成為大紐約賓館業的洗碗狀元了。
後來我與紐約華人賓館業協會黃華清主席聊天，得知我的情況後他感到十分驚奇，他實在無法想象一個60歲的中國老人，又是不會一句英語的新移民，怎麼能夠混進老外賓館？又怎麼能夠在完全英語環境中混下來? 更想不通的是，怎麼還混個狀元大獎？其實，他哪知道，俺早已是威震東瀛，讓億萬日本人都流淚的抗戰老英雄啦。
如今賓館已經三易其主，廚師長也換了幾任。我了解到美國人喜好自我表現，所以只要新領導一上任，我就把獎狀複印後送上去自我吹噓一番。有了這張護身符，無論哪位老闆都會信任地讓我留任，使無價之寶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去年來了位強悍的廚師長，他發現這幫人工作時吊兒郎當，就果斷地將他們解雇，再新招一批年輕人。現在我已是三朝元老，再也沒有人敢欺負我了。
世間七十二行，無論是新移民還是非法移民，無論在哪一行，只要忍耐、認真、勤奮，行行都能出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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