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开始学习“中国模式”？
原创： forcode奇想录
特朗普挥舞关税大棒，试图让中国放弃产业政策（尤其产业补贴），德国却开始学习“中国模式”——制定产业政策了。
2016年11月，时任德国联邦副总理兼经济与能源部长的加布里尔在香港参加德国经济界亚太委员会年会时曾表示：中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面向未来制定长远规划并有效执行的国家。
德国联邦经济事务与能源部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在2019年2月以其操刀的“2030国家产业战略”(讨论稿)为基础，正式启动了德国及欧洲的产业政策大讨论。
其实，是否需要产业政策，还是施行纯粹的自由贸易政策，国内精英早有共识了。在一定程度上，亚当斯密之后的自由贸易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西方经济学是英美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工具，而非纯粹的科学技术，迷信这套意识形态在拉美、非洲、中东、东欧、俄罗斯很多国家的政策后果，就是放弃产业保护和贸易壁垒，当地落后的制造业、服务业被欧美发达国家强大的跨国巨头完全摧毁，这些国家完全沦为发达国家的原材料输出国和销售市场，或者受到资源诅咒、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因为，农业、原材料开采业，属于规模报酬递减的行业，产量越高、利润越低，没有规模效应，这类行业就很难提供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受到资源诅咒、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
而制造业、高科技服务业，属于规模报酬递增的行业，产量越大、利润率反而越高，规模效应明显，典型的比如汽车制造业，销量越大，每辆汽车分摊的研发成本、固定成本越低，金融业、软件业的规模效应就更加无以复加了，微软多卖出一份windows操作系统的拷贝，并不需要增加多少成本，毛利率极高，这类行业就能提供非常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当一个国家发展起越来越多这类规模报酬递增的行业、产业，就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人均收入的发达国家。
笔者（微信号：forcode奇想录）记得以前学《外国社会学史》，社会学羡慕经济学，有一个学科内基本达成共识的理论范式和前提假设，而社会学理论还处在百花齐放的战国状态……
其实，经济学领域目前成为主流的这一支数理化的、基于自由贸易和供需模型的经济学理论，几十年后可能就会被推翻了。这一脉经济学理论的源头，据说来自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模仿物理学的理论范式，基本是演绎法为主，缺少足够的经验归纳和事实支撑，理性人假设、均衡理论、信息完备等假设在现实世界都不成立，而且，该理论夸大了消费而非生产在创造财富中的作用。
据说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美国现实经济政策制定中并非主流，美国有大量产业补贴、扶持中小企业、鼓励专利转化、为研发提供资金支持的产业政策，也经常性采用贸易壁垒措施，并没有像美国对外宣传的那样，放任市场自由竞争、自由贸易。
特朗普这种凭直觉行动的商人，就不听主流经济学家的，就是搞关税战。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贸易战会损害消费者利益，但实际上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只从消费端来衡量损失是不全面的，如果提高关税可以增加美国本土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那贸易战总体上可能反而有利于美国消费者的长期利益，尽管短期需要花更多钱买进口商品或转买国内商品。
现实世界中，有大量经济活动是无法定量描述的，过度数理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把这部分定性的理解忽略掉了，这必然导致错误理解现实经济问题。
我们要警惕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是真理，也不是科学，只是对经济活动进行解释的众多理论模型中的一种，在它成为主流以前，是存在过多种经济学理论与它竞争的。一个将军不可能靠国际象棋这种过度简化的战争模型来指挥打仗，经济决策也不能迷信当今主流经济学，直觉和经验很重要！
要知道，经济学家炒股并没有什么优势……巴菲特相信的价值投资理论也不是主流经济学理论。
现实世界，供需均衡是不存在的，真正伟大的能创造巨大财富的企业家和技术创新，实际上总是打破均衡的……
笔者（微信号：forcode奇想录）感觉中国的发展走对了路，重复了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轨迹：原始积累阶段先搞重商主义培育本国企业和资本实力，等本国企业和资本实力壮大了以后，有了自由竞争的能力和需求，最后就会走向自由主义，在贸易领域表现为自由贸易……如果后发型国家，一上来就搞自由主义，多半沦为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商品消费市场，本国产业发展不起来。
为什么工业革命促进了自由主义：
1、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经济思想，由君主发动，政府控制工商业的发展。时由于资产阶级的弱小，需要寻求封建政府的保护和扶植， 因此，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盛行。重商主义使资本家积聚了财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工业革命后，重商主义经济思想让位与自由放任政策。
2、自由主义既是一种理论学说，也是一种社会运动，包括社会和经济两个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资本家要求“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自由主义成为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同时转变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统治思想。自由主义取代了重商主义，从此自由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代名词。
历史有时候充满了吊诡，如果1949年后，中国倒向欧美阵营，中国会有完善的工业体系吗？很可能没有，如果纳入全球分工体系，很可能成为类似巴西那样的国家，主要靠出口原材料为主，某些代工可能会有所发展，但难以形成完善的产业链和技术创新能力。
我知道三一重工、中联重科之所以在湖南崛起，跟三线建设时期内迁到株洲的机械研究所有关，如果1949年直接倒向美国，这些机械研究所、国有的机械重工企业可能早就被欧美跨国企业给淘汰得一干二净了，一个国家产业初期如果没有贸易保护和产业政策，很多产业是无法萌芽的……
互联网产业是最新的一个例子，因为中国封锁了很多欧美互联网巨头，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是，国内的互联网巨头在受保护的状态下、利用国内市场得以发展壮大。如果当初没有墙，BAT、京东、小米很可能大部分被兼并了，今日头条、美团可能也不会诞生……
笔者（微信号：forcode奇想录）只是觉得，在产业弱小阶段，贸易保护和产业政策必不可少，产业发展起来之后，就不能再保护，而应该放开自由竞争……
很多人会反驳说：日本、德国靠自由贸易发展得很好。
但是，日本、德国在二战之前就已经初步完成了工业化，人才、技术、管理经验都不缺，不过是恢复而已，工业基础不处在萌芽状态，你说说欧美阵营的第三世界国家，哪个在1980年之前工业发展的很好的？
还有，日本、韩国等欧美阵营的市场经济国家，发展得很好的，恰恰是本土就有强大的财阀和产业政策的，我记得90年代在知网就搜索到大量研究日本、韩国产业政策的论文，这正是我想说明的：贸易保护和产业政策在产业弱小阶段必不可少……
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教育日益被视为致富的关键。但在像海地这样专门从事非机械化生产——技术死胡同行业——的国家中，提高人口的教育水平对提高人口的财富水平没什么帮助。在这样的国家中对受过教育的人的需求是极少的。教育更可能增加人们的移民倾向。以教育为基础的战略只有与一种产业政策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成功，这种产业政策也能够为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提供工作。
但这种产业政策，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华盛顿机构给宣布为非法了……
世界银行的首席顾问，曾建议爱沙尼亚关闭所有大学，因为他们的比较优势产业不需要大学教育……
比较优势理论，很多时候是个扯淡的理论……
在幼稚产业无法达到规模经济之前，实施产业政策予以扶持保护，是有道理的。就好像一个三岁的小孩，不能指望他去赚钱养家，先得小心呵护、培育长大，才有机会跟其他成年人竞争，让三岁小孩跟大人同台竞技，肯定被秒杀。
很多产业有规模经济的，比如汽车，绝大多数国家都没能发展出汽车产业，大飞机制造业更是有很强的规模要求，没有产业政策和政府扶持，根本没机会发展到具备规模经济的体量，就不可能竞争得过跨国巨头。
尽管美国政府一些高官不喜欢使用产业政策这个词，里根和老布什执政的美国政府更是声称不喜欢产业政策，但是产业政策一直伴随着美国两百多年的经济发展史。
在1789年华盛顿正式组建美国政府之后，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于1791年向美国国会提交了涵盖钢铁、铜、煤、谷物、棉花、玻璃、火药、书籍等众多产业的制造业发展计划，开启了美国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推动工业化的正式篇章。
从对特定产业的政府补贴、保护性关税和进出口配额，到鼓励外国先进技术的进口、禁止创新的工具和机器的出口以及制造业投入的税收减免，再到改善国家的道路和隧道网络（降低商品的交通成本），汉密尔顿的产业政策都有涉及（Bingham，1998：21-22）。
为了建设一个世界领先的国家，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等美国开国元勋可谓是不遗余力。尤其是，汉密尔顿将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作为他的施政理想，他希望一个强大的政府能为国家的工业化提供支撑（比如国家银行体系、公路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和保护（关税等）。
美国产业政策长期存在 政府补贴“家常便饭”
具体而言，这些产业政策包括美国联邦政府给予的土地补贴、用来保护或者促进国内产业的关税减免、通过设立银行给私人企业发放贷款、政府提供的保险（如对私人银行的存款保险）、政府出资建设的产业设施（如数千家产业工厂）、政府对研发活动的支持等。在20世纪，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主导了互联网、半导体、高温超导、核能、HDTV等一系列重要科技产品的研发，甚至推动了“硅谷”的创新与繁荣。
去年以来，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为其“第二总部”选址，引发美国多个州的大城市竞争。地方政府以批地、修路、减税甚至直接补贴等手段“招商引资”，使尽浑身解数。
比如，今年4月马里兰州通过一项计划提出，如亚马逊选择该州，将提供总价值近85亿美元的“激励”，其中包括资产税、销售税和所得税减免以及改善交通设施等。美国咨询机构“地方自立研究所”201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亚马逊在2005年到2014年间至少接受了6.13亿美元的地方政府补贴。
美国非政府组织“履行职责研究中心”跟踪了美国各行业接受政府补贴的情况。其记录显示，特斯拉公司自2007年以来共接受35亿美元的公共补贴（含减税部分），其中近一成来自联邦政府，其他来自地方政府，其中内华达州就给特斯拉减免了13亿美元的税收，支持该公司在州内建设超级电池工厂。
实际上，硅谷“钢铁侠”埃隆·马斯克在高技术产业的种种“神来之笔”，背后都不乏美国政府的资助。比如，他成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不仅有美国航天局的技术转让，也有航天局和军方的运载火箭发射合同。
2014年，波音公司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从美国航天局获得总额68亿美元的合同，分别研发“星际客机”飞船和载人版“龙”飞船，以运送宇航员往返国际空间站，摆脱美方对俄罗斯飞船的依赖。
“履行职责研究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接受了16.32亿美元的各级政府补贴；谷歌母公司“字母表”接受了7.66亿美元的州和地方政府补贴；脸书公司接受了3.33亿美元的联邦、州和地方政府补贴。
在历史上，法国、德国的工业化落后于英国，也没有被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迷惑，而是采用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模式，实现了工业化：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是古典经济学的怀疑者和批判者，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李斯特的奋斗目标是推动德国在经济上的统一，这决定了他的经济学是服务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与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相左，他认为国家应该在经济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他的观点深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以及美国学派影响。他的主要思想包括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贸易保护主义等等。其以具体行动力促成德意志关税同盟，废除各邦关税，使德国经济获得统一，并对后世德国的统一产生影响。网页链接
所以，今天德国社会重新开始讨论制定产业政策，只不过在恢复它们历史上曾经采取过的政策罢了。
中国抓住了信息化的发展机遇，培育出了bat、华为、小米、美团、今日头条、京东、快手等一大批平台型公司，并且又要抓住AI、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化2.0的机会。而且，通过信息化结合工业化，将AI、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技术应用到工业化场景和产品当中，有可能超过在信息化领域缺席的日本、欧洲等传统工业强国。未来的智能汽车、智能家居领域，华为、百度、小米等中国公司应该有一席之地。
但是，也应该明白，产业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也有其局限性。
国家资本主义（产业政策+市场经济）在搞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煤炭、石化、制造业等基础设施和传统制造业时，前面有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照抄，后发国家在追赶时靠政府主导发展已有产业时是效果很不错的。
但是，面对太阳能光伏发电、电动汽车、人工智能、5G、3d打印、虚拟现实、云计算等新兴产业的时候，政府主导就不可避免看错方向，只能由微观经济主体——企业来主导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通过自由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最后“进化”出一个产业方向，而不是靠政府主导“规划”出一个产业方向。
在科技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强行确定一个产业规划，然后各种扶持补助，最后可能就是浪费大量社会资源在很多不成熟没利润的产业方向上。
日本在跟美国竞争的过程中，因为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很多产业都走错了方向，比如日本从90年代开始就搞机器人产业，搞到现在还是没什么收益。通信产业选择模拟通信方向，败给了美国的数字通信方向。混合动力汽车模式，最后可能也会败给美国的纯电动车模式……
所以，产业政策也不是万能的，迷信产业政策，跟迷信自由贸易理论一样有害，在产业度过幼稚期之后、或者在未知的新兴产业领域，不应该靠政府主导产业政策，而应该放开保护，以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优胜劣汰。
参考“<b>《德国工业战略2030》中文翻译全文</b>”的部分节选：
世界市场正处在一个快速而深远的变革之中。一方面，全球化和创新进程不断加快，而另一方面，国家干预却在日益增加，放弃多边协定的趋势也日益显现。有许多赢家从中涌现，也有人满盘皆输。整个世界正在经历一场重新洗牌，而我们仅仅处于这场变革的开始阶段。
如果德国失去了关键的技术技能，我们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将因此严重受损，这会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国家在几乎所以政治领域采取行动的能力和行动的空间带来重大影响，并最终会波及德国国家机构的合法性。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发现一个国家的企业各自做出的商业决策的总和不足以阻挡和防止力量和经济实力的转移，其原因就是企业仅仅着眼于自身的发展，而不是整个国家的发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激活、推进保护性工业政策才有了正当理由。只有当一个国家经济中的市场力量无法保持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时，国家才有责任去介入。
《国家工业战略2030》旨在与工业利益相关者一道，努力确保或重夺所有相关领域在国内、欧洲乃至全球的经济技术实力、竞争力和工业领先地位。
如果没有大量的工业就业机会，德国无法维持其高收入水平及高水平的教育、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基础设施。因此，增强德国的工业基础关乎德国的国家利益，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家任务
德国良好的经济起点和现状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它因国际竞争和其他国家及企业的强制干预而一再遭受质疑，因此必须一直努力保持和巩固。
主要发展中国家低工资、低生产成本的优势在德国强大的工业技术与质量面前显得相形见绌。然而德国的这一优势正在逐渐消失。这些国家正通过发展技术专长、合资企业或并购欧洲企业等综合发展方案迅速迎头赶上并扩展其技能。这导致了原本独占鳌头的德国企业也开始面临日益加剧的竞争压力。只有当这些新兴国家的工资与社会成本缓慢增长后，这种优势的转变才能逐步放缓。
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就失去了在消费电子行业长期以来的领先地位，而日本、韩国等国家则迎头赶上。从那时起，这种损失就再无回头之路。
随后，这引起了连锁反应，使得欧洲无法在电信技术、计算机和消费电子（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等新领域站稳脚跟。
作为工业大国，汽车产业的成功对德国至关重要。然而，这一产业也面临着尚未成功克服的重大挑战：越来越高的减排要求、替代性交通工具与电动汽车快速发展、自动驾驶技术取得重大创新、全新的移动出行理念也可能造成颠覆性的营运模式。
目前，全球闻名的平台经济互联网公司几乎被中国与美国独揽，而德国与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则被排除在外。这一形势似乎还没有发生改变，而德国需要采取行动。
在人工智能领域，虽然德国的基础研究仍然强大，然而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应用和商业化领域却明显落后。目前，德国企业与领先企业的差距仍未缩小，并且似乎在日益扩大：任何一家美国大型平台/软件/移动硬件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都是德国企业无法企及的。德国必须在人工智能领域集中企业、科研和政策的力量，消除主要技术的竞争差距，创立自己的数据主权，充分利用新关键技术中的经济潜力。
新的、在全球获得成功的大型公司正在几乎所有的高端创新领域涌现，尤其是数字化和人工智能领域，其庞大的资金和市场实力超过了德国DAX指数中的任何一家公司（德国DAX指数中包含了30家主要的德国公司）。德国在创新领域的这一大趋势中缺席了。在创新领域，成功的德国和欧洲初创公司越来越多地获得美国的风险投资基金资助。这种资助从一定规模开始，然后逐渐将这些公司转变为美国企业，投资的资金越多，转变的过程就越快，而这些公司也就越成功。
在工业政策方面一个特别成功的国家是中国，在2015年启动了“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通过积极的工业政策来加强十个关键技术领域，包括信息技术、高端机器人、航空航天、海洋产业、电动汽车、交通与铁路、生物制药和医疗技术。2017年，中国宣布寻求在2030年之前，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世界领先者。2018年7月，国有集团招商局决定设立10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新时代科技基金”，用于投资中国和世界各地的科技公司。而通过“一带一路”，中国正试图确保销售市场和物流的安全。这一战略将市场经济原则与积极主动的国家政策结合起来，到目前为止已证明是最成功的。具有国际地位的公司已经在中国涌现，未来几年，这些公司可能垄断整个工业领域的技术，从而导致国际竞争彻底实效。
工业政策在世界许多国家中兴起。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国家完全依赖市场力量来管理当前事务。
“突破性创新”的时间间隔更长，对经济的重要领域甚至是所有领域及其增值链都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通常，这些创新是“颠覆性的”，也就是说，它们从根本上打破了以前的流程或技术，并用新的技术取而代之。对于任何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大国来说，这些突破性创新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这些创新对于以往的市场领导者及其地理位置也具有颠覆性，并且能在很短的时间内造成巨大的扭曲。
典型的例子就是蒸汽机、铁路、电力开发、内燃机和汽车、飞机、无线电和电视、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明。
只有拥有并掌握新技术的国家才能始终在竞争中保持有利地位。
当今最重要的突破性创新就是数字化，尤其是人工智能应用的快速传播：
如今，大型互联网平台拥有大量的资金和数据，正在成为创新的驱动力，改变全世界的附加价值链。
因此，如果一个大型经济体想要在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取得成功，就必须适当地参与平台经济的增值。目前为止，德国与欧洲并没有参与其中，给其他领域造成了失去竞争地位的巨大风险。一些大型相关领域（如交通、医疗卫生、数字云学习（远程学习））的“入场券”还未告罄，但世界上许多公司也正在努力，在这些领域发挥全球领导作用。
人工智能的应用可以说代表了自蒸汽机发明以来最大的突破性创新，因为它们平等地延伸到所有经济、工业和服务领域、物流和运输、工作、私人和社会生活。各种应用都通过机器学习不断优化与进一步发展，这代表创新过程正在经历进一步加速。未来关键的人工智能应用包括自动驾驶与医疗诊断。德国在该领域的基础研究仍然强大，但是实际应用方面则明显落后。
就自动驾驶而言，如果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的数字平台来自美国，未来汽车的电池来自亚洲，那么德国和欧洲在这一领域的损失将达到50%以上。而且这些影响，远远超出汽车行业的本身。因此这个问题不仅仅关乎该领域的公司，还关乎经济乃至整个国家的利益相关者。
机器与互联网的相互连接（工业4.0）则是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突破性技术。（生产）机器构成的“真实”世界和互联网构成的“虚拟”世界之间的区分正在日益消失。机器通过互联网与其它机器及人类进行连接。互联网被赋予了一个新的维度；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工业生产中应用互联网技术逐渐成为标配。在这种机器和互联网的融合中，哪一方将起主导作用还完全不清楚；这一变化才刚刚开始。
改变世界规则的创新速度
与过去相比，今天的创新速度大大加快。二十世纪初，人们已经知道了电视、传真和移动电话的原理，然而花费了数十年才通过技术发展实现了应用与商业化。
在过去的15年里，创新的速度已经大大加快，尤其是在数字和未来的相关领域。这意味着可能与这些快速的发展掉队。面临这一风险的公司和经济体将会从“规则制定者”转变为“规则遵守者”。
我们必须扩大现有的优势，同时在德国优于其他国家的领域要开展赶超进程。经验表明，一旦在工业竞争中“败下阵来”，工业领域就很难重夺其竞争力。因此，我们必须为争取每一份工业岗位而奋斗。把工业分为“脏乱陈旧”和“清洁新型”的是错误的做法。
强化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也至关重要，因为这些中小企业正是德国的特色优势。许多中小企业已经用高度专业化的产品和应用（隐形冠军群）“征服”了部分世界市场，具有强大的技术专长和竞争力。然而，由于快速的创新进程，尤其是数字化进程，他们特殊的技术能力经常可以在其他领域被发现，这给中小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中小企业需要个性化的优惠与扶持。
德国与欧洲的龙头企业：规模是关键！
随着综合的全球市场的出现，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始浮现一个问题，即工业利益相关者是否需要大量资金来成功地参与国际竞争或提供特定的产品和服务。大型商用飞机只能由一定规模的公司建造；铁路系统的建设与现代化需要开展众多大型工程，耗费超过300亿美元；全球市场中成功的大型互联网平台也需要庞大的资金。工厂建设、国际金融、银行业以及许多产业都是如此：它们都需要实力雄厚且与中美竞争者处于同一水平的利益相关者。
一个企业必须拥有大量的资本才能实现重大项目并在国际竞争中与大型竞争对手较量，但如果一个国家缺乏这样的企业，这个国家就会排除在一个日益重要、不断增长的全球市场之外。
因此，令人担忧的是多年来德国几乎没有出现这样规模的新企业，而像AEG或Grundig这样的前世界领导品牌，早已不知踪影。
在美国和中国，许多大型的全球市场参与者已经羽翼丰满，特别是在电信技术、互联网和数字化领域，这推动了这些国家在一些领域的增加值大幅增长。
鉴于当前的全球市场，德国或欧洲的公司合并是有用且有必要的，但由于现行法律过分强调国家和地区市场，这些合并往往都失败了。因此，必须在适当的情况下重审和修改德国与欧洲的竞争法，以便德国与欧洲的公司还能以较高水平参与到国际竞争当中。
西门子、蒂森克虏伯、各个汽车制造商或德意志银行等现有的领军企业，在已经存在了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并已成为成熟的全球参与者。空中客车在航空工业的地位，已经牢不可破，但它的诞生甚至也要追溯到50年前。
这些企业的生存与长足的成功符合国家利益，因为它们极大地促进了增值，同时也在世界上树立了德国经济与工业的良好形象。
近几十年来，出于环境保护、气候保护、能源转型和社会政策等原因，国家通过干预手段使框架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与其他没有经历此变化的国家相比，德国的工业成本提高了，竞争地位也因此受损了。
一些更高级别的政治原因会损害竞争，国家对这一损害的补偿并不是补助，而是寻求恢复竞争的可比性。这种做法也必须遵守欧盟法律。
需要这种措施的领域有：
- 电力与能源价格
- 企业税收水平
- 社会保障贡献率（必须永久保持在40%以下）
如果在可见的未来无法为全球市场经济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德国和欧洲必须采取比以往更积极的行动来抵制其他国家不正当的竞争。否则，成功的企业就会陷入不利的境地，并可能由于其他国家的干预被拒之门外。这意味着：
重审并尽可能改革现行的补贴法和竞争法。
一些具有突破性影响的创新领域能获得强大的竞争力，服务于国家的整体经济利益，对于这些领域国家应施行限时补贴。
对倾销和滥用市场主导地位的行为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一些领域的企业规模对于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德国应推动这些领域的公司合并。
在国家战略的基础上，联邦政府随后将迅速致力于制定和采用相应的欧盟工业战略，并倡导其余成员国就各自的工业政策展开深入对话。
如果该战略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定期对工业政策的实际发展和联邦政府政策的适当性进行集中评估。我建议将2021年作为合适的战略启动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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