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股100强】肖耿:粤港澳大湾区的潜力、瓶颈与突破口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肖耿5月24日出席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发展高峰论坛暨第七届“港股100强”颁奖典礼,他在闭门午宴上表示:经过两年的充分酝酿与沟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2019年春节后公布了首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一些近期(到2022年)及远期(到2035年)发展目标。这是大湾区在中国新的发展阶段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及新起点。

这个规划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提出的,其特点是把过去大湾区11个城市(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佛山、惠州、珠海、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中每一个城市自然形成的比较优势在原本的基础上有所提升,并鼓励不同城市之间优势及资源更互补。

“规划纲要”的一个重点是如何让大湾区内的公共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要素如何在各个城市更顺畅流通。一旦这些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比较顺畅以后,大湾区内的各个城市之间会形成新的聚合效应。城市之间不仅会有互补,也会有一些竞争,而这个竞争的结果我们是无法预测的,但一定会提升大湾区整体的效率、竞争力、及活力。

“规划纲要”给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之一是“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这个定位其实是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大湾区的特点来确定的。在过去40年,中国发展面临两方面瓶颈:一个是创新;另一个是国际金融,特别是跨境金融交易。而这两个瓶颈需要一个有活力的城市群来应对、试验、及突破。

大湾区还要承担一个重要责任,就是探索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城市未来发展的模式,特别是在市场化、法治建设、开放程度、及创新能力等几个关键领域。这是西方和国际社会非常关注的领域,而中国有需要利用大湾区的优势在这些方面先行先试。

在“规划纲要”全文中,“创新”出现了102次,可见国家对大湾区在创新方面的期待。创新是需要市场化的,因为创新本质上是不确定的。我们在技术上能不能够突破、什么时候突破、突破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是未知数,没办法通过计划进行准备和预测的。所以创新更多要依靠极具活力的民营企业,而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民营化规模和比例最高的城市群。更重要的是,香港是全球最有活力、最市场化、最开放、法治建设也是世界一流的城市之一。

创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创新的风险非常大。这就要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因为股票市场在所有金融工具中是最能够吸收这些风险的。但这个股票市场需要是低杠杆股票市场,如果杠杆率非常高,它反而会给创新带来系统性风险。通过资本市场,这个风险将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被分散、吸收,这才能使得中国未来的创新有后劲、有冲劲。

创新还需要国际金融,因为我们说的创新不仅仅是与国内经济有关的创新,还包括高质量的、最前沿的创新,要在世界范围,包括基础研究领域有所创新。从这个层面看,国际金融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与国际金融相关的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离岸经济体,而大湾区有这个条件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规划纲要”在金融开放方面提了很多发展思路,特别是针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这些与国际金融相关的领域,香港独特的优势——港币和美元是挂钩的,此外香港也定位为人民币的离岸中心,而有了这两个货币,未来香港在国际金融方面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三个货币就是美元、欧元、人民币。当然英镑和日元也是重要的,它们是5个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特别提款权)中的另外2个国际储备货币。目前来看,和美元、欧元相比,人民币的国际化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未来,如果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整合成中国的离岸经济圈的话,人民币的国际化可能会有相当大的突破。

“规划纲要”还有一个亮点,除了优化提升深圳前海作为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功能及打造广州南沙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还强调了要推进珠海横琴作为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横琴是一个半岛,在开放和国际化方面有独特优势,可以作为未来大湾区内珠江三角洲9个城市突破性制度改革的一个试验区。例如,横琴可以通过“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机制全方位复制香港的制度环境,在很短时间内展开自由港试点。

中国的传统习惯是制定五年规划、十年规划,但是未来大湾区的发展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因为它从活力来看已经在世界经济的前沿了。具体哪个产业能够突破、哪个产业不能突破,都还需要等待市场进行检验。大湾区已经是中国最市场化、最开放、最国际化的一个城市群,一旦它们相互之间的公共基础设施及互联互通更顺畅了,整个湾区的创新能力、劳动生产率、及规模经济会进一步提升,并形成一个世界少有的开放、自由、法治的营商、生活、及文化交流的统一市场生态环境,对中国及世界未来的和平、繁荣、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是作为一个国家发展战略,也许可以为中国真正融入全球经济,找到一个很好的突破口。过去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两个非常关键的决策。一是40年前创办深圳特区,二是18年前加入WTO。这两个决策使得我们国家过去40走过了西方社会上百年的发展进程。

但是,最近,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原因之一是中国经济规模现在已经大到我们进入市场不仅会改变价格,也会影响游戏规则。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的估算,中国的经济体量按购买力平价计已经大到超过了美国。因此美国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对中国有了戒心,特别是其强硬的鹰派声音越来越大,导致中国未来发展将面临非常大的压力。

另一方面,中国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也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全世界对中国在未来国际秩序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也有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就导致我们目前面临巨大的内外压力。

这种新形势下,粤港澳大湾区就成了中国未来发展非常宝贵的一个突破口,因为大湾区有香港。香港是一个完全按照西方的现代经济制度发展起来的,包括它的法律体制、开放传统、简单及超低的税收体制、小政府等等。

海外投资者与游客到了香港都觉得像回家一样,感觉各方面都很顺,他们也希望中国的未来会像香港一样。确实,过去四十年的发展证明,深圳、广州等周边城市越来越像香港。可以说,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在生活方式、企业的经营模式等方面都越来越国际化,都在向香港学习,而国内外的期待也在不断升级。

粤港澳大湾区最有可能在目前这个关键时刻为中国未来30年的发展给出一个明确的方向,主要是因为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香港和金融科技

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最具挑战的一个领域就是金融监管。而在颠覆性的金融科技出现以后,金融监管就有可能不需要物理边界,因为金融业基本上完成了数字化的过程。比如,内地的老百姓和企业家到香港,人到了香港,他们的钱不一定可以去香港。而你人不在香港,你的钱如果符合监管要求,也可以去香港。现代资金跨境流动是由数字化的金融监管来决定的,而与物理海关关系不大。当数字技术成熟到一定的阶段后,就有可能创建一个电子围栏,用无形的电子边界来实现更快、更彻底、更高质量,系统性风险更低的金融开发。

按照目前我们渐进式的金融开放,应该说进步是不错的,但与国内外的期望相比,差距还很大。而短期内金融对外完全开放又不现实。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在尽短时间内,至少在粤港澳大湾区,利用数字金融科技,尽快在一个规模足够大,范围足够广的经济、金融及制度生态体系内,尽可能试点全方位开放。

而建立这个开放生态体系面临的主要挑战就是制度。当年的深圳特区,还有加入WTO,都是制度改革。在未来粤港澳大湾区,需要一个更大胆、更彻底、更系统的制度性开放。

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金融又是一个生态系统,它不能够碎片化发展,如果想建立一个与全球市场接轨的开放金融体系,就必须让整个金融的生态环境具备开放型的制度基础,因为钱的流动性很强,会在碎片化的改革中寻找漏洞,导致系统性风险与危机。

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在刚刚公布的“规划纲要”中提到推进珠海横琴作为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横琴的一个试点思路,叫做“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也就是用电子围栏的方式管住“二线”。如果不能管住“二线”,监管当局就不敢彻底开放“一线”。但数字金融科技使得我们今天是有可能在未来很短时间内可以建立及管住无形的、非物理的“二线”。而这个“二线”就是按照数字金融的规则,以法律及各种监管规则来合理界定资金跨境流动的自由度。这个“二线”使得中国实际上可以将香港离岸金融市场和离岸经济扩大10倍以上。

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达到7千万,是香港的10倍,占全国的5%,而GDP占全国12%,虽然面积只占1.5%。像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需要足够大的离岸经济圈,也就是中国的世界级开放城市群。因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包括未来“一带一路”的发展,中美关系的改善,都需要有一个世界级的开放经济特区,来先行先试,尽早融入世界发达经济体,也尽早让全世界看到未来的中国会是什么样的中国,未来中国的开放会到什么样的程度。

中国非常幸运已经有了一个世界最先进的国际金融中心及离岸经济体:香港。粤港澳大湾区的9个内地城市过去40年都在学习香港,而深圳前海在向香港学习、与香港竞争的过程中,最大的瓶颈不是来自香港,而是来自传统的中国体制。

中国现在有两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及澳门,我认为中国可能需要有第三个特别行政区,以类似欧盟的模式来协调中国自己真正努力构建的几个离岸经济体,也就是把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货币、不同的法律形式整合成一个统一市场,形成一个全球最开放、最高质量、也是最自由的离岸经济体。如果这个梦想可以成真,那对世界的贡献是无可计量的。

粤港澳大湾区是全中国最年轻、最有前途、最开放、也是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如果我们把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港、中国12个自贸实验区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的、开放的离岸经济金融生态体系,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国未来全方位现代化的一个突破口。

这些事情看起来不可思议,但也许应该去试试。40年前我们在做深圳特区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会想到它会创造出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奇迹,也没有人想到深圳能够创造出华为、腾讯这些全球领先的民营企业。

粤港澳大湾区聚集了应该说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最优秀的人才和最丰富的经验。大湾区所有的城市从个体来看,都似乎是不平衡发展,但从大湾区整体及宏观合并数据来看,是非常平衡的。当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每一个城市之间没有一个共同的法律、税收、关税、及金融制度体系,使得他们之间的要素流动及交易障碍重重。

按照目前的计划及过去的经验,渐进式的改革开放,一步一步走的成本其实是非常巨大的,时间可能要十年、二十年。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将大湾区整体作为一个制度创新的特区来考虑,就有可能取得一个突破,并节省很多的交易成本。从整个国家发展战略看,在一个局部地区节省交易成本、迅速与国际接轨、彻底开放,可能是未来40年中国在新的地缘政治及技术革新环境下发展成本最低的一个选择。

在粤港澳大湾区有很多具备非常丰富的一线工作经验的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和学术界的人才,他们的风格是干得多、说得少。也许我们需要改变这个局面,让大湾区的一线人才可以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提出更符合国际化、更富创新意识的改革措施。这也是“规划纲要”中特别提到及鼓励的。

“规划纲要”对香港的重视也是亮点之一。我们知道中国内地最需要的一些制度与实践都可以在香港找到案例及经验,包括廉政制度、法律体制、开放经济实践等。但这些制度优势导致一个负面情况就是香港没有竞争对手,例如香港的股票市场的融资额已经是全球第一,所以交易所比较容易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丰厚的回报。

香港还有一些它自身难以克服的瓶颈。例如,地理空间不够用、大部分的市场都在香港之外、货币是跟美元挂钩但实体经济与中国、欧洲、及世界其它地区都密切相关。

我们知道香港的房地产市场过去20年都是供不应求的。但是,港币与美元挂钩的结果是过去十年香港实行的是美国的零利润及数量宽松货币政策,导致香港的房价全球最高,埋下系统性金融风险及社会稳定等一系列潜在问题。

在优势与瓶颈共存的情况下,如果香港没有外来压力、没有竞争对手,它就不会去主动升级、主动投资未来竞争力。香港实际上是未来最有可能对全球金融秩序贡献最大的一个经济体。在过去,香港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新加坡。新加坡20年前GDP落后于香港,但现在新加坡已经超过香港。

香港这么多年主要是在股票市场融资方面有优势,但在债券及外汇市场方面远远落后于新加坡。香港政府几乎没有任何债务,香港的财政盈余累计超过两年半的财政收入,这是极其宝贵的公共资源,但是香港却很难利用这些资源来投资香港的未来。

香港需要大湾区来说明解决其地理空间瓶颈、市场空间限制。也需要来自海外及大湾区部分城市的竞争压力来唤醒其危机感,并在国际金融方面投资及布局其未来的优势。

例如,在货币领域,香港就很有潜力。港币跟美元挂钩从过去来讲很成功,但是对未来也许不一定合适。港币未来应该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揽子货币SDR挂钩,香港应该在改善全球货币金融秩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离岸融资等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当然,前提是它自己的瓶颈要能够解决,这确实需要整个大湾区能够相互配合互补。

粤港澳大湾区最重要的协调发展路径也许就是让周边的城市复制香港的经济制度,使得中国有一个10倍于香港的、富有活力与竞争力的离岸经济体来对世界做贡献,并先行先试为中国的改革开放闯出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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