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號床的小夥子，平時晚上住在電梯廳兩個電梯的中間。和31號床的小夥子一樣，他也是睡在一張塑料墊上，白天他會把他的鋪蓋卷卷起來，藏在角落裏的一個消防箱裏邊。
（上圖：這位小哥的床鋪，白天就收起來了。）
這兩個年輕人比較熟，可能是同齡人吧，看他們白天聊天比較多一些，有時候出去吃飯也是一塊兒出去。有天晚上我們發現他沒在電梯廳睡覺，後來才知道那天是世界杯的決賽，他是躲到談話間去看足球了。我剛來的時候看他頭發亂蓬蓬的的，長相還有點兇，但後來跟他聊天，發現他偶爾會咧嘴一笑，帶著一種靦腆的神氣，露出一口白牙。他是在陪他父親治療。有一天大夫出來跟他講，說他父親的病情好轉很快，馬上就應該可以轉到普通病房去了。他那天從外面吃晚飯回來，似乎興致很高，站在老太太的長條椅旁邊，斜靠著談話間的門，跟老太太聊了好多他們家的事兒。他父親是被人在公路上撞了，然後扔在路邊草叢裏，後來被發現的時候已經奄奄一息了。他結婚了，有兩個小孩兒。他以前去南方一個汽車廠做工人，後來又在那邊跟別人一起修理汽車，然後攢了些錢，這兩年剛回家，說養了好多蜂。本來生活剛有點起色，沒想到又趕上他父親這事，家裏的那點積蓄就全花光了。不過小夥子還是很自豪的，說他養的土蜂可好了，釀的土蜂蜜營養價值很高。我現在想起來，遺憾當時沒有留個微信，可以買他的土蜂蜜。
再到後來就快到陽歷的年底了，送進來的病人越來越多，以至於電梯廳都擠得人滿為患了。只給幾個電梯門口留下一個窄窄的通道。這個時候，電梯廳已經很難再住下去了。擠得滿滿的這些家屬有新冠陽過的，也有正在陽的，都在咳嗽。唯一的一小扇窗戶也不再打開了，因為那窗戶下也住滿了人，打開窗戶會有冷風進來。這個時候是疫情的高峰，包括病房裏的護士大夫都已經新冠陽性了。原來的一些家屬也基本上走光了，只剩下我們和老太太還在堅守。新來的家屬也都不再互相交流了。我的旁邊來了一家人，陪老頭子治療。主事的是老頭子的妹妹，大約五十來歲吧。他們剛進來什麽都不知道，包括怎麽繳費去哪裏拿藥啊還有怎麽訂飯，都來問我。所以看著似乎也願意跟我聊天。但我當時也已經新冠陽性了身體不適，说话已经嗓子发哑了。我看她把具體的事情都安排給她身邊一個很年輕的女人去辦。這年輕女人似乎智力有點問題，好多事情都不會辦也聽不太明白。我剛開始以為可能是家裏的保姆，後來，那個五十來歲的女人告訴我，他哥哥歲數大了，沒有孩子，就一個人。這年輕女人是給他哥哥找的老婆。吃完飯後，五十多歲的女人要回家去了，她在旁邊給給年輕女人說：“這邊的事就交給你了，你要照顧好老頭子。你放心，以後老頭子的房子和存折都是你的，我們不會拿的。”其實她應該把年輕女人叫嫂子，但我怎麽也聯繫不起來這個概念，我一直覺得這個年輕女人是他家的保姆。等第二天我病的有點嚴重了，躺在床上一直咳嗽，這個女人小聲給他年輕的嫂子說，這人病了，咱們離他遠點。後來他們搬到窗戶邊去了。
在我倆呆在這兒最後的一兩天，老太太也回家去了，唯一的熟人就是那位送餐大哥，每次上來送餐總是跟我打個招呼。然後會多給我一些塑料勺一次性筷子這些的。我知道他是念我給禮縣那位老爺爺買過燴麵的好。
後來我邊上來了一大堆人，我們也沒有看到推進病房的是他們的什麽人。後來從他們的談話，我們推測出，進ICU的應該是他們的單位領導。他們的臉上沒有家屬的那種戚戚之色，但是他們對病人都很盡心，晚上很晚了都不願回家，互相在推讓說你先回你先回。想想也是，這種機會難得。
再到後來，我的記憶就跟這兒不多了。我住在電梯廳的最後一個晚上，持續高燒，一直在咳痰。妹妹為了照顧我，買了一個塑料墊子，鋪在我床邊的地上，和衣而臥。那天晚上，我半夜吃了第二顆退燒藥，才把溫度降下來，迷迷瞪瞪睡著了。後來妹妹告訴我，那晚新來的家屬以為我是病人，說為什麽要住在這裏而不送進ICU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