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

为什么中国会形成独特的“文官”传统？读书人什么都没有，皇权为什么要依靠他们来治国？其实，仔细想想会发现，皇权寻求与读书人结盟，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没有自己的军事基础，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没有自己的宗教基础，所以对皇权不构成真正有力的威胁，恰恰可以成为王权最安全的盟友。

更重要的是，谁说读书人什么都没有？他们有笔杆子啊。打天下的时候，可能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是坐天下的时候，很大程度上就是笔杆子里出政权了。枪杆子让人“口服”，笔杆子才让人“心服”。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曾经说，权力有四种形态：军事权力、经济权力、政治权力，还有就是意识形态权力。文人所掌握的，正是这第四种权力。

事实上，中国的国家建构，面临的挑战和其他国家非常相似——那就是，在中央集权的过程中，离心力量不断涌现：贵族势力坐大，门阀财阀权力坐大，武装力量失控，奇奇怪怪的宗教势力不断冒出来，等等。我把这些离心力量的不断涌现统称为“封建回归的压力”。当然，这不是指“封建制”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回归，而是指“封建性”的回归，即权力分散化、碎片化、蜂巢化的自然趋势。

但是，最终，中国的皇权克服了“封建回归”的压力，走向了相对稳定的中央集权体系。皇权是怎么做到的？关键字，就是文官制中的这个“文”字。突出“文”，就必须抑武、抑财、抑商、抑教；也只有联合“文”，才能抑武、抑财、抑商、抑教。比如，在中国历史上，比较成功的皇帝都要抑武削藩，打击可能坐大的军事势力。这方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不用我多说，刘邦贬韩信、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朱元璋杀开国功臣，都是这种传统的体现。

又比如，打击豪强，抑制工商，钳制可能坐大的经济势力，也是中国古代皇权的长期斗争方向。秦始皇“徙天下富豪于咸阳十二万户”，汉武帝“算缗告缗”，都是抑制商业势力的表现。中国很多朝代都有“抑兼并”的措施，防止土地变得过于集中，防止豪强地主势力出现，这其中有养民惜民的成分，但是防止经济权力挑战政治权力，也是一个重要考虑。【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能世代积累的财富，因为你一旦富到一定程度，官家常常就盯上你了，把你打回原形】。我看学者王毅写的《中国皇权制度研究》里面提到，为什么中国人的虚无主义精神传统比较发达？“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等等，正是与皇权下缺乏产权保护的制度结构相关。

打掉了更具独立性的经济势力、军事势力、宗教势力，读书人集团就浮上来了。靠什么机制浮上来？最开始是“察举”，后来发展出了举世闻名的“科举”。科举制的优点，大家都知道，它以择优录取的方式为官僚机构提供了一批能人，为寒门子弟上升流动提供了一个通道，让社会竞争变得更加公平。

但是，从国家建构的角度来说，它另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对社会精英的驯服。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每个社会都有向上流动的需要，底层想上升为精英、小精英想上升为大精英，这种冲动如何释放？在有的社会，是通过战场功勋，有的通过经商致富，有的通过土地积累，有的通过教会教职，最不济的，干脆通过革命。但是，所有这些渠道，都可能培养皇权之外的独立力量，都是危险的、离心的。

科举制的一大功能，就是把四处冲撞的精英冲动，纳入到一个轨道上来，那就是读书做官，为皇帝效力。这就类似于面对四处蔓延的洪流，给挖一个沟渠，把所有的水都给引到这一个水渠当中，让水势变得可控。所以，科举制的厉害之处，不仅仅在于选拔了一批人才，而且是通过利益和价值导向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士人阶层。10,000个人去参加考试，最后可能只取100个人做官，但是科举的功能不仅仅是找到这100个人，而是让那9900个人也加入这个游戏，这就是科举制政治吸纳的功能。所以，在古代中国，无论是穷人富人、商人地主、士族门阀，但凡能供得起的，几乎都让孩子去读书、考试、做官，而不是说，这孩子画画天赋挺高，咱培养他做个达·芬奇；或者，这孩子这么会做买卖，就让他去创业吧。

这种崇尚读书做官、抑制武人、贬低经商、贬低技术的文化，从我们汉语里一些常用词汇，都可以看得出来，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骑士、武士往往是荣誉的象征，但是在中国，我们把习武之人叫什么？叫作“一介武夫”。其他行业也类似，商人经常被叫作“奸商”，技术创新被视为“奇淫巧技”，音乐叫作“靡靡之音”。但是读书人呢？“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就是科举制的妙处，它把社会精英的能量都吸附到政治角逐当中，越靠近权力中心，就越被视为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