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笔前，仅上映四天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票房已破9.13亿。很多人说，预计20亿，要超《大圣归来》，将会打开一个新的动画影史纪录。
而事实上，动画电影虽打开了纪录，但整个中国电影市场，却在今年迎来了一个9年未有之下滑。
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影票房311.7亿元，相比于去年同期的320 亿元，缩水近9亿元，下降了2.7%。
虽降幅不算明显，但这是中国电影市场自2011年以来，首次票房负增长。
另外一个更重要信息是，总观影人次8.08亿次，较去年同期的9.01亿次，少了大约1亿次。
换句话说，今年上半年，少了1亿次人们走进电影院这个再也正常不过的日常消费行为。
是票价太贵让大家看不起电影了？还是没有好电影能让大家看了？抑或是“技术原因”让大家看不到电影了？
这一个月以来，对于中国电影票房的意外下滑众说纷纭。
而这其中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一方面，相对其他在今年来下滑的行业，电影行业的下滑，则是充斥着大量理性与感性、人力与非人力、常识与常识之外的二元化因素。
另一方面，近9年来，中国的真人电影与动画电影俨然走在了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上：一个穷且益坚，仍有部分人保持着对电影的初心。一个利益熏心，大部分人走上了抢滩登陆式的营销与资本的游戏。
很多人认为，经济不行的时候，电影会行。但在今年的验证中，经济不行的时候，电影一样不行。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电影终于用数据让市场看到了一次颠扑不破的真理：即电影行业的本身，仍是一个靠内容驱动的行业。
所以某种程度上说，《哪吒》救不了中国电影。
在它今天如此喜人的情势之下，中国的电影行业，犹有一探到底的必要。
好像中国电影圈绝对的江湖大哥韩三平常爱讲的四个10块钱理论：
“原来我们有第一个10块钱，是解决温饱问题。等到现在中国有第四个10块钱了，我们可以用这第四个10块钱去买电影票了。”
那么现在有了前者，为什么大家却突然不买电影票了？
一、“从2012年至今，几乎没有增长”
先说理性端。
上个月，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展会上，加长票纸推广业务员，意外成了最得意的人。
因为相对普通票纸，多了一个广告位的加长票纸，更切中了今天影院的痛点。
而在此前，展会上的头牌，总是影院建材商。
换句话来说，这里有个明显的趋势是：原来电影好做，所以不断买建材建影院。现在电影不好做了,怎么做创收,才是正经事。
这个趋势，同样也表现在了单荧幕产出值上。
据猫眼数据，近4年来，单银幕产出连续下跌，2018 年年底更是跌破了100万元大关。
而这个数字到了今年上半年，则仅为48万元，同比18年上半年，减少了 17%。
但让人意外的是，单荧幕产出在下滑，荧幕数却还在增长。
截止2019年上半年，全国银幕总数64664 块，相比18年底新增了4585块，涨幅约为8%。
一边是票房的负增长、荧幕产出的下滑，一边却是不断扩张的影院。这让人感到迷茫。
可能原因，是习惯问题。或者说是，一招吃过鲜。
在往年众多研究机构的观点里，近年来中国电影票房的增长，一个首要因由，是受刺激于荧幕数的增加。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全国电影票房收入609.8亿元，比2012年增长1.9倍。而2018年中国电影院线拥有银幕60079块，比2012年增长3.6倍，银幕总数跃居世界第一。
但这其中会影响到数据颗粒度的关键是：增长的荧幕来自哪里？
大概自2012年起，众多影视公司与院线公司将目光放在了二三四线城市。
如院线公司这几年来不约而同的推出了“一县一院”策略，目标在中国每一个县运营至少一家电影院。
再有如2017年上市的横店影视、金逸影视，都主要倾向于二三四线城市。
其中横店影视，更是直接利用上市募集的24.86亿元，新建了220家影院，重点布局到了三、四线城市的2800个县级市。
其次，在2017年前后的影视公司并购潮中，标的多集中在了三四线城市。
据《第一财经》统计，从2015年到2018年，约有21起影院并购案例。这些并购案中，除了恒大与华人文化多布局在一、二线城市，其余投资方均主攻二三四线城市。
如2016年万达电影收购的厚品文化及赤峰北斗星共7家影城、46块银幕，分布在浙江绍兴、福建龙岩、云南玉溪、内蒙古赤峰等城市。阿里影业在2017年1月收购的南京派瑞，管理着分布在青岛、南平、桂林等城市的共计13家银河欢乐影院。大地院线在2017年3月收购的恩施州高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其5个影院均在恩施与武汉市江夏区。
整体的数据是，自2012年起，三四五线城市的电影市场份额逐年递增。2012-2017年，三四五线城市的占全国总票房比重连续保持了六年增长，由20%上升到31%。其增长之势，直到2018年才停滞下来。
论其背后原因，大地影院曾在2015年推出《小镇青年洞察研究白皮书》书中这样写到：
“一线城市商业地产逐步饱和，三四线城市商业地产建设逐渐升温，影院向三四五线城市急速扩张。其中三线城市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四线城市培育期已过，市场进入发展机遇期，五线城市需进一步培育，未来将成为影市新增长点。”
所以在近年来的媒体话术中，“小镇青年”就成了中国电影的新中坚。
但这样的情况，在今年发生了改变。
今年上半年，除了一线城市观影人次有小幅上涨之外，其他线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二三四线及以下城市的观影人次下滑程度分别为10.1%、10.3%、12.3%。
或者换句话来说，从2012年起至今，中国电影票房的超高速增长，完全是由新增荧幕带来的。
即原本接触不到电影院的群体，现在能接触到电影院了。
而对于那些原本就能在家门口看到电影的群体来说，他们走进电影院的次数，从2012年至今，几乎没有增长。
加之从春节档开始的高票价话题，笔者在很多研报里看到的观点是：
“由于2018年下半年以来的票补正式取消，进入2019年后，出票量一、二线城市占比持续升高，三四线城市持续下降，说明票补对三、四线城市的观众影响很大。大批因为票补培养起来的‘新观众’，迅速退场似乎并不意外。”
据猫眼数据，2019年上半年平均票价38.7元，较2018年35.5元的水平增长了超过9%，这样的票价在近7年来也处于最高。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票价是主要原因。甚至有人说，是票价太高，吓跑了观众。
不否认票价是原因之一，但如果把城市、荧幕、票价等原因综合起来，这就是一个有效需求的问题。
笔者前两天看到《中国的人口和城市》的作者“chenqin”说：
“是因为中国的城镇化已经停滞了，大城市已被限制增长，人口密度无法再继续上升。而发展中小城镇成为主要方向，那么人口密集的地区不会有票房增长，人口稀疏的地区不会有新增影院——收不回成本。”
也就是说，既不能锦上添花，又不能雪中送炭，中国电影票房的增长，也就停滞了。
二、“影视公司当如媒体，该招个总编辑了”
再说感性端。
这个月，中国上市影视公司半年报相继出炉，9家亏损5家腰斩。不一一具表，只说其中最瞩目的，“中国电影第一股”华谊兄弟。
前几天，曾花了4亿多买下梵高一幅画的王中军，为了4000万，把自己“吃饭”的设备给抵押了。
7月4日，华谊兄弟公告称，为实际经营需要，华谊兄弟拟以旗下全资子公司拥有的下属4家影院的放映设备及附属设备、设施与河北省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人民币4000万元，租赁期限为24个月。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中军、王中磊夫妇为此次交易提供连带担保。
一位电影业内人士指出：
“将旗下固定资产拿出来通过融资租赁的形式融资，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但在业内真的不多见。”
换句话说，华谊兄弟真的很需要钱。
回看华谊财报。2018年，公司亏损近11亿。2019年一季度，营收同比下降58%。这一个月以来，媒体均表示，华谊是遇上了债务危机。据其公开数据，2019年上半年公司流动负债超过72亿，一年到期的非流动性负债达36.47亿。
高负债之下，华谊曾向多家银行申请授信。
今年1月，为了偿还2只即将到期29亿债券，向阿里影业附属公司借了7个亿，才最终把钱还上。而作为借款条件，华谊承诺5年内即将上映的10部电影，优先合作权给到阿里影业。
而从上个月开始，王中军、王中磊兄弟频繁进行股权质押。截止今天，已累计质押5.7亿股，占91%股权。
让人感叹，昔日的中国电影第一股，如今要拼了。
而究其原因，很多人可能会想到去年崔永元的爆料事件。那对王中军来说，今年的暑期档就是他的翻身仗了。
谁料，上个月热议的年度巨制《八佰》，以及由《伟大的愿望》改名而来的《小小的愿望》，均被撤档。
站在公司角度，管虎导演的《八佰》是华谊今年的重头戏。因为在很早之前，该电影就被选为了上海电影节的开幕电影，不可不谓万众瞩目。
谁料，6月25日因“技术原因”宣布撤档。
难怪有从业者会说，“这电影技术，是越来越难掌握了”。
值得玩味的是，2017年的时候，管虎在德国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
“监管越来越松了，审查没有锅。不过审，那是自己的原因。”
所以今天中国电影下滑的原因，或许不出在审查上，而是出在编制问题上：
即影视公司当如传媒公司一样，需要招一个总编辑了。
三、“没有电影可看”
最后说中国电影的本身。
事实上，无论是理性的原因还是感性的原因，作为电影的本身，不止华谊的电影，河南电影电视集团的《少年的你》被撤档，寰宇娱乐的《扫毒2》、猫眼影业的《银河补习班》、星皓影业的《小Q》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调档。甚至某些电影龙标都有了，结果还是没能如期上映。
更甚在既往惯例的国产保护月里，几乎都是进口电影，而没有国产电影可看。
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史无前例。
换句话说，没有电影可看了。
但如果把这话做准确而严谨的处理，一个更为关键的发现是：没有真人电影可看了，没有好的真人电影可看了。
这与今天在电影院里看到的《哪吒》、今年年初看到的《白蛇》、两年前看到的《大护法》、三年前看到的《大圣归来》形成了旗帜鲜明的对比。
这种对比不只来自影片的质量，更来自一个电影从业者的不思进取与不忘初心。
去年7月，编剧汪海林发微博称“怀念煤老板投资影视的日子”。事实上，在汪海林话里话外的背后，正是中国的影视行业所经历的三个投资商阶段：
1. “安全生产”的煤老板投资阶段
2. “热爱管理”的房地产商投资阶段
3. “天价片酬”、“天价IP”、“上市融资”、“粉丝经济”的互联网资本新阶段
网上有人曾开玩笑说，我国虚拟经济的泡沫，如炒房、买数据、假数据、收视率造假等，都是浙江人开始干起来的，浙江财团是主力军。而到了今天互联网资本进来以后，也是这样。
好像在多年以前，电视剧是北京人拍、广东人拍，广告商按照收视率进行结算。这样的规则下，使得电视剧的投资人格外重视收视率，继而希望创作者狗血一些，想尽办法以收视率为原则去创作。
而当浙江人，或者说是互联网资本进来以后，整件事情就开始简单化了。收视率既然如此重要，那就买假的收视率。
受P2P大力支持的影视剧们
虽然有些地域黑，但实际上在影视行业有一些大的变化的时候，浙江人的确担任了重要的角色。
2009年，创业板开市。作为影视行业内第一个享受到资本市场红利的，一个是电影的华谊兄弟，一个就是电视剧的华策。
若去查看他们的投资人，会发现都是浙江人，而且华策就是浙江企业，具有浓厚的浙江财富投资人进入的一个标志。
而浙江互联网财富的代表是谁？
某种程度上，近年来演员片酬的上涨，与大批影视公司上市不无关系。
上市公司一方面有大量资金，他们碾压式的把小公司打败或收编。这与在上一个“地产商投资时代”，在上文中谈到的，用商业地产的思路不断收购三四线城市院线的做法，如出一辙。
收编后即垄断资源，签很多导演、演员，把部分热门题材占据，更重要的，是把平台占据形成某种合作。
当形成这些关系后，作为上市公司而言，首要的，就是财务报表上的数据。但这些数据，又不可能靠真正的电影来获得。
为什么？
因为影视行业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行业，亦即，哪怕你用最大牌的导演、最大咖的演员，也永远不能保证票房的成功。
而站在公司角度，这就是一个风险较大的业务。
在笔者之前的报道里，我问武汉某动漫公司的创始人（也是这次《哪吒》的联合制作公司），如何抵御这种不确定性？他告诉我，他的方式是工业化。
但终究姜还是老的辣，聪明的上市公司则想出了更高明更能一招解决问题的方案：提升演员的片酬。
逻辑是，所有上市公司都签了大批演员，他们自己是制作公司同时又是经纪公司，自己给自己的演员开价。而这个价钱，又是由股民买单。
比如一个演员原来100万，有了这样的机制后，他可以开到500万，钱由股民掏。同时演员的费用一增加，经济收入就打到自己的公司。收入上，或者说是报表上就能显现。而报表好看了，股价又可以涨了。
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一个不惧风险、高片酬、大家都赚钱的皆大欢喜式的封闭链条。
好像汪海林曾说的：
“整个行业的问题，就是利益链条，高度捆绑在一起，没有把权利和资源分开，形成了垄断。全世界都没有这种购销机制，非常不合理，使得价格问题，包括片酬问题，成为一个巨大的黑洞。我认为是体制性的腐败，这种体制一定会滋生腐败。”
腐败暂且不论，但这个时候，还需要关注影片质量吗？
所以，《哪吒》救不了中国电影。
但像《哪吒》背后的可可豆动画、《大护法》背后的好传文化、《大圣归来》的彩条屋影业，裸泳致以最高的敬意。
对后来给过这些不忘初心的动画电影从业者提供了一定支持的光线，裸泳致以些许的敬意。
而对于那些忘记初心的、思维活络的、利益熏心的从业者，我建议你们，请笔者做总编辑。
在中国电影的历史上，作为创作者，无数人曾敢怒敢言。
第三代导演谢晋说，“中国电影不分级，我就再也不拍电影”。《八佰》被撤档后第六代导演贾樟柯说，“电影事业，不能这么搞”。而在最近，业内流传最广的文章，是“80个导演谈审查”。
那其他人呢？作为享有监督权与话语权的媒体呢？作为享有不去电影院权利的观众呢？作为享有电影这个“第七大大艺术”的制作与发行权的影视公司呢？
对于今天中国电影本身的问题，我们又做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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