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法下儒，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下）
原创 金学伟 金学伟说 今天
（续昨）
【8】
汉汲取了秦的教训，做了2个改进。
一是在国家基本制度上，搞郡县制和分封制的混合结构。不过这里的分封制和先秦时期的分封制也有了很大区别，因为诸侯国里实行也是郡县制。郡县制作为一个基本体制，已经确立。
二是“政不下县”，皇权捅到县为止，县以下的治理权还给所谓的贤良方正、乡绅士族，也就是给宗法制留下自留地。不过这也是经过相当长时间慢慢实现的，最早改变的是乡官里首的选拔方式，不再由朝廷考试，而是由地方“察举”了。地方察举会是个什么结果，想想就明白：我家既是豪绅，大宗族，有势力，又有钱培养子弟读书，垄断知识，察举的结果还不是我？
但经过一段实践后，发现这种混合体制不可行，吴楚七国之乱差点葬送了大汉帝国。于是，前一个改进又改了回来，统一实现郡县制。后一个则被保留下来，并不断改进，到朱元璋时期，就彻底的“皇权不下县”了。
所以有人说，中国两千多年就是“外儒内法”，并不准确。准确地讲，是上法下儒：以法家的郡县制为主干，以儒家伦理做辅助；以郡县制为上层结构，以宗法制为底层结构。这种双重结构，肇始于西汉，一直保留了2000年。
【9】
这种儒法双重结构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儒家的优势在它有很强的内部凝聚力、自我管理属性，以及很强的天然传承性——包括宗法体系的传承，从宗法制派生出来的儒家思想道德伦理的传承。所以“下儒”结果，不仅是大大降低了社会运维成本，使中国的基层社会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不治而治，不治自安；也极大增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向心力和延续性，使我们能在一次次外敌入侵中，不为异族所摧毁，反而将异族渐渐同化为我们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但儒家体系的缺陷也很明显。它的动员组织能力只限于族内，再扩大一点，就是乡里。在这个同心圆里，它有超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大泽乡首义后，散布于各地的六国旧贵族立马就拉起了一支支军队，凭借的就是这种组织动员能力。
但宗法结构有很明确的边界，此同心圆与彼同心圆之间有天然的排斥性，所以一旦放到天下层面，它的组织动员能力就迅速消减，乃至完全丧失。人讲中国是一盘散沙，它其实就散在那一个个同心圆上。每一个同心圆都是一个小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利益共同体的内部有极强的凝聚力，由此而产生的战斗力极强。项羽八千江东子弟背水一战，击溃秦数十万大军，这种战斗力惊人不惊人？这种同仇敌忾的气势怕人不怕人？
但为什么他最终会输给刘邦？尽管他屡战屡胜，刘邦则屡战屡败？有人说，因为项羽是君子，刘邦是流氓，那是阿戆说史。
最根本的答案在儒与法的区别上。
【10】
与儒家体系形成的是一个个小的利益共同体不同，法家体系追求的是“壹”——天下大共同体。这使法家在组织动员能力的广度，以及全社会基础上的动员能力上要远远超过儒家体系。
在用人上，儒家是任人唯亲的。像陈平、韩信，都在项羽手下干过，但都不得重用。为什么不得重用？因为项羽的基本盘是江东子弟，他的战斗力、凝聚力全来自于此，他没法重用圈子外面的人。重用了圈子外面的人，就等于侵蚀了他那个小利益共同体的利益，最终会导致基本盘的瓦解。所以项羽自始至终，用的都是跟他一起从江东走出来的族亲、故旧、乡党。
法家是讲“五湖四海”的。刘邦为什么能不拘一格用人才？因为他的基本盘不是由血缘、乡亲构成的，尽管他手下也有很多同乡，发小，但他们只是他基本盘的一部分。再进一步说，刘邦不是依靠他们起义的，而是他起义后他们来投奔他，以追求荣华富贵的。他们不是全部，也不是主体。
所以在刘邦的核心圈里，萧何，张良，陈平、韩信，除了萧何是乡党，其余三个都不是。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以构筑天下共同体为目标的法家，在用人政策上一定是“五湖四海”的，任人唯贤、唯能、唯事、唯功的。即便萧何，也不是因为他是刘邦的乡党，而是他确确实实的才能，成为核心圈里人物的。
【11】
看到这儿，你是否想到了毛公和蒋公？
说一个故事吧：重庆谈判时，毛公与蒋公会面，俩人在里面谈，警卫员在门外站。当蒋的卫士发现毛的卫士居然是东北人时，很惊讶：这怎么可能？怎么可以？像我们蒋公的卫士，一定要是奉化人，至少是浙江人才行的。用蒋的话说，“盖总是系郭宁哎”（这总是自家人哎）。毛的卫士龙飞虎笑道：我们共产党从来不讲这些，我们毛主席湖南人，我东北人；我们周副主席江浙人，他的卫士陕西人。
你只要了解了上面说的儒法差异，就能知道，蒋是身子已出来，脑子还在下儒的儒里。有些常败将军能一直受他重用，即使发生临阵逃脱这种事，也不追究；一个一线指挥官，因一个团长擅自撤退，差点导致全线崩溃，战后指挥官要枪毙这个团长，结果，团长没事，因为他是蒋的嫡系的嫡系，挽救了战局的指挥官却被撤了，因为他是杂牌提上来的……由于他是按自家人和人家人来划分的，所以就像项羽的失败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的一样，不管他中间打过多少次胜仗；蒋的失败也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
一个小利益共同体怎么可能战胜一个大利益共同体？
【12】
如果说，儒家体系极大增强了中国文化的延续性和韧性，使我们能在一次次外敌入侵中，不为异族所摧毁，反而将异族渐渐同化为我们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那么，建立在天下共同体基础上的法家体系，则有效地弥补了儒家体系在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上的缺陷，它使我们能动员和组织起全社会资源，以一个大共同体的姿态，去应对异族挑战、入侵，去办一些事关全民利益的大事，筑海塘、开运河、修长城，治黄，赈灾……
完全的法家体系不行，它会把一个社会变成零道德社会，当年秦被山东六国称为“禽兽之国”，原因就在这儿。它需要儒家伦理来疗救，来匡正维护世道人心。
完全的儒家体系更不行，它会使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分裂成一个个小利益共同体，对内彼此利益冲突，对外一盘散沙。危难面前，以邻为壑。敌寇面前，各自为战。
儒与法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彼此都不可缺少。儒与法，原本是彼此冲突的两种理念，但中国人却把它们糅合在一起，形成了良好互补。你说，我们这个民族有多了不起？那些只知道通过从儒家经典和法家经典里寻章摘句，来评儒论法的“专家”如鲍鹏山之流有多浅薄？
所谓浅薄，就是深度与厚度不够。
【13】
基层，是每个人出生、长大，形成世界观、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地方，哪怕你出生在一个世家大族中，也大概率是在政不下县的乡里，在“上法下儒”的儒境中。
两千多年一代又一代的浸润、传承、强化、固化，毫无疑问，绝大多数国人的骨子里，都被植入了宗族观念、乡土地域观念，继而是门派观念——连“伟大蒋公”者，都爬到这位置上了，还满脑子这种观念，遑论一般的平民百姓？
20多年前的一个雨雪交加天里，我去贵州松桃苗王城，在湘黔交界的一个路碑旁停车撒尿，猛然发现路碑反面刻着：“湘黔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相处，永不械斗”。不用说，这里解放前经常会发生大规模械斗。这种械斗也许仅仅是一块地、一泓水，甚至一道田埂，乃至是某一个族里的人被另一个族里的人欺负了，引发宗族矛盾，继而引发族与族之间的械斗，最后演变为乡与乡之间的械斗。涉及面更广的还有县与县之间的械斗，且延续百年以上，连皇帝老儿御批了都没用。
这是一支宗族武装——
宗族观念、地域观念，由此引发的宗族矛盾，地域矛盾、土客矛盾，随着人口不断增多，人均资源不断摊薄，到清中期后，已成为中国广大乡村最常见的矛盾之一。农耕文化的主导性越强，天越高，皇帝越远的地方，这种矛盾越普遍而尖锐。
而中国的土地革命，恰恰是这些地方率先开始的——湘赣边、湘鄂边、赣南、闽西、鄂豫皖……它们不可避免地会被带到党内，与党内的思想、路线、政策分歧，以及复杂而险恶的敌我斗争搅和在一起。
金学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