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自北宋兴起，到清朝灭亡随之衰歇，前后历时千年之久，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发生了莫大影响。对中国成为一个东方大国，对世界文明发展都有重大贡献。理学的思想精华，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01.
对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做了进一步论证
维护了儒家的王道理想
↑秦始皇
自秦始皇罢封建、立郡县，中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的政权模式就树立起来，这种格局历千年而不变。虽然历史上治乱兴衰交替出现，分裂局面多次出现，但总是由大乱达到大治，由分裂走向统一。中国人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得到一个基本共识：统一才有长治久安，统一才有民族和睦，统一才有国家发展、社会安定。中国社会由春秋战国的分裂到秦汉的统一，由三国的分裂到晋的统一，由南北朝的分裂到隋唐的统一，由五代的分裂到宋的统一，由辽金元的分裂到明清的统一。统一始终是时代的最强音，始终是历史趋势和人民的愿望。自宋代结束五代的分裂、动荡，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以后，一个能与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一直是各方寻求的目标。孙复、石介倡导的尊王攘夷，就是对新建立的国家权威的维护，对外族侵略者吞并中国、分裂中国的痛斥。国家统一，政权稳固，防止唐代藩镇割据的重演，这一点一直是理学政治思想的首要考虑。此外，对一些激进的、扬汤止沸式的改革措施的反对，对宋代开国以来行之有效的一些措施的坚守，也是这一理念的贯彻。比如，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所提出的理论主张，在理学家看来，只能解决一些具体的、枝节的问题，不能解决长远的、根本的问题；只能救燃眉之急，不是长久的、稳固的思想理论。理学所主张的立足长远，以儒家的理想政治为治国蓝本，不以眼前的利益为考量原则，以正人心、息邪见，扭转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为目标，以社会中坚力量、庞大的官僚体系的基本支撑——知识分子的整体素质为基本着眼点，以全体民众的知识水平、道德水平的提高为长期任务，都是从国家的大政方针出发，从国家的长治久安出发。这些都是理学的精华所在。有些主张看起来比较迂缓，但却可以行之久远。理学家并非迂腐不谙世事，而是着眼于长远，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二程上仁宗皇帝书提出的“行先王之道”“法三代之治”，张载对答宋神宗召见时所说的“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司马光的“汉魏以下盖不足法”，朱熹斥汉唐为“牵补架漏过日”最能代表理学家在政治上的基本精神。所谓效法三王，就是要以理想的政治为标准，摒弃短视、功利、当下见效的政治理念。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批判精神：应该在理想政治的参照下，革除不符合理想的成分，虽然明知目标比较宏大、长远，难于短期内实现，但仍以不屈的精神去追求。这正是孔、孟、荀以来的为士理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实践。这里面包含着深深的不向现实妥协的精神和为理想政治奋斗的勇气。理学家对天理的强调，以理为事的所当然之则，就是这一精神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
02.
提出了士人应有的担当精神
和对国家、民族应负的责任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的这四句话称为“横渠四句”，是对士人使命的全面概括，是士人的最高精神追求，更是理学家的自我期许。对照以前的学术形态，理学对这四者的结合，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紧密和自觉。“为天地立心”，是他们的学术的目的。照道家的看法，天的实体乃是积气，天的运行自然而然。佛家的最高指向为空，不以为天地万物有“心”；即使有，此“心”也是空。而儒家则不然，要以人文主义的诠释，将天地的基本原理、天地万物上所体现的根本趋向找出来。《易传》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就是儒家对天地之心的界定。宋明理学继承了这一点而有所加强。理学诸家的理论学说，都是对天地之心的探索、展示。因为理学是以天道、人性、修养方法、治国理念为一体的学术形态。此四者一根而发，一源而下，四者为一整体，尽管对此四者有不同的侧重，但以此四者为一是理学的基本观念。而此四者中天道是首出的，一切建筑在对天道的理解、把握之上，有什么样的天道观，就有什么样的人性论和修养方法。
以上对天道的原则的探索、展示，为下面的工作预设了基本理论。故第一句是“为天地立心”。为天地立心是为了为生民立命。命者，在天为命，在人为性；天道天理，就是生民之命，生民之性；指出其性，就是为其指出了安身立命之处。理学之大端程朱陆王。程朱主张性即理，天赋予人之性即人之为人之理，此即人之善性。陆王主张心即理，人心即天理，人生而具有的善性是人之本心、人之良知的核心内容。程朱的修养方法是涵养与穷理，陆王的修养方法是通过去掉对本心、良知的遮蔽而复其本正之心。为人找出天道天理的内容，作为人性的来源，作为人的安身立命处并据此修养，这就是为生民立命。理学据此意思对《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所作的解释，就是以上精神方向的贯彻。
“为往圣继绝学”，就是把先秦孔孟所创立，后来被辞章、功利、佛老等所断绝的学问接续上。其内容为经学、理学。理学从其开创之日，即在不断扭转和拨正对圣学的偏离，韩愈、李翱之于佛老，三先生之于辞章，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之于功利之学，皆攻击不遗余力，虽不能摧陷廓清，但有导正疏浚之功。在理学诸人的努力下，宋代学术具有经学理学并重、寓价值于知识之中，发挥微言大义与笃实注经两不偏废的特点。虽然在以上方面各思想家有不同侧重，但总的学术形态呈现如上面貌。元代理学北传，仍然继承了宋代传统。明代理学畸重，经学不彰，理学经学分途而治，寓经学于理学之中，价值、知识融会为一的传统未能充分贯彻。经学或作为纯粹的知识系统，或仅仅作为六经注我的文本载体，破碎、片段、不成系统，是明代经学不受重视的主要原因。最终经学为理学所掩。就以我注六经的治经正途来说，明代经学其实有相当成就。但理学家的理想是经学理学并举，寓价值理想于知识传承之中，这是儒者治学之全幅面貌，之不二法门。张载提出此理想，就是欲为后代儒者树立学问理想。除了心学标榜不立文字，在经学上有所不足；乾嘉学者排斥宋学，价值性的发挥不足之外，宋元明清理学皆遵循了这一方向。为儒学全面发展，树立了典范。至于排斥佛道二教，倡导儒学的纯正，以上说之已多，这里不再阐述。
“为万世开太平”，是理学的政治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最终目的都在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思想家的特质。因为中国官师合一的传统，没有发展出独立的学者传统。研究学术是从政之暇的业余活动，或者官场不得意、科考不顺遂而不得已采取的人生之途。这种身份体制使中国士人有一种强烈的经世情怀，一种挥之不去的政治参与意识。思想家认为思想理论创造也是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而且是一种最重要的参与形式。因为儒者的人格理想是“圣王”，圣王即是官师合一的。提出一种合乎理想的哲学学说，给人提供一个认识其本性，确定其修养途径，指出其正确的学术方向的理论，就是为万世开太平。张载的这四句话是一个整体，它是中国士人的理想抱负的凝聚和提炼，是儒学传统的高度总结，为无数士人指出了精神方向，提供了精神动力，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为理想而奋斗。到今天仍是有担当精神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如冯友兰先生在其写于对日抗战艰难时期的《新原人》之自序中即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6]
03.
突出的理性精神、人文精神
↑朱熹
宋明理学对于天，大力张扬的是其中的道理、道义、必然性等理性的方面，对人格神、彼岸世界的绝对者无条件的服从，对个体存在的罪恶感，对匍匐于绝对者脚下依赖于外在拯救等宗教方面，在先辈已经有的基础上，大大地弱化了；对中国固有思想中的意志之天、命运之天等，也进一步地消解了。对中国文化以道德境界的修养为最高追求，一神教的宗教意识淡薄，注重尘世生活等文化品格的彻底确立做了最后的工作，使得中国思想具有了强烈的理性精神、非宗教精神。在这种精神的养成中，理学家的宇宙论、物质构成学说起了很大作用。如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以气为世界本原，以人为世界中之一物，不过是灵知程度最高的物。朱熹以本体论改变了周敦颐的宇宙发生论，以理为最高范畴。将有道家思想尾巴的学说，扭转到彻底的儒家上来。道家思想中具有的现实世界之外的绝对者被消解殆尽，将它变成了理、道等有道德意味的东西。又有张载、二程、朱熹对于鬼神的解释，二程将鬼神解释为天地造化所留下的某些迹象，而张载解为阴阳二气固有的能力。朱熹更加倾向于张载的观点。由于朱熹的崇高地位，他的思想成了宋以后中国后期社会的主流意识，理性主义成了中国文化的基干，即使在民间一些迷信方术甚为流行的情况下，理性主义依然是中华民族性格的最强音。这使得这一奠基于先秦的文化特点一直传承下来，并加以发扬光大，使中国文化呈现理性、现实、乐观、不迷狂、不暴戾等特点。这些特点对于我们树立良好的心态，达观地面对当下，理性地处理现实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有积极影响。
04.
重视家庭、人伦关系、乡规民约
由于地理、气候等因素，中国人的先民是农耕民族，中国文化是农耕文化；以农耕文化为基础，我们的先人不断融合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成了多民族并存的统一的帝国。其家庭形式是宗法制大家族的格局。这种格局历数千年而未发生根本变化。在宗法制大家族的家庭形式中，最重要的是人伦关系。国家是家族的放大，家族是国家的微缩。所以治国必先齐家。在家族关系中，五伦是最高原理和绝对原则。五伦起源甚早，《尚书》中已见端萌，其后的儒家典籍中所说很多，其中最经典的是《孟子》中的表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宗法制度贯穿于中国社会各个时代，宋明时期延续了这种制度而有新的特点，这就是重视乡规民约。这样做的结果是，将国家的要求和地方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将政治、经济、教育、社会风俗、地方治安等皆放在家族内，使社会细胞充分发挥其职能，实现国家管理的地方化。经济上家族内部互相调剂，争讼由宗族自己解决，子弟的教育合族承担，移风易俗首先从家族做起，由于家族内的自我监督而减少了不法活动，如盗窃、赌博、斗殴、虐待家庭成员等。另外，这样做的结果是加强了地方自治，培养了公议意识，家族的大事由族人自己裁决。虽然这种制度容易滋长族权过大、族长专制、压迫妇女等坏的结果，但它在中国长期的社会中，对中国的整体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
其中乡规民约能够起到对国家行政制度的补充作用，如著名的陕西蓝田吕氏家族的“吕氏乡约”是由著名理学家吕大临、吕大防兄弟主持制定的。《吕氏乡约》是后世许多乡约的蓝本。乡规民约对巩固地方政权，减少政府的行政成本，实现地方经济上的均平、教育上的互通有无、赋税徭役等的合理摊派，移风易俗，都有重要的意义。另外，与乡规民约并行，“家范”等也大量出现，如司马光的《家范》甚为有名，许多家族起而仿效。家范对约束家庭成员的行为，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有重要意义。重视家教，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历代统治者也认识到乡规民约对国家管理的辅助作用而大加提倡。如明代，朱元璋立国不久即下令重修乡饮酒礼，颁布全国乡里等基层组织，并将“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和睦邻里，教育子弟，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的“敕谕”作为在乡饮酒礼上宣讲的重要内容。
05.
强调士人的道德操守
特别是在国家危亡之时
强调保持知识分子的气节
宋元明清时代经历了多次国家灭亡、民族几将灭绝的惨祸烈毒，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蒙古，明亡于清，皆是天崩地裂的大事变。理学家在民族危亡之际，倡导民族大义、君臣大义，保持民族气节，努力奔走于救亡图存的实际行动，大力提倡对孔子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临大节而不可夺”“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等教训身体力行。这是对孔孟以来士人的精神传统的贯彻。这一点在北宋太学生请起李纲以抗金、明亡之际各地知识分子组织义军以抗清及清末中国即将亡于列强侵略之时知识分子公车上书和此后的五四运动中表现得很清楚。明清之际思想家顾炎武在明朝将亡之时提出的“行己有耻”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代表了知识分子对民族和国家应负的责任、应有的担当的高度自觉。这种自觉本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贯穿于中国历史的总过程中，但在宋明时代，表现得最为典型；对入侵者的抵抗，也以知识分子以文弱之躯撑拄将倾之大厦之事迹最为感人。这在黄宗羲的《思旧录》、王夫之的《永历实录》等书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又如明末大儒刘宗周明亡后绝食而死，其弟子中多抗清志士，死于抗清斗争或失败后踵蕺山之行以身殉国者颇有其人。这是蕺山之学重气节所带来的直接结果。蕺山私淑弟子章风梧曾说：“自先生（按指蕺山）以贞介之操倡明圣学，士大夫后起者翕然宗之，争以救时匡主为务，直言敢谏为忠，一时显名朝右者若而人，下至委巷鄙儒，亦斤斤寡过好修，尚行谊、绌耻辱焉。及夫皇国崩随，而风概愈振，仗节死义之士后先接踵，天下望而凛。……夫同一越人也，昔何以与粪土同弃，今何以与日月争光？推其所自，不得不归先生风厉之功矣。”[7]这是对刘宗周乃至整个宋明理学注重操守、提倡名节所带来的结果的最好解释。宋明理学的这种精神遗产，是知识分子以名节自励，自觉担当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不投靠外族入侵者，在艰难困苦之时不屈不挠以争剥复的思想武器。
06.
重视穷理尽性至命和精神境界的养成
享受由修养得到的快乐
穷理尽性是《易传》提出的著名命题，一直为儒家学者所遵循。理学由于其对天道天理特别重视，这一范畴取得了比以前大得多的意义。这就是，把具体事物的道理和宇宙万物的根本法则结合起来，提出“性即理”的命题，把个体生命和天地万物这个“大我”联系在一起，为个体的超脱、个体的宇宙意义提出了论证。穷理就是尽可能多地掌握具体事物的道理，尽性就是在此具体道理上充分体验自己的本性，而体验自己的本性就是体验整个人类的本性，体验整个人类的本性就是体验天地万物的本性。能体验天地万物的本性也就理解了人在天地万物中的地位，从而就对人的生命意义有了觉解。人与天，我与他人的关系，由于有了这种觉解而有全新的感受。理学是使人获得某种觉解的，是使人获得快乐的，这种快乐不等同于世俗的快乐，世俗的快乐是感官欲望满足以后得到的快乐，而理学教人得到的是精神快乐。精神快乐是淡然的、长久的。这种快乐可以使人看轻世俗所追求的东西。理学中对这一点大力张扬。二程特别指出，安贫乐道，不是贫穷本身有何快乐，而是圣学带给他的精神享受消泯了贫穷本身的痛苦。有了这种精神享受，就可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8]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因为理学给了人一种精神境界，有了这种境界，就有了不同的价值观：“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8]（33）而这种精神，正是孟子以来“说大人而藐之”，以德抗位的精神来源。
由于重视穷理对于尽性至命的基础地位，理学对格物致知的重视得到空前提高。格物致知本是《大学》“三纲领、八条目”的两个条目。宋明理学兴起之前它的重要性并不显著。如韩愈提出《大学》以对抗佛教时，他重视的是诚意正心修齐治平，格物致知他没有提到。而在理学将士人的精神修养提高到首出地位的时候，格物致知这种知识性活动的地位才大大提高。程颐、朱熹尤其大加阐扬，作为修养的实下手处，以致“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1]（188）成了程朱一派的不二法门。格物致知尤为初学者的入门之功。格物致知纳入士人的修养系统，所带来的思想界的变革是巨大的。首先，它是对重视知识这一精神传统的回归。一般认为中国学问重人生，西方学问重知识，但仔细考究就可以发现，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有着辉煌的技术知识。在世界整个文明系统中，中国的技术知识水平一直是处于前列的。但中国知识具有经验牲、直观性，重工巧而缺乏对原理的探求和记载。特别是在科举兴起之后，作为人文渊薮的五经、四书一直是全社会注目的中心。技术方面的特殊人才虽然非常受重视，但由于不能进入科举主流，致使技术人才边缘化、孤立化，而且技术人才一直和通过科举进入官僚系统的人才主流分河饮水。
宋代理学兴起后，特别是程颐、朱熹对道德背后的知识支撑的重视，相信经验性、直观性知识经过诠释后可以变为人文性知识，因此可以作为道德修养的基础，由此技术性知识重新受到重视，“格物致知”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尊德性和道问学作为理学修养的基本要素，深入人心。格物致知作为诚意正心的基础性步骤，取得了理学中的牢固地位。因为重知传统源远流长，六经本就是一套知识系统，在儒学简约化、文化知识下移的过程中它的价值的一面愈益彰显，但重知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历代儒者皆有沿此一路而发展的，如荀子及汉代的经学系统。另外在儒释道的长期融合中，佛教中的天台、唯识等，道教中的外丹等，虽有禅宗、全真等的通俗化、简约化，但知识传统一直延续不绝，并不断修正废弃知识、废弃具体修为的路数。这些都对儒家的轻知识化传统有导正、纠偏作用。所以虽有陆王学派对程朱一派重知路线的批判、改变，但格物致知作为理学的重要修养要素，一直是儒学的主流。即使它是作为道德修养的辅助手段而存在的，但重视研究具体事物的道理，一直是宋代之后没有断绝的传统。这一传统为儒学接纳西学做了铺垫。在近代中国人学习西学的浪潮中，格致之学具体为声光电化之学，始终是注目的重点。大量格致书院、格致学、格致科目的出现，就是其明证。这为中国学问系统始终保有对知识本身的高度尊重、高度研习热情从而富国强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是必须发扬的优良传统。有人说儒学只知诚意正心，没有知识传统，这种见解是不对的，因为它不能解释中国文明在器物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只能说中国的知识系统是经验性、直观性、技巧性的，缺乏西方那种本质性的、实验性的、以公式符号进行逻辑推理的传统。
由于对格物致知的重视扩大了修养途径，为将物理转换为天理创造了基础。但由物理到天理是一个解释、投射、观照的过程，所以理学家特别强调体验的方法和诠释能力、诠释胸襟的养成。如周敦颐的“物则不通，神妙万物”，张载的“穷神知化，与天为一”“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至今仍是现代新儒家所谓“智的直觉”的理论来源。程明道的“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明之”；程颐的“德性之知，不假见闻”；“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合内外之道也”；朱熹以“德无不实而明无不照”来解释《中庸》的“诚明”；陆九渊的“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王阳明的“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黄宗羲的“盈天地间皆心”；中国美学重视的“外师造化，内澄心源”等，都是这一传统的表现。在理学家这里，重视体验、重视开阔心胸、重视觉解与诠释的话语，无处不在。
中国的学问系统是“生命的学问”，在特重人的修养的理学这里尤其如此。由于此，理学家往往将格物所得到的物理诠解为道德性的天理，知识与道德往往是同一的，善与美往往融合为一。这就为人的道德修养找到了一条世俗的、美学的道路。这与前述即凡而圣、不离日用常行而造道的精神取向是一致的。这对培养良好的心境，美的欣趣，通过艺术陶养而渐近于理想人格，通过亲近自然事物而获得精神境界的提高，避免通过过分的、不近人情甚至自苦自虐的方法得到修养的提高，是很有意义的。这是一条内在超越、自我拯救之路，是一条破除神秘和迷狂，即美学即修为、即宗教即学术的平正通达之路，与现代社会广大民众集体参与，多元文化并举的价值理想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