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全体股东：
1984年，我们的净资产增加了1.526亿美元，也就是每股133美元。听上去挺不错，但事实上却很平庸。对经济增长的评估，必须要通过产生它们的资本来比较。我们20年的账面价值复合年增长率为22.1%（从1964年的19.46美元到1984年的1108.77美元），但我们在1984年的增长仅仅只有13.6%。
正如我们去年所讨论的，每股内在商业价值的增长是真正重要的经济衡量标准。但计算内在商业价值带有主观性。对于我们的情况，尽管有些低估，但账面价值还是一个有用的替代指标。根据我的判断，1984年的内在商业价值和账面价值有着相同的增长率。
过去，我以我理论的声音告诉过各位，迅速增长的资本基数会拖累回报率。不幸的是，今年我的理论之声要让位于新闻之声了。说的就是我们22%的历史回报率 —— 对，是历史。为了在未来十年里每年达到15%（假设我们继续遵循目前的股息政策，稍后会对此进行更多说明），我们总计需要约39亿美元的利润。要实现这一点需要一些大的想法 —— 小主意可行不通。查理.芒格，我的管理合伙人，和我目前都还完全没有类似的主意。不过，根据我们的经验，这样的主意可能会偶然蹦出来。（来一个战略规划如何？）
财报利润的来源
下表展示了伯克希尔公司财报利润的来源。1983年中期，合并了蓝筹印花公司后，伯克希尔在许多企业中的净所有权权益发生了变化。下表中的前两列数据没有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因此最好地展示了原生企业的业绩情况，。
在任何企业实体中，所有因非正常资产出售所产生的重大收益和损失都没有包含在营业利润中，而是与证券交易产生的损益合计在一起，放在表中的倒数第二行展示。（我们认为任何单一年度的已实现资本收益或损失数字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但是我们认为数年里已实现资本收益或损失的合计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商誉的摊销不计入具体的企业中。我们将其作为一个单独的项目列出，具体原因，请参看我在1983年报告附录中所写的。
(1) 1983年的数据为10月到12月
(2) 1984年与1983年不具可比性；1983年年中的蓝筹印花合并过程中，主要资产发生了迁移
眼尖的股东应该注意到，GEICOA特殊分配的金额以及在报表中的位置与去年财报有所不同。虽然它们重新分类并减少了“会计”利润，但这些变化完全是形式上的，而非实质性的。不过，这些变化背后有着有趣的故事。
在去年的财报中谈到：
(1) GEICO在1983年年中提出要约收购自己的股份；
(2) 同时，我们以书面合同的方式同意向GEICO出售一定数量的股份。我们出售的股份数量与GEICO从所有其他股东收回的股份总数成正比；
(3) 完成该要约收购之后，我们出售给GEICO 35万股股份，同时收到了2100万美元现金；而且我们在要约收购前后在GEICO中所占股份比例没有变化；
(4) 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无保留意见，我们与GEICO的这笔交易构成比例回购；
(5) 税法逻辑上认为此类比例回购实际上等同于分红；因此，我们收到的这2100万美元仅按6.9%的公司间股息税征收；
(6) 重要的是，这2100万美元远远低于我们在GEICO的未分配利润中所占的部分，因此从经济实质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认为这相当于股息。
因为这笔GEICO分配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比较特殊，我们在去年的季报和年报中的本章节向各位强调这一点。此外，我们向我们的审计所（Peat Marwick Mitchell & Co）也强调这笔交易。Peat Marwick的奥马哈办事处以及芝加哥的复核会计师都无异议地同意了这个股息认定。（【想一想 1】这个Peat Marwick Mitchell & Co后来在1987年尽管合并成为了现在的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它是谁呢？）
1984年，我们与通用食品公司进行了几乎完全相同的交易。唯一不同的是，通用食品公司是通过公开市场在一段时间内回购的股票，而GEICO则是提出了“一次性”的要约收购。在通用食品公司的案例中，我们在其回购股票的每一天都向该公司出售一定数量的股票，以使得我们的股份占比完全保持不变。同样，我们的交易是依照在回购开始之前所签署的书面合同执行的。再同样，我们所收到的现金远低于我们所持股份所对应的留存利润。我们总共从通用食品公司获得了21,843,601美元的现金，而我们的股份占比精确地保持在8.75%。
此时，Peat Marwick的纽约办事处出现了。在1984年底，它表示不同意奥马哈办事处和芝加哥复核会计师的结论。纽约的观点是，GEICO和通用食品的交易都应该被视为伯克希尔在卖出股票，而不是股息收入。在这种会计方法下，先将我们在每家公司股票的投资成本从回购款中扣除，然后所有剩下的收益被视为投资收益，而不是股息收入。这只是一种会计方法，与税收无关：从国家税务局的角度看，纽约认同这些交易是股息。
不论是从经济实质还是会计合理处理的角度看，我们都不同意纽约的立场。但是为了避免出现有保留的审计意见，我们在此采用了1984年Peat Marwick的观点，并相应地重述了1983年。然而，这些都不会对内在商业价值产生任何影响：我们在GEICO和通用食品公司的所有权权益，我们的现金，我们的税收，以及我们所持股份的市场价值和计税基础，这些都保持不变。
今年，我们再次与通用食品公司签订了合同，我们将在他们进行公开市场买入的同时向他们出售股票。这样的安排使得我们的所有权权益一直保持不变。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将确保在税收上按照股息进行处理。我们还是认为，该交易的经济实质就是获得股息收入。但是为了遵循所使用的会计规则，我们会将这样的赎回说明为股票出售而不是股息分配，除非会计规则对这一点进行了明确解释。在今后的报告中，我们将会继续突出显示此类特殊交易。
我们参与了几次此类按比例回购的交易，并由此享受了低税收，不过我们认为对于那些不出售股票的股东们，这样的回购同样有利。当拥有优秀业务和良好财务状况的公司发现其股票在市场上的售价远低于其内在商业价值时，没有其它操作能像回购一样让股东受益。
（我们认可的回购仅限于那些由价格/价值关系决定的回购，不包括那种“绿票讹诈”回购 —— 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可恶且令人反感。在这些交易中，参与的双方为了达到他们的个人目的，利用了无辜且未知会的第三方。参与者是：
(1) 披着“股东”外衣的敲诈勒索者，他们甚至在其股票证书上的墨迹未干之时，就向管理层发出“要钱还是要命”的勒索；
(2) 不惜一切代价希望迅速求和的企业内部人员 —— 只要不是他们自己出钱；
(3) 公司股东，他们的钱被(2)用来让(1)离开。
随着尘埃落定，前来打劫的过客股东发表了关于“自由企业”的演讲，被打劫公司的管理者则发表了“符合公司最大利益”的演讲，而站在一旁的股东们则默默地为这样的结局掏着腰包。）
当价格与价值之间存在巨大折让时，我们投资仓位最重的那些公司都进行了大量的股票回购。有两个重要的原因，我们发现这样做对股东而言是积极且带来回报的 —— 一个原因显而易见，而另一个不易察觉，并且经常不被理解。只要会点基础算术，就能明白第一个：以远低于每股内在商业价值的价格进行大量回购，将会立即以非常明显的方式增加每股价值。当企业买入自家的股票时，他们会发现可以很容易地以1美元的价格获得2美元的价值。业界的企业并购计划从来没有做得如此之好，在大量令人沮丧的案例中，每花的1美元几乎难以买到哪怕是接近1美元的价值。
回购的第二个好处比较难以精确衡量，但久而久之会展现出重要性。在公司市场价值远低于其商业价值时进行回购，通过这样的行为，管理层清晰地表明他们是在为增加股东的财富而努力，而不是忙着扩张管理版图但对股东而言毫无意义（甚至是损害）。看到这点，股东和潜在的股东将会上调他们对公司未来可能带来的回报预估。这样的向上修正，接着会影响市场价格与内在商业价值更趋一致。这样的价格完全是合理的。一个已经证明具有良好股东倾向的管理者，一个自私的喜欢自我标榜的管理者，投资者当然应该为前者管理的公司付出更高的价格。（说的极端一点，你愿意花多少钱成为Robert Wesco所管理公司的少数股东呢？）
这里的关键词是“已经证明”。当回购明显符合所有者的利益时，某个管理者却始终拒绝回购，这样的行为揭示了他背后的动机。无论他是多么频繁或多么口若悬河地把一些鼓舞公众关系的词语挂在嘴边，比如“最大化股东财富”（本季最火词汇），他所管理的资产都会被市场恰当地打上折扣。他既然言不由衷 —— 那么一段时间后，市场也会如此。
我们最大的三个持仓，分别是GEICO、华盛顿邮报和通用食品。通过他们大量的股份回购，我们与其他的股东一样都得以极大地发展壮大起来。（埃克森是我们的第四大持仓，也在明智而积极地回购股票。不过，我们是最近才建立了埃克森的仓位）。在这上面的每家公司，通过低价回购股票，都实质性地增加了股东们在这些优秀业务中的权益。对于这样不仅有着出色经济效益而且还有具备股东意识管理层的公司，我们拿着它们的股份可以高枕无忧。
下表展示了在1984年底，我们的有价证券的净持有量。所有的数字都不包括归属于Wesco和内布拉斯加家具卖场的少数股东权益。
十多年来，很难找到符合我们投资标准（既满足我们的定性标准，又满足我们关于价格/价值上的定量标准）的股权投资机会。虽然我们发现最困难的是什么都不做，但我们尽力避免降低这些标准。（一位英国政治家将他的国家在19世纪的辉煌归功于一项策略，“无为而治”。虽然后世的历史学家赞同这样的策略，但当时的局内人却很难苟同。）
除了本节开头提供的数据之外，在本报告的第42-47页的管理层讨论中可以看到我们所拥有企业的商业信息。在第50-59页的查理芒格报告中，可以找到对Wesco业务的详细讨论。他对储蓄行业状况的评论非常有趣。内布拉斯加家具卖场、喜诗糖果、水牛城晚报和保险集团是我们主要的控股企业，我们随后将进行具体的讨论。
内布拉斯加家具卖场
去年我向各位介绍了B夫人（Rose Blumkin）和她的家人。我告诉过你们，他们非常棒，但我还是低估了他们。经过这一年，目睹他们非凡的才能和品质，我可以诚实地说，我从未见过一个管理团队的运作或行为比Blumkin家族更好。
董事会主席B夫人，现年91岁，最近当地的报纸引述她的话说：“我回到家中就吃饭和睡觉，仅此而已。我迫不及待地等着晨光，好去工作”。B夫人一周7天都待在店里，从早到晚，一天之内所做的决定可能比大多数CEO一年的量还多（当然，也是更好的决定）。
5月，B夫人被纽约大学授予商业科学荣誉博士学位。（她是一名“快速通道”学生：在她获得博士学位以前，她一生中没有在教室里待过一天）。以前曾经获得纽约大学商业荣誉学位的人包括：埃克森公司的CEO，Clifton Garvin, Jr.；时任花旗集团的CEO，Walter Wriston；时任IBM的CEO，Frank Cary；时任通用汽车的CEO，Tom Murphy；以及最近的Paul Volcker。（他们都令人尊敬。）
Blumkin家族人丁兴旺。B夫人的儿子Louie，以及Louie的三个儿子Ron、Irv和Steve都全身心地为内布拉斯加家具卖场的惊人成绩做出了贡献。年轻一代都上过最好的商学院 —— 由B夫人和Louie主持的商学院 —— 从他们的表现可以看到他们接受了最好的培训。
去年，内布拉斯加家具卖场的销售额增加了1430万美元，使得总销售额达到了1.15亿美元，这全部来自奥马哈的一家卖场。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单一家居用品商店的最大销售量。实际上，去年的增长额本身就超过了许多大型成功商店的年销量。这家企业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功是理所应当的。有几个数字可以告诉你为什么。
Levitz家居是国内最大的独立家居专业零售商，在它1984财年的10-K报告中，是这样描述它的价格：“在其市场区域内，普遍低于传统家居店的价格”。当年，Levitz的毛利率为44.4%（就是说，顾客平均花了100美元购买了成本为55.6美元的商品）。内布拉斯加家具卖场的毛利率不到Levitz的一半。这样低的成本加成是可能的，因为其卓越的效率：运营费用（工资、卖场使用率、广告等）约占销售额的16.5%，而Levitz的是35.6%。
这不是在批评Levitz，它有着良好的经营管理。只不过内布拉斯加家具卖场的经营太出色了（而且，请记住，这一切都来自B夫人在1937年的500美元投资）。通过绝无仅有的效率和精明的批量采购，内布拉斯加家具卖场能够获得出色的资本回报，同时每年为客户节省了至少3000万美元（相对于在一般毛利率水平的商店购买同样商品）。这使得内布拉斯加家具卖场能够不断地触达更大范围的客户，从而享受远超奥马哈市场自然增长的成长。
许多人问我，到底Blumkin家族有什么样的经营诀窍。说起来，也没什么神秘的。这个家族的所有成员都：（1）全身心地投入他们的激情和精力，连本.富兰克林和霍雷肖·阿尔杰比起来都相形见绌；（2）非常务实地发掘发现他们的特殊优势领域，并果断地在此之上全力以赴；（3）忽视该特殊能力领域范围之外的诱惑；并且，（4）始终以高尚的品格与所有人打交道。（B夫人归结为“薄利，无欺”。）
我们买下90%的股份就代表了我们对B夫人及其家人诚信的评估：内布拉斯加家具卖场从未进行过审计，我们也没有要求过；我们没有进行过盘点也没有核实过应收账款；我们也没有检查过产权。我们给了B夫人一张5500万美元的支票，而B夫人给我们她的承诺。公平的交换。
各位与我都非常荣幸地与Blumkin家族成为合作伙伴。
喜诗糖果商店
下表是喜诗被蓝筹印花收购以来的表现汇总：
这样的业绩表现并不是来自行业的涨价潮。相反，许多知名的盒装巧克力企业在这一时期要么亏损，要么微利。据我们所知，仅有一家规模较大的竞争者对手实现了高盈利。喜诗的成功是优秀产品与卓越管理（Chuck Huggins）相结合的产物。
1984年，我们提价的幅度远低于我们近年来的作法：每磅平均5.49美元，仅比1983年上涨了1.4%。幸运的是，我们在成本控制方面取得了良好的进展。这几年，我们在成本控制方面一直存在问题。除了原材料成本（这部分我们无法控制），去年的每磅成本仅仅上涨了2.2%。
由于同店销量（以销量计，而非销售额计）的缓慢下降，这个问题导致我们成本上的问题更加严重。通过每年净新增几家店铺，近年来才能维持总销售量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这种增店不增售的情况自然会给我们的每磅销售成本带来沉重的压力。
1984年，同店销售量下降了1.1%。然而，由于店铺数量的增加，总销量增长了0.6%。（由于1983年有53周，这两个数据都相应进行了调整）。
喜诗业务的季节性越来越强了。在圣诞节前的四个星期里，我们完成了全年40%的销量，赚取了全年利润的75%。同样，在复活节和情人节期间我们的业绩也很可观，可是在其它时间段里，几乎就是原地踏步。近年来，圣诞节期间的店铺数量变得重要起来，同时团购订单和邮购订单也是如此。圣诞节期间业务的日益集中带来了很多管理上的问题，Chuck以及他的同事们以卓越的技能和优雅的方式妥善解决了这些难题。
他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绝不会在服务质量或产品质量上打折扣。我们大多数的竞争对手都无法保证这一点。尽管他们面对的需求变化波峰和波谷都不如我们，但他们会添加防腐剂或冷冻成品，以平滑生产周期，从而降低单位成本。我们拒绝使用这样的技术。实际上，我们是选择了生产难题，而不是改变产品。
现在有许多新的食品和小吃供应商，它们在非节假日时间段内与我们的卖场进行激烈的竞争。我们需要新的产品进行反击。在1984年，我们推出了六款糖果棒，总体上受到好评。我们计划推出更多的产品。
1985年，我们将继续努力以保持每磅成本的增长低于通货膨胀率。然而，同店销售额的增长是我们持续成功的必要条件。1985年的平均售价应该会比1984年高6%~7%。假设同店销量没有变化，那么利润将会有适度的增长。
水牛城晚报
《新闻报》在1984年的利润远高于我们的预期。与喜诗一样，这是由于在成本控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剔除新闻编辑室里的工作时间，总的工作时长降低了约2.8%。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总成本仅仅增加了4.9%。Stan Lipsey和他的管理团队所交出的这一业绩是去年业内最好的表现之一。
然而，我们当前面临着成本的快速增长。1984年年中，我们签订了新的多年劳工合同，其中规定了大幅的“追赶”工资上调。这种追赶是完全合理的：在1977-1982年那段无法盈利的时期，我们工会的合作精神是我们在与《信使快讯》的竞争中保持成本优势的重要因素。如果当时我们没能保持较低的成本，那么那场竞争很有可能是另一个结局。
因为我们的新劳工合同在不同的日期生效，所以1984年的成本里几乎没有包含追赶工资的上涨。但这一上涨将会完全体现在1985年里，因此，我们今年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增长率将大大高于行业的增长速度。我们希望通过持续地小幅提升生产力来降低这一增长的影响，但我们无法避免今年的工资成本显著增加。现在新闻纸的价格趋势也不如1984年那样有利。由于这两个主要的因素，我们预计《新闻报》今年的利润率会小幅下滑。
有利于《新闻报》的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两个因素：
(1) 我们的发行特别集中在那些对于我们的广告客户具有最大效用的区域。而那些覆盖广泛区域的“区域性”报纸则不一样，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发行量所覆盖的区域对大多数广告主而言没有价值。几百英里以外的读者不会对你刊登的小狗出售广告感兴趣，同样也不会对只在城里有商店的杂货商感兴趣。“浪费”的发行量（正如广告主所称呼的）损害了盈利能力：报纸的费用主要取决于总发行量，而广告收入（通常占总收入的70%-80%）只对应于有效的发行量。
(2) 我们对水牛城零售市场具有超常的渗透率；只需要通过《新闻报》，广告主们就可以触达几乎所有的潜在客户。
去年我曾经谈到这个超高的读者接受度：在全国最大的100家报纸中，我们的日均渗透率排名第一，周日渗透率排名第三。最近的数据显示，我们的工作日渗透率排名第一，周日渗透率排名第二。（即使如此，由于水牛城的家庭数量有所下降，所以我们的工作日发行量略有下降，周日不变。）
去年我还谈到，如此之高的读者接受度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提供了超高的新闻量：与我们规模相当的其它主要报纸相比，新闻在我们的报纸版面中占有更高的比例。1984年，我们的新闻版面比例为50.9%（1983年为50.4%），远高于一般35%-40%的水平。我们将继续维持这个比例在50%区间。另外，我们去年尽管减少了其它部门的总工作时长，但我们保持了新闻编辑室里的工作水平，并且将持续下去。1984年，新闻编辑室的成本增长了9.1%，远远高于我们4.9%的总体成本增长。
我们的新闻版面比例策略使我们在新闻纸上花费了大量额外的资金。结果是，我们的新闻成本（新闻版面的新闻纸，加上新闻编辑室的工资和费用）占收入的百分比远高于大多数同等规模的主要报纸。不过，我们或者其他主要的报纸都应该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这些成本：对于同等规模的报纸，“高”新闻成本与“低”新闻成本之间的差距大概是三个百分点，而税前利润通常是这个数量的十倍。
一家占据主导地位报纸的经济状况是非常出色的，在商业世界中也是名列前茅。所有者们自然愿意相信，这样出色的盈利能力是因为他们能够不断地推出优秀产品的原因。这样令人舒适的理论在一个令人不适的事实面前凋谢了。虽然一流的报纸利润丰厚，但三流的报纸也一样甚而至于更好 —— 无论一流还是三流，只要这家报纸能在其社区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当然，产品质量对于报纸获得主导地位至关重要。我们相信《新闻报》就是这样，很大程度归功于我们之前的Alfred Kirchhofer等人的努力。
一旦占据主导地位，决定报纸好坏的将不是市场，而是报纸自身。毕竟，无论好坏，都能赚得盆满钵满。对大多数企业并非如此：低劣的质量通常会带来糟糕的经济业绩。但即使是一份糟糕的报纸，仅仅因为其“布告栏”价值，大多数的市民也会对它趋之若鹜。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份糟糕的报纸无法达到一流报纸所能获得的读者群。但是，在这份糟糕的报纸对于大多数市民是必不可少时，广告主们会注意到引起广大市民注意的东西。
由于高标准不是由市场要求的，管理层必须自我要求。我们对于高出平均新闻费用水平的承诺代表了重要的量化标准。我们有信心，Stan Lipsey和Murray Light将会继续维持这样非常重要的质量标准。查理和我相信，报纸是社会中非常特殊的机构。我们为这样的《新闻报》感到骄傲，并打算在未来的日子里更加引以为荣。
保险运营
下面显示的是我们常用表格的更新版本，其中列出了保险业的两个关键数据：
数据来源：Best’s Aggregates and Averages
贝氏评级的数据几乎反映了整个保险行业的经历，包括股份制保险公司、相互保险公司和交互保险公司。综合成本率是总保险成本（发生的赔付加上费用）与保费收入的比值：低于100表示承保盈利，高于100表示亏损。
多年来，我们一直告诉各位，要使综合成本率大致保持不变，每年10%的行业保费增长率是必需的。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是假设费用占保费的百分比将保持相对稳定，并且由于单位量的增加、通膨和司法判决保险责任扩大的综合影响，赔付损失每年将会增长10%左右。
事实证明，我们的观点是准确的但又令人沮丧：如果从1979年以来，每年的保费增长达到10%，那么到1984年的总增长就是61%，从而保持1984年的综合成本率与1979年的100.6基本相同。但是，保险行业的保费仅增长了30%，由此1984年的综合成本率达到了117.7。今天我们仍然认为，未来承保盈利的关键指标就是行业保费销量年度同比变化率。
现在看起来，1985年的保费增长率将超过10%。因此，在假设灾难处于“正常”水平的情况下，我们预计综合成本率将在年底前开始下降。然而，根据行业的损失赔付假设（即每年增长10%），需要保费在5年里每年增长15%，才能使得综合成本率回到100%。这就是说到1989年行业的保费销量要翻倍，这在我们看来极不可能。我们预计未来几年的保费增长会略高于10%，加上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定价，综合成本率大概会处于108~113这个范围。
我们自己在1984年的综合成本率是可怜的134。（与本报告其它地方一样，这里的这个综合成本率数字剔除了结构化偿付和损失准备金承担业务。更多的细节，包括经营中断对综合成本率的影响，请参见第42-43页）。这是第三年我们的承保业绩连续远低于整个行业。我们期待1985年的综合成本率有所改善，而且期待改善幅度远远超过行业。Mike Goldberg已经纠正了在他接手之前我所犯的很多错误。此外，我们的业务线在过去几年集中在业绩低于平均水平的领域，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对许多的竞争对手带来打击，甚至有些对手已经出局。随着竞争的松动，我们能够在1984年下半年大幅提高某些重要业务线的价格，而几乎不会导致业务的丢失。
多年来，我一直在说，总有一天，我们的保险业务会由于我们强大的财务优势在竞争中脱颖而出。那一天可能已经到来。我们现在几乎毫无疑问地是国内最强大的财产/意外伤害保险公司，我们的资本状况远胜于规模更大的知名公司。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公司的策略是保持这种优势。保险购买人用现金换到的只有一个承诺。这个承诺的成色应该在可能的困境下进行检验，而不是在顺境中。至少，在金融市场低迷和承保业绩异常低下双重的长期打击下，这个承诺看上去仍然能够兑现。我们的保险子公司都愿意并且能够在任何这样不利的环境下信守承诺——显然没有太多的公司这样做。
在去年的报告中，我们谈到了结构化偿付和损失准备金承担这两项业务，我们的财务优势是这两项业务的特殊资产。结构化偿付中的索赔人，以及为损失准备金再保险的保险公司需要对未来几十年的偿付有绝对的信心。在财产/意外伤害险领域，很少有公司能够具有这种无可置疑的长期实力。（事实上，我们只会向屈指可数的几家公司为我们的债务再保险。）
我们在这些新的业务线取得了增长：这一年，我们为应对承担债务所持有的资金从1620万美元增长到3060万美元。我们预计增长将会继续，而且可能会大幅加速。为了支持这一预期的增长，我们大幅增加了哥伦比亚保险公司的资本，这是我们专门从事结构化偿付和损失准备金承担的再保险业务部门。虽然这些业务的竞争很激烈，但回报应该是令人满意的。
照例，来自GEICO的消息大多都是好消息。1984年，该公司在其主要的保险业务中取得了出色的增长，而且其投资组合的表现一如既往的优秀。虽然承保业绩在年底有所下滑，但仍然远好于行业水平。截止年底，我们拥有GEICO 36%的股份，因此我们在其8.85亿美元的直接财产/伤亡保费中的权益为3.2亿美元，这是我们自营保费金额的两倍多。
过去几年里我向各位汇报过，GEICO公司的业绩表现亮眼，但其股票表现已经大大超过了这家公司的业绩。在这些年里，我们在GEICO上的投资在我们资产负债表上的账面值增长的速度超过了GEICO内在商业价值的增长速度。我曾经提请大家注意，股票相对商业业绩的超额表现显然不可能每年发生，而且在某些年份，股票的表现肯定会落后于商业的业绩。1984年就发生了这个情况，我们在GEICO上的权益的账面值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其内在商业价值却大幅增加了。由于1984年初伯克希尔27%的净资产为GEICO权益，因此它的静态市场价值会对我们当年的增长率产生重大的影响。不过，我们对这样的结果完全不会感到不满意：我们宁愿GEICO的内在商业价值在一年内增长X倍，而同时市场价值在下降；而不愿内在价值只增加一半而市场价值却飙升。对于GEICO的投资，以及对于我们所有投资，我们关注的都是商业业绩表现，而不是市场表现。如果我们对商业的预期是正确的，市场迟早会跟上来。
作为伯克希尔股东，你们从GEICO的才俊们获益匪浅，他们是Jack Byrne, Bill Snyder和Lou Simpson。在其核心业务（低成本汽车保险和业主保险），GEICO拥有一项重大的、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一般而言，这在商业中是稀有资产，而且在金融服务领域中几乎不存在。（GEICO自身就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公司的管理非常出色，但除了核心业务以外，GEICO在其它方面的努力都未能实现卓越的盈利。）在一个大型行业中，拥有像GEICO的这项竞争优势就具有了获得非凡经济回报的潜力，Jack和Bill在发挥这种潜力方面一直表现出色。
GEICO的核心保险业务产生的大部分资金都可供Lou进行投资。Lou是罕见的兼具气质与智慧的结合体，拥有出色的长期投资业绩。以低于平均水平的风险，他创造了迄今为止保险业中最好的回报。我为这三位杰出管理者的努力和才华鼓掌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