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元年（1851年）八月曾国藩的日记就像流水账，只是记录了每一天发生的事情，基本没有怎么议论，评论，真正的日记，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一天一天，都是非常平淡的，读书，休息，然后去上班，看几页文本，之后是回家听儿子讲资治通鉴，或者背书，然后会客，就是这么平淡无奇。但是曾国藩就是在这样的一天一天的平谈无奇中坚持着，读了很多的书，接触了很多人，然后有了很多的感悟，知识和智慧不断增长，所以我们可能不要指望一蹴而就，就像孟子说的，要想修养内心的浩然正气，不是靠义袭而取，不是靠做一件大好事自己内心就有很多的正义，正气，而是要集义而生，一点一点积累，日积月累，铢积寸累，最后不知不觉精神气质完全变了。八月初一日，曾国藩写了一点评论，说，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慝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盗取虚名的人会有不可预料的灾祸，怀有人所不知或不可告人罪恶的人也会有不可预料的灾祸，怀有妒忌之心的人也会有不可预料的灾祸。儒家讲的是要名实相称，最好是名高于实，而不是名不副实，周易里说，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自己的能力和德行配不上自己的位置，必然有灾祸的，所以不要希望得到很多的不切实际的虚名。内心有罪恶或者嫉妒心，首先折磨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这会让自己的行为扭曲，所以儒家修行的就是“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就是诚意正心，对自己，对别人都是问心无愧，这样就没有必要去遮遮掩掩，内心光明正大，自然行为不扭曲。
二十二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皆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所易简。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知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 天下的大事应该考察探究的共有十四宗：官制、财用、盐政、漕务、钱法、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兵制、兵法、刑律、地舆、河渠，都以本朝为主，并追溯前代沿革的本末，以仁义贯穿它，归纳其中平易简约的地方。前代沿袭有误之处，可以由我朝更正；前代没有达到之处，可以由我朝创新。那些敷衍了事的，将来必被抛弃；那些严谨恰当的，将来一定会被传承。这就是所说的虽然历经百世，仍然可以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是曾国藩工作和学习的心得，整个社会，世界的学问看似纷繁复杂，最后加以总结，整理其实就那么多，按照古今分类，按照事情的情况分类，最后也没有太多的，然后找到一个线索，曾国藩找到的是仁义，最后就可以找到简单的方面，也就是要有一个根本。曾国藩一直讲自己读书要有一个根据地，无论读多少书，最后回到自己的根据地，比如儒家思想。
人如何才能把浩若烟海的那么多的知识都搞清楚，就是以一个时间段，一个主题为核心，然后把相关的东西都加以分类，整理，然后看这些思想是如何演变的，这些东西最后都会有脉络。我们现代社会知识爆炸，更多的东西，阅读更是需要有一个根本，有一个基础，然后梳理其中的脉络，人的一生能在一个领域里做的精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要对更多的东西有所了解。曾国藩读书还是有很多的值得学习的地方，在他那个年代，他几乎都是无日不读书，无书不读，但是一生仍然读不完，更何况我们这个时代，而且曾国藩并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人。朱东安先生在《曾国藩传》里就说过，曾国藩不断从各个学问之中吸收有用的东西，而不是仅仅是一个理学家，儒学学者，曾国藩的朋友欧阳兆熊曾说，曾国藩的成长，经历了“一生三变”：做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办理军务一变而为申韩，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程朱，即程颐、程灏兄弟与朱熹，是理学的大师；申韩，即申不害与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黄老，即黄帝与老子，是道家的别称。欧阳兆熊的这段话，很好地点出了曾国藩的领导力从“儒”到“法”再到“道”——实际上是从理想到现实再到成熟的螺旋式成长轨迹。曾国藩不是一个跟倭仁一样，死守自己思想的人，而且到了晚年，曾国藩对洋务，外国的事情也很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