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京官十二年》之《家事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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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元年(1851年)闰八月十二日,曾国藩写给诸弟的信中提到一件家事,就是诰封已经在八月份整体盖章,皇帝的玉玺,但是曾国藩他们家的各个诰轴竟然没有盖章。曾国藩本来的意思是可以快速寄回家去,让父母大人,叔父母大人开行,但是竟然没有领回来,内心非常内疚。曾国藩上一年请封的时候,是由礼部行文吏部,当时曾经跟在北京的四弟曾国潢谈及这个事情,他以为六部毕竟声势相通,办事较为容易。谁知道不另外托人,不另外给钱,办事人员仍然是放在一边,不议不论,所以将第一次盖章的时间已经错过去了。由此可见,即使这个时候曾国藩已经做到了二品高官,兼署理几个部位,但是在北京,连一个小小的书办都可以拖着他的事情,不给办理。可见体制内这个事情还是非常复杂的,所有的事情都有很多的潜规则,并不是想象的那个样子,就是你做到一定的位置,很多事情都会变得比较容易的。其实现在的体制内很多事情还是如此的,很多事情自然有其自身的规则,所以这么看大部分人都是这个体制内的“小人物”,托人办事情,找人办事情也要花钱,虽然表面看着很有面子,但是其实都是空的。这个事情可能书办也未必是要给曾国藩这个人一些颜色看,可能就是杀鸡儆猴,要不然自己的灰色收入没有保障的,北京那么多的官员都这么做,事情都不好做了。

所以曾国藩没有办法,只好托夏阶平妥善办理,但是曾国藩还是担心不知道今年的盖章能否办下来?然后父亲、叔父都可以在服阙结束之后就可以顶戴补服穿一品衣服的颜色了,服阙:指守丧期满除服,曾国藩祖父去世这个时候也快三年了,二十七个月即可,守孝三年快结束了。因为穿什么样的补服,顶戴,只要从颁布诏书的时间为定,而并不是以拿到诰轴的时期为定,但是曾国藩由于没有用钱,所以诰轴没有盖章,估计还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拿到。除了这件事情之外,曾国藩说还有一件不快意的事情,另一件是国家大事,也就是黄河决口,黄河在丰县北岸决口,数十万生灵遭受这种灾害,目前抚恤已经非常困难了,将来还要堵住缺口,筑河堤,这些又有花费数百万白银。而且由于这一次黄河决口,影响大运河运行,漕船也没有空船回南,水道梗阻,怕导致漕运延误,这可能又会影响国家的收入。曾国藩这个时候在礼部和刑部,但是还是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对国家的情况忧心忡忡,不管在任何一个位子,任何一个组织,可能不能只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是一种小格局的事情。因为这都是组织的事情,首先自己有可能很快调任去做相关的工作,其次,这些事情都是相互影响的,如果所有的人都漠不关心,肯定最后整个系统都会乱套的,所以还是应该关注。当然也不能对其他部门指手画脚,甚至越俎代庖,这些更不合适,曾国藩显然不是这样。

曾国藩下面讲到了顺天乡试发榜,湖南中了十一人,对同乡的情况也进行了介绍,还说到一个同乡闰月初死在长沙会馆的老馆,估计是又建立了一个新的长沙会馆,说起来,评论说实在可怜。然后曾国藩说近来此等事,棺木的费用都是曾国藩来花的,但是自己也觉得拮据不给,就是自己钱也不够用,但是如果没有人来花这个钱,难道就让人们客死他乡,没有任何归处吗?然后曾国藩又提到了可能要给曾纪泽定亲,让诸弟去打听一下贺长龄先生的女儿,德行容貌言语和女工吧,德容言功,意思是封建礼教要求妇女应具备的品德,看看究竟怎么样的。然后还说要四弟告诉怎么做茶叶,还有自己的舅舅家几家的情况怎么样,还有姐姐和妹妹家两家关系不好,还住在一起,不适合住一起,即使是田地连在一起,也不应该住在一起。曾国藩也是一个操心的命,国家的事情,家庭的事情,同乡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要操心,当然这也有好处,主要是获得了足够的人脉,人望,但是自己背负的东西太多了。明代东林党代表人物顾宪成有一个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曾国藩这个时候可能真的是这样,事事关心,然后都是尽心尽力,所以最后才能够获得那么多的助力。湘军时期能够得到那么多的帮助可能也是自己积累下来的,京官时期是打基础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