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元年（1851年）七月初八日曾国藩日记中对于学问进行了总结，还是对我们后背学子有非常多的启发的。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四者缺一不可。这跟前文说的儒家有三途其实是非常类似的，但是还是有所增加的，增加了一个经济之学，这个经济之学，和现代社会讲的经济学还是不同的，这里的经济之学指的是经世济民，也就是这里说的政事。现代社会讲的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如何将资源配置到有效的途径，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学问，这个学问本身也是有变化，有进化的，但是大体还是没有跳出这个领域，和中国古代是不同的。曾国藩早年主要是学习儒家的传统几个方面，这也是学习清代以来的学术传统，而经济之学则是如前文所述的嘉庆、道光以来的“经世致用”学派倡导的结果，曾国藩也受益很多，后文说他自己学习这个主要是依赖于贺长龄、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这本书。曾国藩在北京这几年，特别是在各个部门学习了盐政、钱政、河工、漕运等等很多具体事务，越来越重视这一门学问，这可能对于治理国家是非常有用的，对普通儒生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用处。
曾国藩说自己对四门学问都略微有所涉猎，但是天资鲁钝，对于深奥的东西万万不能有所理解的，只有取其中最为关键的每天都来做，这样可以渐渐打磨久了，可能才会有所理解，有所感悟。曾国藩这种读书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对于深奥的东西，一时半会学不会，可能就是每天都阅读，每天都做一点，而不是试图一下子就会有所领会，有所领悟的，只有这样才能够进步。曾国藩说自己对于义理之学，主要是研究两类书，第一类是四子书，第二类是近思录，四子书即四书，指《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部儒家的经典。古代教学用书。此四书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言行录，故合称"四子书"。《近思录》是依朱熹、吕祖谦二人的理学思想体系编排的一部著作，从宇宙生成的世界本体到孔颜乐处的圣人气象，循着格物穷理，存养而意诚，正心而迁善，修身而复礼，齐家而正伦理，以至治国平天下及古圣王的礼法制度，然后批异端而明圣贤道统。全面阐述了理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故此书实可谓囊括了北宋五子及朱吕一派学术的主体。《近思录》一书，在理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为确立儒家道统，传播理学思想起过重要作用。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从浙江到福建与朱熹会晤，两人在寒泉精舍相与读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著作，感其“广大闳博，若无津涯”，初学者不易把握其要义，于是精选622条，辑成《近思录》，共分14卷。““近思”二字取自《论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朱熹取此书名的用意在于，把《近思录》当作学习四子著作的阶梯，四子著作又为学习《六经》的阶梯，以正“厌卑近而骛高远”之失。
词章之学，我也主要是阅读两类书，第一类是称之为“曾氏读古文钞”，第二类是“曾氏读诗钞”，这两类书还没有编纂完成，但是在曾国藩心里已经有所规模，有所计划了，胸有成竹了。经济之学，曾国藩说自己主要阅读两类书，第一类是《会典》，第二是《皇朝经世文编》，第二类前文已经有所介绍了，第一类会典是官修断代式政书，以“职官”为纲，记录中央与地方官职制度沿革。会典以“职官”为纲，记录法令典章，而不详备史实。会典名始见于明代，是记载一个朝代官署职掌制度的书。大清会典各个朝代都有修订，五朝会典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个朝代所修会典的总称，史称《大清五朝会典》。其中《大清会典》（康熙朝）亦称《康熙会典》，是清入关后正式颁行的第一部会典。全书以职官为纲，分别记其职司、设置、品级、规章、掌故等，是了解清代行政组织、政治法规、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因社会在不断变化，旧的规章不能适应变化的形势，以后清代各朝多有续修。考据之学，曾国藩说自己主要读四本书，第一本是易经，第二本是诗经，第三本是史记，第四本是汉书。然后这十种书是自己读书的根本，其他的书都是可以归附到这个里面，就像房屋的根基一样，树木的根，这十种书要像老母鸡孵蛋一样不能冷，不能够见异思迁，这就是为学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