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元年（1851年）七月初八日曾国藩给诸弟的信中提到了季弟曾国葆开始学习修身，曾国藩诸弟之中曾国葆年纪最小，张宏杰[1]在《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2》中比较详细介绍了季弟。曾国葆出生在1829年，比曾国藩整整小了十八岁，等到曾国藩二十八岁中进士，点翰林的时候，曾国葆才刚刚开蒙不久，湘乡曾氏一门已经成为当地的乡绅人家，曾国葆二十二岁中秀才，比曾国藩还要早。但是曾国葆可能由于年龄较小，对这个大哥非常佩服，所以很早听从大哥的劝导，不再热衷于功名，而是开始了修身之路，这一年开始写给曾国藩的信中已经开始探讨这个问题。曾国藩在七月初八日这封信中说，季弟书中说，每每思考留心于言行的差错，以时时刻刻小心谨慎，看到这个话之后，感到欣慰之至，然后开始说，凡人一身，只有迁善改过四字可靠，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读书四弟可靠。这八个字，能够做到一分，必然有一分的喜庆，不尽一分，必有一分之殃。如果休咎相反，或者说吉凶刚好反过来的话，肯定是做事情不够诚心，而所谓的改过修德，不足以对鬼神发誓，验证，所以跟诸弟共勉之。务必要有做善事的事实，不能使得我们家高祖曾祖依赖的积累，在我们兄弟这里丢掉，这是我们家的幸运。
八月十九日曾国藩给诸弟信中又谈到了季弟修身的事情，季弟有志于道义身心的学问，我看到这封信，不胜欣喜。曾国藩告诉诸弟说，凡人无不可为圣贤，绝不在乎读书的多少，主要是在修身。告诫季弟说，如果嫉妒真的有志于此，需要熟读《小学》和《五种遗规》两本书，《五种遗规》前文已经提到比较多了，《小学》是一部传统的启蒙教材，一般认为朱熹编写。实际上，这部书是朱熹指导他的学生刘子澄编成的。不过，在编辑过程中，朱熹作了具体切实的指导。《小学》完全是选录现成的文献编成的。全书6卷，凡分内外篇。内篇包括《立教》《明伦》《敬身》和《稽古》，以选录儒家经书为主，“萃十三经之精华”。外篇则有《嘉言》和《善行》，辑录历代贤德之士的嘉言和善行，“采十七史之领要”。明代学者薛瑄在论及《小学》一书的结构时说：“朱子《小学》一书，理与事而已。”内篇的《立教》、《明伦》和《敬身》，说的是道理，《稽古》则举的是具体事例；外篇的《嘉言》说的是道理，《善行》则讲的是具体事情。“然理，精也，本也；事，粗也，末也。本末精粗，一以贯之，其《小学》之书乎？” 由此可见，“朱子《小学》一书，详于义理。” “理”或“义理”在《小学》中占有很大的分量。《小学》在淳熙十四年（1187）成书之后，对中国传统启蒙教育乃至整个教育和学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本人就对这部书偏爱有加，他曾说：“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之书，那个是做人底样子。” 当一些“磋过”小学教育的成人向他请教时，他也建议读《小学》，以“补填前日欠缺”，从而“栽种后来根株”。他的学生大都遵其所教，在《小学》上颇为用力，《朱子语类》中有很多他们师生讨论《小学》的记载。
曾国藩说除了这两种书之外，其他书能够读固然很好，不读也没有关系的，把这些书认真读，认真实施，可以为天地之完人，可以为父母之肖子，不必因为读书而后有所加于丝毫。而且读了这些书，不但四六古诗可以不看，即使季弟愿意学习的古文，不看也没有关系的。只要记得《小学》和《五种遗规》两本书，能够做到一句算一句，能够做到十句算十句，比那些擅长记诵词章成千上万句都要好的。这可能比较接近于王阳明说的知行合一，重要的是去做，而不是简单只是记得，所以读书关键是要去做，而不是只是阅读了，所以要精读一些书籍。季弟又说愿意尽孝道，对于父母亲惟命是从，唯命是听，曾国藩说这可以弥补我的缺憾，我在北京十来年，都没有回家探望过，很久都没有见到父母，内心的内疚，没有一刻可以释怀。如果诸弟能够在家让父母欢愉，孝顺父母，让父母能在无声之中有所听闻，能在无形之中有所察见，能够尽孝，这不是我们这一门的祥瑞吗？曾氏一门首先是真的孝顺之家，孝友之家，所以能够很好长期延续。然后曾国藩对于诸弟一直都是谆谆教诲，确实有很多的东西值得我们琢磨，我们大部分人没有这样一个大哥，一个父亲，把自己一生的很多的思考都教给我们，所以我们更应该切身体会，不断代入自己，假设自己是曾国葆，曾国荃或者曾纪泽，认真听。
[1]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2：<曾国藩家书>与曾氏家风文化》，岳麓书社，2017年2月版，第199-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