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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夏，重庆发生了一件令朝野震动的奇事，军政部兵役署署长程泽润中将被蒋介石当众用手杖痛打。一年之后，1945年7月6日，程泽润被执行枪决，对程润泽的判决书是这样写的：
程泽润，军政部兵役署长兼兵役干训班主任，办理兵役舞弊多端，于去年六七月间利用职权，调用工兵建筑私宅，省工图利，经蒋委员长查悉，扣交军法总监部，审明属实，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于本月六日上午执行枪决！
程泽润，四川隆昌县人，生于1894年，1917年入北京陆军大学第五期，1937年任军政部兵役署署长，主管全国役政工作，为军政部长何应钦亲信。关于程润泽被蒋介石杖打，过程很有戏剧性，说法也各式各样：
1944年7月，戴季陶之子戴安国向蒋介石汇报说，关押在重庆某处壮丁“境遇悲惨，备受虐待”。蒋介石得到戴安国的汇报后亲自前往视察，正巧撞见税警团军官虐待折磨壮丁的场景，壮丁骨瘦如柴的惨象让蒋介石怒不可遏，他随即叫来兵役署长程泽润，当场严厉训斥杖打程泽润。
华文出版社出版、美国作者陶涵所著、林添翻译的《蒋经国传》中记载：蒋经国带蒋介石视察营区，蒋介石目睹士兵在被子里饥病而死，于是召来程泽润，当场杖打并解除程的职务。
兵役部部长鹿钟麟回忆是：时间大约是1944年秋冬之际，一天，蒋经国接到了一份密报，说是有一队新兵，住在重庆某地一所破房子里，无衣无食，厥状甚惨。蒋经国看了这份报告后，立即禀报了蒋介石。蒋介石便偕蒋经国乘车驰赴该队新兵往处。进入这所破房子一看，果见有几十个叫化子似的新兵横七竖八地躺在狼藉的稻草上，个个面黄肌瘦，形同饿殍。蒋介石问他们：一天吃几顿饭？答是：吃两顿稀粥；问他们：为什么现在还穿着破烂的单衣？答是：还没有发给棉衣；问他们：害病的有医药没有？答是：没有。蒋介石听罢大怒，立刻叫跟随的侍从打电话给兵役署，要署长程泽润前来！这时，程泽润正在公馆里，大排酒宴，庆祝五十大寿。听说“委员长”现在某队新兵住地，唤他前去，便自知不妙（据说：有一位星相家曾为他算过命，说他交五十岁时，流年不利，当有大祸临头）。他硬着头皮，匆匆地赶到某队新兵住地。蒋介石看见程泽润，便咆哮如雷，连说：“看你办的这兵役！看你办的这兵役！”一边说，一边抡起手杖，向程泽泽身上乱打，打后，又立即命侍从把程泽润送进监狱，后来便枪决了。”
台北“国史馆”编写的以蒋介石生平为核心的编年体史料汇编《事略稿本》是这样记述的：8月30日，昨夜闻重庆市机房街运输队果有虐待新兵之事，今晨早课毕，上午九时率参谋总长何应钦及兵役署长等亲往视察，目睹病兵与被毒刑新兵之惨状，不禁痛愤难忍。“难忍”，大概是指打了程润泽。仅仅在一个月之前的“黄山整军预备会议”上，蒋介石就严厉地批评了役政工作，可会后不久就给蒋介石“上眼药”，程润泽确实该打。
7月21日，军事委员会在重庆黄山官邸召开“黄山整军预备会议”，会上蒋介石说：
“现在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兵役署主管人员要知道不仅是你们失职无能，而且是我们军委会全部的耻辱，我对于新兵如何征集，如何待遇，如何接收，应该怎么样考核，应该怎么样改良，一切具体的办法和步骤，五年以来，不知说了多少次，而到如今还是这样腐败，还是一点没有改进！前几天我看到红十字会负责人送来的一个在贵州实地看到的报告，报告新兵输送的情形，真使我们无面目作人，真觉得我们对不起民众，对不起部下！据报告人亲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饿殍，瘦弱不堪，而且到处都是病兵，奄奄待毙，有的病兵走不动了，就被官长枪毙在路旁，估计起来，从福建征来的一千新兵，到贵州收不到一百人；这种情形，兵役署长知道不知道？现在军政部在贵州沿途都设有合作站，你们所派的站长干的什么事？这个责任究竟应归那一个机关来担负？可知我们现在一般机构真是有名无实，内部一天一天的空虚，一天一天的腐败，长此下去，我们国家只有灭亡。我们主管官一定要负责任，部下如果违法渎职，我们一定要将他军法从事；一定要彻底惩儆，毫不宽假，才能提起大家的精神，现在我们合作站也有，运兵的经费也有，然而我们经费用下去，完全没有成效。如果我们真是能节省浪费，一切的费用都用得其当，即我们军队决不会像今天这种情形，军队的地位，也决不致低落到今天这种地步；这些弊端所在，究竟应该如何改革，如果说改革有困难，又应该如何克服这种困难，我们在这次会议中间，都应该有一番根本的检讨才好。”
蒋介石在黄山整军预备会议上讲话中提到的红十字负责人是指红十字会会长是蒋梦麟。蒋梦麟视察红十字会的工作，从昆明到贵阳，再到桂林，然后转衡阳，再折回桂林，到湘西镇远，又回到贵阳，最后又到了重庆。几个礼拜视察途中看的极其残酷的事，让蒋梦麟心悸神伤，他把他看到的写在了他的《新潮》一书：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我问：”你们从那里来的？”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下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先生，没有人逃跑啊！老实说，能逃跑到那里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连水都没有的喝。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听了这些话，我不禁为之悚然！当时那十七人中有几个病了，有几个仍患痢疾，我便找医生给他们诊治。照那情形看来，我相信他们的确没有逃跑，像那荒凉的地方，不但没有饭吃，喝的又是有传染病菌的溪水，能逃到那里去呢！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为的是怕他们逃跑，筒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劣，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那徼幸未死的一些壮丁在兵营里受训练，大多数东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稳。这是因为长途跋涉，累乏过度，饮食又粗劣而不洁，体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恶性虐疾流行，因此一般壮丁的健康情形都差极了！
押送壮丁的人，对于壮丁的死亡，似毫无同情心，可能因为看得太多，感觉也就麻本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丟掉的壮丁尸体，它们常因抢夺一条新鲜的人腿，而红着眼睛厉声低吼，发出极其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有的地方，壮丁们被埋起来，但埋的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条腿或一只脚在地面上，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搐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有一天晚上，贵州马场坪一个小市镇里，屋檐下的泥地上零零星星的躺着不少病倒的壮丁。我用手电筒向他们面部探照了一下，看见其中的一个奄奄一息。我同他怎样了？他的眼睛微微睁开，向电光注视片刻，只哼了一声，使又闭上，大概从此就长眠了。
在云南——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输赢的数目很大，大堆的钞票放在桌上，大家赌的兴高采烈，根本不管那些已濒于死亡的壮丁。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点水喝，我口渴啊！”办事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我沿途看见的，都是这些残酷悲惨令人愤慨的事。办兵役的人这样缺乏同情心，可以说到处可见。
有一天我看见几百个人，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他们在山上，我们的车子在山下驰过。他们正在集体小便，好像天下雨，从屋檐流下来的水一样；他们连大便也是集体行动。到时候如果大便不出，也非大便不可。若错过这个机会，再要大便，是不许可的。
有好多话都是壮丁亲口告诉我的。因为他们不防备我会报告政府，所以我到各兵菅里去，那些办兵役的人，都不曾注意我。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当然，曲江壮丁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只会多不会少。”可惜我把估计的方法忘记了。因为那时所根据的各项数字是军事秘密，我没有记录下来。现在事过境迁，为保留史实计，我在这里写出来，反正不是官方的公文，只可作为野史的记载看。
壮丁的惨状不只是让蒋梦麟一人看到了，在中国的西方观察者也目睹了壮丁命运的悲惨。谢伟思在他1943年7月2日写给美国政府的调查报告——《重庆到兰州沿途所见军事调动》中写道：
6月18日，三队四川新兵，每队约100人，北行进入陕西省茅台子（柳巴）附近。每一队人都有携带步枪的约10人左右的武装押送人员，由一名军官负责，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军官都是由新兵用滑竿抬着走。在一队新兵中，还有一位妇女，也由他们抬着行进。新兵没有个人的东西，每一队的炊具和口粮都由他们分摊负运，有人告诉我，在这条路上，不断有四川新兵北上。1942年10月，我在这同一条路上曾看到许多批新兵双手被反绑在背后行进……
尤其是在西北地区，新兵的这种悲惨处境是如此普遍，以至成了外国人和中国人议论的普遍话题，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向你讲还好几个“可怕的故事”。
在茅台子关（在双石铺以南的公路上约有5000英尺高的一个并不险要的关）下面6公里的地方，一队约100人的新兵，因筋疲力尽而死去了两人。有一个已经死去的在我乘坐的卡车驶过时被拖到了路边。另一个还没有完全断气，头朝下躺在一条沟边上。两个因长途跋涉也骨瘦如柴的、显然是被派遣去抬他的人，无动于衷地呆望着他。
一个外国人看到，因饥饿或疾病而快要死去的士兵被活活打死，这样就可以免得背扛肩抬他们的麻烦了。
据报道，在双石铺一天夜间有60个士兵死去。大多数尸体都未加掩埋，沿途经常可以看到死人，有一些被投到河里。
这条道路沿线一直有斑疹伤寒和回归热流行。在天水，新兵被安置到居民家里，因为他们历来住的房子已改作为传染病中心。在宝鸡和双石铺，斑疹伤寒相当流行，从四川带来的疟疾在陕西相当普遍。
中国人自己并不隐讳地说，新兵饿死是因为军官克扣了他们的口粮。我曾看到他们吃饭，除了米饭之外一无所有，一个经常存在的问题是，身强力壮的人能够抢到很多，而体弱有病的人则吃到的很少。在广元，我看到一群新兵围攻一个跛腿的卖精果的小贩，他被推到一边，糖果几秒钟后就被一抢而光，押送的人不管不问，直到事情过去。然后，他们朝几个人肚子上踢去，并用枪托打另外一些人。这些人显然是饥肠辘辘，
在兰州，每天都可以看到一批批病号兵被带着去医院或诊疗所，人多数人都几乎走不了路。可是，每一批都有一两个荷枪的人押送。
每一个传教士都碰到过开小差的土兵要求给以保护和帮助的事，传教士们不得不拒绝这种要求。一批被强迫入伍的河南难民告诉一个外国人说，在前来甘肃的路上，他们有一半人死去了。在兰州的中国内地布道会的院子，后面紧靠城墙，有好几个士兵设法开小差，从城墙上跳到布道会的房顶上，然后逃走。最后，当局沿城墙内筑了一道墙，以防止这种逃跑。夜间检查客栈和居民住宅的主要原因，就是要查获没有适当证明文件的人，因为他们会被认为是逃兵。有些传教士碰到过官阶高至陆军中尉的开小差的人。
中国战区参谋长、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的继任者艾伯特·魏德迈，在任职期间和蒋介石配合得很好，他曾经送交蒋介石一份关于中国军队征兵状况的备忘录，备忘录如此写道：
征兵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就象灾荒或洪水来临一般，只是来得更正规，每年两次，而且受害者更多罢了……。征兵的军官与地方官员相勾结并通过他们的拉夫队来赚钱。他们从征兵中勒索大量金钱，这些钱由地方官员移交给他们，并用抓来的人充替应征者。在征兵中私下的人贩子已形成一种生意。他们从挨饿的人家购买壮丁，这些家庭需要稻米比需要儿子更为迫切，或者从县长那里买一些多余的人……
壮丁们经过隔离和集结成队后，被驱赶到训练营地。他们从陕西行军到四川，又从四川走到云南。他们走不完的路……其中很多人在头几天里就开小差逃跑了。以后他们就虚弱得无法逃走。被抓回来的人会受到严酷的拷打……”
黄山整军预备会议上蒋介石讲：“五年以来，不知说了多少次，而到如今还是这样腐败，还是一点没有改进！”确实，对役政问题，蒋介石是反复强调的。
所谓的“焦土抗战”以示决心，其实连民心都无法面对。在国军实施焦土抗战中，往往对外界保密，花园口决堤如此，长沙文夕大火也是如此。据席楚霖回忆：11月10晚7点，张治中在南门外陶广住宅召开紧急秘密会议，提出焦土抗战，要将全城焚毁，一点物资都不留给敌人。徐权就建议：“先放警报，使老百姓逃避后再用燃烧弹放火，这样，就好像是日本鬼子烧的。”有人不同意，张治中就说：“这件事我本不打算提出来的，予可（徐权字却要我告诉大家。放不放火是军事机关的事，我们管不着。大家切不可在外面说。要是有人听到省政府开会商议烧老百姓的房屋，那还成什么话！”
1943年1月底，从河南灾区征收的170万大包粮食全部收齐，1月31日中央社鲁山电称“河南各地人民深明大义，罄其所有，贡献国家”，2月2日，重庆《大公报》转载中央社鲁山电，称已从河南征粮170万大包（按当时规定，石小于包，约10市石等于7大包。170万包相当于243万石）。这比1942年度河南省军粮征购减至200万石之数又超出20%以上。如期完成征粮且超额完成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受到蒋介石的记功褒奖。
注意，河南大饥荒，
中原会战后，陈诚于7月22日至8月4日，在西坪及西安，两次召开中原会战作战检讨会，总结会战失败原因有：
二、……又兵站总监部所属各仓库，平时均将军粮贷放农民，坐收利息，更有盗卖军粮者，故对部队军粮欠发甚钜……甚至有许多部队直接就食于民间，造成军民关系之恶化。
……
七、军纪废弛已极：河南民间早就有“宁愿敌军烧杀，不愿国军驻扎”的口号，虽不免过甚其词，但军队纪律的败坏，实在也是无容为讳的事实。汤副长官不能以身作则，又个性太强，上行下效，往往相率蒙蔽，不敢举发。伊川、嵩县、登封遭八十五军洗劫极惨。十三军之于密县、禹城，预八师之于卢氏，四十军之于木洞沟亦复如是。长官部特务团随长官部行动，亦到处鸡犬不留。军民之间俨如仇敌，战事进行中，军队不能获得民众协助，自属当然。而各地身任乡镇保甲长或自卫队长等之土劣恶霸，且有乘机劫杀零星部队及予以缴械之事。
……
九、部队普遍吃空：部队兵员缺额极多，以战前而论，洛阳市上之食粮，半数以上为由部队售出者。即此可见一斑。
由检讨而知的缺失尚不止此，此不过其荦荦大者而已。这样的部队，还希望它能够打胜仗，岂不是作梦？
四州遂武师管区司令，因为贪污舞弊，经查明撤职法办，但宪兵司令张镇，亲自去找兵役部次长秦德纯说情，结果是师管区司令的职务撤是撤了，案件移送到军法总监部后不了了之。广西某师管区司令，虚报征兵数额，冒领征兵费和军饷，无法拨补新兵而败露，兵役部查办，李宗仁给鹿钟麟打电报要求“特别关照”，结果也只能将其撤职了事。安徽皖北师管区司令李文田，和鹿钟麟同是“西北军”旧人，经人告发有种种贪污不法行为，鹿钟麟将其调到重庆，交军法总监部法办，李文田并不在乎，告诉鹿钟麟“我的案子既已由军法机关审理，你就不要管了。”李文田多方疏通，结果是“证据不足”，免予法办。有一接兵部队路过江津县，把七个病兵活埋在城根之下，尸体被群众从土里扒了出来，激起公愤，包围了县政府，要求县长扣押带队军官。兵役部接到江津县报告，派军法处长徐业道赶到江津将直接责任者先行就地枪决。鹿钟麟把这个事件报告蒋介石，并主张惩办该部主官，但报告石沉大海，毫无消息。后来鹿钟麟才知道，这个接兵部队的主官是“穿黄马褂的”（指出自黄埔）。
空军是待遇最高的军种，可是，就在首都重庆，就在重庆汪山空军医院，1942年12月5日，蒋介石来视察，竟然发现病人连御寒的棉被都没有。蒋介石很是愤怒，批评道：“际此严冬时节，病人尚无被毯，将何以御寒？此非治病，而实加病也。该院与该主任住处，近在咫尺，何以不常往视察？航会工作何以如此腐败？其尚得谓有人心乎？思之痛愤。”蒋介石手谕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命令严惩医院院长。
蒋梦麟呈给蒋介石的有关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是这样的：
梦麟此次视察桂湘红十字会医务工作，道经贵阳至独山，计程二百三十公里。再自贵阳至镇远，公路二百六十三公里，均东来壮丁必经之道。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踯躅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所见所闻，若隐蔽而不言，实有负钩座之知遇。谨举列上渎，幸赐垂鉴：
（一）落伍壮丁手持竹杖，发长而矗立，形容枯槁，均向东行，盖其心必念家乡也，沿途所见者十余人。
（二）在马场坪见一落伍壮丁，年约二十左右，病卧街旁，询之，则以手划地作“吾伤风”三宇，问其自何来，曰：“宣化。”继曰：“头痛眼看不见。”遵嘱同行医生以药物治之，并予以法币十元。翌晨，见其已能立起。同地又见落伍壮丁倒卧街旁，以电棒照之，但略举目，已不能言语，翌晨死矣。
（三）在离龙里县城一华里公路旁，午前十时左右，见一大黄狗在一死壮丁左臂大嚼。
（四）渝筑路上桐梓县，在寓所后面院子里见壮丁百数人正在训练中，面黄肌瘦，食时，见只给两中碗。旁观有中央军校毕业之李上校叹曰：“天哪！这种兵怎么打仗？唉！办兵役的人啊！”
（五）据黄平县长云：“有一湘人挑布担过重安江时，遇解送壮丁队，被执，坚拒不肯去，被殴死。即掩埋路旁，露一足，乡人恐为犬所食，重埋之。湘人苏，送县署，询之，得知其实。”
（六）黄平县长检得道旁卧病壮丁七人，送医院治之，死其六，其余一人病愈逸去。
（七）据马场坪医生云：“有湘人十余人，挑布担迤逦而行，近贵定县，遇解送队，数人被执，余者逃入县城报告。适一卡车至，持枪者拥湘人上车，向贵阳行驶。湘人赂之，被释。方下车时，以枪击毙之曰：彼辈乃远兵也。”
（八）据镇远红十宇分会长云：“分会有掩埋队，见有死而暴露者，有半死而活埋者，有将死而去毙者。”
（九）韶关解来壮丁三百，至筑只剩二十七人。江西来一千八百人，至筑只剩一百五十余人。而此百余人中，合格者仅及百分之二十。龙潭区来一千人，至筑仅余一百余人。以上所述，言之者有高级文武官吏医生教员，所言大致相同。
（十）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思不及百分之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