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谚有云：“想得长远，必然悲观。”但现在正反两种情况都出现了：未来不确定，过好当下；而与此同时，只看当下，每天各种喧嚣的消息在耳边轰鸣，倒是想得长远一点还能带来少许平静——当然，我也知道，即便现在只是一段阵痛，但说不定比起我们的人生已足够长，因而对很多人来说，拉长镜头的视角并不能宽慰当下的痛苦。
但那并不是“回归正常”，而是紧急状态的常态化乃至永久化。如果那成真（确实很有可能成真），那才意味着我们以往的正常生活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曾生活在其中的那种文化衰落了。我们已成为它的遗民。
1944年，24岁的张爱玲在《传奇》再版序言中以其早熟写下一段话，现在看来就像是对上海这座城市、乃至这个时代的预感：“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
我们甚至都不敢想象现在这种日子，但现在它已无孔不入，而我们兀自搞不清楚是梦是醒，不断地掐自己来自我提醒：这只是一个难以醒来的噩梦，别忘记清醒时的时光，然而时间久了，越来越难以确信之前那些正常日子是否才是一场梦。
让人啼笑皆非的一个收获是，这段经历帮助我更深地理解了卡夫卡，我们终于也亲历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现代性体验。以往他的小说所传达的那种荒诞、疏离，对我而言是抽象的，只有哲学和审美上的意味，现在我发现，那其实是写实的，而他那些话语看上去是消极的，其实是最顽强的。
他说过一段绕口令式的话：“我像其他人一样会游泳，只是我的记性比别人好，就是忘不了以前的不会游泳。由于我不能忘记，会游泳对于我来说无济于事，到头来我还是不会游泳。”
这是一种看清现实的坦然面对：他知道注定失败，看清所有这些全属虚幻，也明白什么才更省力，但他仍不愿意自我欺骗。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所处的时代，但可以试着去理解它，虽然它在本质上是不可理解的。我也知道，更多人选择的并不是去理解它，而是去消解它，因为对于荒诞的生活，只能靠坚定的内心和一种可怕的幽默感。
在这喧哗与骚动的时代，太多人都觉得自己“信息超载”了——甚至看到那些触目惊心的事件也都已没法动感情。你发现，当现实糟到一定程度，唯一的办法就是一笑置之。
但我们不能到此为止。当我们外部生活逐渐崩坏、沦陷，我们更有必要退回来重建自己的内心生活。这像是斯多葛派的哲学：以一种有尊严的逆来顺受来接受世上的一切，但在心里摒弃它。
以赛亚·伯林曾说，这种信念将精神的内在堡垒看作唯一真正的自由，以此永远保障自身的独立自主，因为内心生活是没有任何外界的力量可以触及的，这对身处痛苦现实中的人尤其具有吸引力，但他也不失时机地嘲讽这是一种自我安慰：“我无法拥有的东西，我就宣称它是无价值的。……政治的无能意味着精神的自由，物质上的失败意味着道德上的胜利。”
问题是，对于这片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内心是最有可能的移民方向——所谓“内心移民”（inner immigrant）。如果我们任由自己被改变，那才是真正的失败。
时代确实在改变，但我们并不是没有选择——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即便自己觉得“没有选择”，什么也不做，这其实也是一种选择，就像弃权也是在投票。如果我们任由自己的生活被外力左右，那即便可以有归咎的对象，但属于我们的生活仍然被毁了。
要找到一个生活中的锚点，无论是兴趣爱好也好，还是俗世烟火气，或者是自己的精神自留地，只有找到那种让自己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能心安平静的东西，可能才不会被时代的巨浪裹挟得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