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济重回100元上方，市场对于创新药的热情似乎正在回来。
今天，荣昌上涨13%，信达上涨10%，天境上涨7%，“卖水人”药明康德上涨4.5%，药明生物上涨8%。
短期内，有ADC管线的公司预计将受DS-8201石破天惊的HER2低表达临床试验结果影响受到市场关注，但长期来看，最终决定市值的还是创新药的市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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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市场表现，就不得不提定价。
之前国内创新药企股价的雪崩本质上是因医保之下，中国创新药定价逻辑发生重大变化而起。
美国之所以能保持高药价，除了鼓励创新以外，支付体系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商保的发达让基础医保作用大大降低，而药品福利管理组织（PBM）的存在则让美国的药价只会越来越高，不会越来越低。
PBM原本是一个应该负责控制药价的机构，职责包括制定药品目录、处方集等，其甲方是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背后是广大的患者，PBM代表保险公司和患者去和药企谈判，争取最优惠的价格。
听着很像我们国家的医保谈判。
但PBM和医保局最大的不同在于，PBM是盈利组织，盈利的来源恰是药企所给的回扣。比如，100美元的药价，药企给PBM 20美元回扣，PBM自己留10美元，给保险公司10美元。
这会导致委托代理问题。
一是PBM与保险公司之间，目前PBM被质疑的最多的是它不公开与药企之间的回扣协议，因此有很大可能把大部分回扣留给了自己，只把少部分回扣给了甲方保险公司，侵害保险公司利益。
二是PBM与保险公司vs患者之间，高药价使得PBM和保险公司都能收到更高的回扣，因此反而没有激励降低药价，损害患者的利益。
患者能离开PBM么？不行。因为患者必须要依靠保险公司才能看得起病，而保险公司和PBM关系紧密。
药企能不管PBM降价么？也不行。因为PBM是所有处方的审核者，对药房有巨大的控制力。吉利德的高管就指出，如果他们降低药物价格，PBM有办法第二天就堵死药物的所有销售渠道。
与PBM相比，我国的医保局最大的目标是在保证医保基金不穿底的同时，尽可能让患者用上最好最先进的药，而不是从中牟利。
对老百姓来说，这是巨大的福利，但实际上，这或许只是国家和药企博弈后的产物。
目前国内大部分创新药的研发成本都不高，进医保也能cover研发成本，虽说想象空间不再，但也不亏本。
但未来呢？一旦我国的创新药研发步入深水区，这一情况可能还将发生改变。
很多人都在说中国没有发展商业医疗保险，但事实上，与中国大病患者的人数相比，每年有能力花上千元万元购买大病医疗保险的人数还太少，因此目前还必须依靠国家医保死死支撑。
本质上，还是中国人不够富有。中国的人均GDP刚刚超过1万美元，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中位数估计更是远低于这个数字，高价创新药在中国势必缺乏土壤。
在这种环境下，要想让老百姓用上创新药，只能医保出手。
创新药价终究必须符合人民的财富水平。而考虑到人均GDP的增速缓慢，或许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创新药价都将保持一个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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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国情之下必须要有符合国情的投资策略。
首先必须要说，过去以恒瑞为代表的fast follow策略是非常成功的。成功的秘诀在于时间差，利用进口药进中国慢的特点，在无需靶点验证的情况下，快速将me-too或者me-better的药物在国内推上市，再依靠强力的销售占领市场，这是非常聪明的商业策略。
只是，随着中国加入ICH，进口药进中国的时间大大缩短，这个策略行不通了。
之前行业一直在说创新和国际化是破局的关键，但实际一点看，国际化是的，创新则要分情况。
国际化的核心是销售的国际化，license-out固然也可以叫做国际化，但更多是一锤子买卖，不具有持续性。
从信达事件以后，价格就不再是国际化成功与否的关键，关键还在于临床试验本身的规范性和药物的疗效。
这一点上，百济神州在国内可以说无出其右，而且很难被复制。
要完成国际化，人才、资金、文化缺一不可，国内目前应该是找不出第二家像百济这样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公司。
药明系倒是国际化的，只是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再说创新，任正非说过，创新领先半步是先进，领先三步是先烈。
不应该看到创新就上头，创新的领域太多了，靶点创新是创新、联用方案的创新是创新、新技术新平台的创新也是创新。
但不是说双抗就一定比单抗好，新靶点就比经典靶点好，核酸药物就比传统药物好，都不一定。
现在唯一大概可以确定的是，ADC看上去确实有颠覆性的潜质，其他技术还言之尚早。
而且，其实就算ADC已经很明显了，国内最应该的投资的工资恐怕还是药明生物。
把新药做到细分适应症领域的best in class，比做first in class更重要，因为fic就算做出来了，推广也会遇到阻力，很容易叫好不叫座。
纵观国内的公司，恐怕也只有百济做到了国际上真正的best in class创新（恒瑞的吡咯替尼其实也是bic，只可惜缺少国际的临床试验）。
除此之外，还有两类公司也值得关注。
一是仍然在走过去fast follow的路子的小公司，管线和MNC相似，国内的临床试验进度比较快，代表公司有三生国健。
二是大品种的仿制药或者生物类似药，比如复宏汉霖。
二者看重的是都是基于商业化成功率上，业绩的高增长预期。
以IL-4R抑制剂为例，2021Q4赛诺菲的达必妥医院终端销量据说翻了400倍，保守假设达必妥的峰值销售超过50亿，三生国健的产品哪怕只有达必妥的1/10也有5亿，收入增长也能超过50%。
而复宏汉霖的销售已经得到证实。曲妥珠单抗类似物去年销售额过8亿元，如果能控制好费用，也会有亮眼的业绩。
同样的模型在恒瑞身上不适用，但是在这些biotech上就能跑的通，这就是企业发展阶段的不同。
不过，这些公司有两个关键的成功因素。1、临床进度，如果不是行业前三前五，竞争力就会大打折扣。2、烧钱速度，一定要用小成本撬动大收益，不是研发投入越多越好，考验的是企业精准努力的智慧，在研发这件事上，没有规模效应，布局十个不如做透一个。
因此，管线太多太杂的公司应该排除。任何公司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动辄几十条管线，fast follow也会变成slow fol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