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广州市番禺区一户居民因为生三胎，被本地卫健委征收社会抚养费近32万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超生罚款”。
由于没及时缴纳，番禺卫健委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夫妻二人的银行账户被冻结，微信支付也无法使用。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陷入了全面困境。
面对外界质疑，番禺区卫健委回应：他们征收社会抚养费有法可依，金额符合标准，程序也没有问题。被征收的这一对夫妇，倘若缴费有困难，可以申请“分期缴纳”，最长可三年缴纳完成——听起来还挺为当事人着想。
番禺区卫健委真的只是严格执法，无可厚非吗？表面看是这样。但是，法条之上，还有天理。道理讲不通，法条再昭彰，也难以服众——社会抚养费征收三十多年，正式规定出台了也有近二十年，始终饱受争议。
社会抚养费的本意，是“过多的人口”占用了国家和社会资源，给他人带来负担，因此需要额外征收抚养费，以补偿社会的损失。这套道理太让人费解了。
一个人来到社会，首先是由父母家人抚养，他们以工作换取收入，养家糊口，名正言顺。他们何曾欠社会什么？不仅没亏欠，还有贡献。他们养孩子的过程中，努力工作，创造财富，本来就是给社会做贡献；而孩子的成长，也给社会带来了希望。
孩子成年之后，自力更生，要养活自己，还得纳税养公务员，维持政府开支。大部分人的产出总是多于消费，这是社会繁荣的基础。即便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士，他们依赖别人劳动生活，也只是对具体的抚养人构成负担，是自愿范畴内的事情，谈不上“社会负担”。
人不是负担，而是经济生活中最可宝贵的财富。越多的人，才有越多的劳动创造者，财富才会越多。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明白广东经济何以繁荣。
广东是外来人口数量最多的省份。大量人口涌入，不是带来负担，而是创造就业，生活变好。最近5年，广州每年新增人口超过40万，总数仅次于深圳。新增人口中，不少人携儿带女，他们给当地带来负担吗？没有，他们不仅创造城市当下的繁荣，更让人看到未来的希望。
为政之道，应以人为本。番禺区这户居民，生活原本就很拮据，家有三小两老需要抚养，卫健委征收社会抚养费，竟达32万元之巨，让一家人如何生活？一些人以“穷人不要多生”支持收费，不就是指责穷人没资格生育？一旦多生，用罚款逼得他走投无路？
社会抚养费如此荒唐，悖逆人伦，让人难以理解，以至于很长时间里，政府部门都称其“计划外生育费”，民间称为“超生罚款”——“生育也有指标，超出指标要罚款”，对于刚走出计划经济的中国人来说，这种粗暴的逻辑，反倒更好理解一些。
社会抚养费在天理人情上讲不通，其现实政策基础，其实也在崩塌。2016年“二孩政策”出台，国家卫计委就指出：当时超生二胎尚未处理的，各省市可结合实际妥善处理。这意味着，地方上可灵活处理此类事情。超生罚款处于灰色地带，一些地方默认不再缴纳。
国家调整计生政策，是对严峻现实的承认。地方上，则更早感受到人口压力。天津和上海都出现户籍人口减少的现象；东北是全国生育率最低的地区，而传统的中部人口大省（湖北），人们的生育意愿已降至极低。
最近这些年，上海、天津、辽宁、湖北等地出台政策鼓励生二胎，理由全是“应对人口危机，缓解老龄化”。放开二胎后，新出生人口没有持续增加。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全国新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中国人口减少，早就成了定局。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其实被广泛质疑——现实也许比这个更严峻。随着90后、00后育龄女性数量断崖式下跌，新出生人口减少将加速，老龄化会愈加严重。这也是国家放开二胎，各地鼓励二胎的原因。既然多地鼓励生二胎，生三胎凭什么被惩罚？
以控制人口增长为目标的计生政策，已然土崩瓦解，毫无道理可言，理当被废除。最近几年，来自广东的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就一直呼吁，废除社会抚养费。番禺卫健委执行旧政策，是以法制为名大行苛政，让原本就很困难的家庭陷入绝境。
查看广州市番禺区在计生政策的表现，发现该机构乐衷于征收社会抚养费。2019年，番禺强制执行的社会抚养费案件，至少74起。算上主动缴纳、及时缴纳的数量，大概数以百计。2016年以来，番禺征收了多少社会抚养费，希望当地公布完整数据。
生育是一项基本权利。一对夫妻多生几个孩子，纯属个人私事，没理由惩罚；放到大背景下，中国的生育率不足1.2，生育三胎的家庭不仅没做错什么，而且符合政策导向。许多地方动用资源鼓励生育，计生系统仍在征收社会抚养费，这不禁让人怀疑：这些年来，有多少社会抚养费落入他们之手，社会抚养费，到底抚养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