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艺湘
2016年11月30日
中国经济目前的情况看起来与1990年前后的日本和1997年前后的香港很类似：在劳动生产率没有提升的情况下，因为房地产价格的暴涨而造成制造业成本上升，使得经济体系的竞争力直线下降，随之而来的是泡沫破裂所产生的“负财富效应”导致需求萎缩和银行坏账。二三十年过去了，日本和香港也没有能够再重新振作起来。
1994年我曾专门到日本请教日本的经济学家，为什么日经指数的市盈率一百多倍，而道琼斯指数的市盈率只有十几倍？当时日经指数38000多点，道琼斯指数3800多点，而美国企业的盈利增长快于日本企业。日本顶级经济学家跟我说：“因为我们日本钱多！”
我见过香港的房价几个月之内跌了50%，大部分家庭沦为负资产。香港楼价暴跌之前，我曾问过一些香港朋友：“深圳的房价不到香港的十分之一，为什么不到深圳买房投资在香港租房住？”结果被他们狠狠讥笑了一番，他们说：“因为这边是香港，那边是深圳！”（意思是香港的楼价永远会涨，而深圳的房价永远不会涨。）说这些话的人都是哈佛芝加哥牛津剑桥的高材生，都在当时全世界最有名的投资银行工作，都是非常正派有教养的人。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香港的楼价跌了50-70%，但香港中环仍然比深圳南山要高出二三十倍，我说深圳南山的房价未来会超过香港中环（因为南山会成为珠三角的经济地理中心），并且建议香港政府在南山投资几百亿，既可保值增值，也可为香港人建立退休养老基地。这次就闯了大祸了，香港人差点把我像布鲁诺一样烧死。如果当初香港人少一点傲慢与偏见，投资几百亿在南山，现在已经是万亿资产。可是香港人不愿“占领南山”，偏要“占领中环”……
中国大陆与香港和日本不同的地方在于，中国经济还有很大部分没有泡沫化，理论上来说，可以再造一个中国经济。但是，再造一个中国经济需要几十万亿的投资，而“四万亿”已经被经济学家们批得体无完肤，成了“十恶不赦”的代名词，谁还敢提“投资”这两个字？更不用说几十万亿的投资了！ 然而，世界上不靠投资只靠消费或资产泡沫而能让国家发展的案例，从来没有过。相反，我亲眼看到了高消费 资产泡沫怎么毁了日本和香港，也看到了全世界经济至今未能从美国的“次按危机”中恢复过来。（美国的情况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好，如果真的那么好，特朗普也就不会那么受欢迎了！）
据说，经济学家不是反对高铁和高速公路，而是反对由政府投资，尤其反对由政府借钱投资。可是，2008年的时候除了政府投资，除了政府借钱投资，好像没有其它人有心有力投资高铁和高速公路。直到今天，有心有力投资高铁和高速公路的人也不多。相反，愿意炒楼炒股炒石头炒生姜炒大蒜炒石油炒铁矿石炒煤炭的人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愿意借钱炒楼的人更多，因为赚了是自己的，亏了把楼留给银行。如果没有人愿意投资高铁高速公路，人人都愿意炒楼炒股炒石头炒生姜炒大蒜炒石油炒铁矿石炒煤炭，那会有什么后果呢？
当然，经济学家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只需要不断重复“市场化 私有化”就可以了，因为他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论承担责任，最重要的是符合教义。但是，政府尤其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至少，新当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旗帜鲜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特朗普在竞选演讲中多次提到美国股市“是一个大泡沫”，而在他当选之后的胜选演讲中（2016-11-09），他说：“我们将修复我们的内陆城市，并重建高速公路、桥梁、隧道、机场、学校和医院。我们将重建基础设施，并且更重要的是，这些重建项目会给数百万人带来工作。同时，我们也终于能照顾好那些忠诚而伟大的老兵，在这场持续18个月的竞选旅程中，我认识了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完全是中国“四万亿”的翻版！）
实际上，2008年后的中国经济政策不止有“四万亿”，而是一揽子政策组合，大致上可概括为《五项基本原则》：
第一，保持货币宽松。
第二，控制房地产按揭。
第三，不断完善基建，建立全国统一市场。
第四，在有条件的部分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比如高铁 电动汽车 太阳能 生态农场）。
第五，不急于开放资本账户。
先从《五项基本原则》的第三条（不断完善基建，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说起。
一个国家的市场潜在规模取决于其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中国人的劳动素质不比美日欧差，而中国人的数量相当于美日欧的总和，所以，中国的潜在市场规模相当于美日欧的总和。但是，潜在的市场规模怎么才能变成现实的市场规模呢？第一是基建，尤其是交通，这一点秦始皇和李斯都明白，所以，他们搞“书同文，车同辙”。一个大国如果没有好的基础设施把庞大的人口和土地联系起来，就发挥不了规模效益的正面作用，相反，“窝里斗”和“一盘散沙”的负面作用会非常明显。对大国来说，基本建设不只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特朗普似乎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的核心经济计划就是基建，尤其是交通。）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当然比美国更需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只有在全国统一市场中才能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钱）尽其用。
全国各地时不时出现一个县的群众与另一个县的群众因为争夺高铁站的落脚点而在网上掀起骂战，甚至出现集体卧轨抗议事件，为什么？因为群众明白交通条件对一个地区和这个地区的人民有多重要！历史上，一个地方之所以落后，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交通不发达，从来没有一个交通发达的地方经济是长期落后的。古代的城市一般都在江边，因为当时的交通运输主要靠水运；后来有了铁路又产生了一大批城市，像湖南株洲就是“火车带来的城市”；后来有了高速公路，当然有更多的城市发展起来了，最典型的是东莞，完全是依托广深高速发展起来的。2008年美国次按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大力投资高铁公路互联网是正确的决策，初步建成了全国统一市场的雏形，把发展的热点从三个区域扩展到了几十个。
现在全国高铁网络已基本建成，又给几百个城市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但是，目前的高铁站普遍离开城区很远，几乎所有的高铁站都需要建轻轨（或地铁）与市中心联通，大城市可能需要建好几条轻轨连接不同的商业中心，这样才能真正把高铁利用起来。高铁是“树干”，轻轨是“树枝”。如果几百个城市同时建轻轨，把高铁、地铁、机场、高速公路、商业中心、旅游景点连接起来，中国经济很可能会有一番新的景象。如果没有拥堵和污染，城市规模越大，人均劳动生产率越高；如果解决了拥堵和污染问题，许多城市的规模都可以翻倍。
很多人认为“四万亿”是凯恩斯主义，这没错，基建投资可增加有效需求，尤其在金融危机后的特殊时期，政府的基建投资对于拉动需求的效果非常明显。但是，高铁高速公路互联网机场码头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础，13亿人的现代市场经济不可能像阿凡提那样骑着毛驴去赶集吧！所以，它也是亚当斯密主义。如果没有“四万亿”建立的高铁高速公路机场互联网，能有淘宝？能有腾讯？能有现在的华为? 能有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所以“四万亿”也是熊彼特主义，因为企业家创新需要基础设施，创新企业发展壮大需要全国统一市场。同时，“四万亿”也是马克思主义，因为它让亿万劳动人民有机会实现劳动的价值；“四万亿”也是达尔文主义，因为它让个人和机构有了适者生存的竞争机会；“四万亿”也是管仲的“官山海”，因为基础设施是垄断性资源；“四万亿”也是钱学森的系统工程，高铁高速公路机场互联网都是系统工程，这是不言而喻的。
其实，老百姓都明白“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并不需要任何经济理论来解释基本建设的重要性，所以，《五项基本原则》中的第三条（不断完善基建，建立全国统一市场）是最基本，也是最容易理解的，关键在于钱从哪里来。发行地方债和城投债是国际通行的基础设施融资方式，在美国叫做（municipal bonds 或 income bonds ）。因为项目的未来有稳定的现金收入，所以，这类债券属于高等级的债券，养老金退休金共同基金都可以买。在中国，社保基金和保险基金正面临所谓的“资产荒”，地方债和城投债是很适合他们的资产，这方面中国的潜力仍然很大，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潜力都很大。债券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债城投债市场的发展，也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来说会降低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直接融资取代间接融资）。
说到具体的项目融资方式，这并不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所谓微观要搞活，就是要因地制宜尝试不同的融资方式和组合，目前流行的PPP或许是不错的选择，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中长期贷款也是可以继续的。银行最终会发现，基础设施贷款是优质资产，因为高铁高速公路长期来说可以“创造”自己的需求。另外，发达地区的项目融资可以完全市场化，不需要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担保，而某些贫困地区的项目需要中央政府直接投资（这是最有效的扶贫方式）。（美国那边，朝野都在讨论特朗普“四万亿”的融资问题，特朗普已经提名耶鲁毕业的前高盛银行家Steven Mnuchin为财政部长，让我们拭目以待！）
为什么既要宽松货币（第一条），又要控制按揭（第二条）？！
建设全国统一市场需要基建和钱，所以货币必须宽松，货币宽松利率才会下降，利率低才有百业兴旺。可是货币宽松往往会产生房地产泡沫，因为愿意借钱炒房的人太多太多太多，而愿意做实业的人太少太少太少。所以，控制了房地产按揭这个阀门，货币才可宽松；相反，放松了房地产按揭这个阀门，货币宽松就会产生泡沫，货币收紧就会产生通缩，左右不是人。靠按揭杠杆吹起来的楼价会有如下后果：第一，寅吃卯粮消耗居民购买力；第二，抬高土地成本租金成本生活成本生产成本；第三，抬高物价指数；第四，削弱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第五，增加银行坏账为未来的金融危机打下基础。
自1929年以后全世界的每一次金融危机几乎都与房地产按揭有关，这是一个被经济学界长期忽视的领域。传统的经济学只研究物价，传统的金融学只研究股价，而对房地产的研究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不是显学。耶鲁大学的Robert Shiller 教授因资产定价理论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对房地产的价格有研究，但也没有专门研究房地产按揭。然而，恰好是在房地产按揭上面，日本香港美国先后都栽了。美国干脆直接了断出了个轰轰烈烈的“次按危机”，八年过去了，许多美国人仍然要把每月工资的四分之一偿还曾经的按揭贷款，虽然房子早已被银行拍卖。有意思的是，新提名的美国财长Steven Mnuchin 是真正的房地产按揭专家，并且因为处理与按揭有关的不良资产而赚了大钱。（关于房地产按揭的前世今生，请参见“房地产的美丽与哀愁：成也按揭败也按揭”，《中国崛起的金融战略》第二版，邹艺湘著，中国经济出版社。）
既要控制按揭（第二条），又要宽松货币（第一条），有人质疑这不可能。有什么不可能的呢？这个道理就跟父母既要给小孩钱，又不让小孩花太多钱和时间泡网吧一样简单。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理解“既要控制按揭，又要宽松货币”的道理，不是因为这个道理很难懂，而是因为经济学家所读的教科书有缺陷(后面还要提到)。美国次按危机发生之前很多年，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多次警告资本市场的“非理性亢奋”，但是，他也没有预料到祸根隐藏于“不起眼”的房地产按揭。
国际上很多学术界和金融界的成名人物都在密切关注中国是否也会栽在房地产上面，可是（到2015年之前）中国并没有像查诺斯或索罗斯预计的那样发生金融危机，这是为什么呢？第一是因为中国总体的负债水平并不算高，在全世界处于中等水平；第二是因为中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的负债水平较低，在全世界属于最低之列；第三是因为中国吸取了美国日本的教训，2008后对房地产按揭一直控制很严（直到2015年才改变）。2010年4.15和4.17的“楼市新政”，正是针对中国当时的楼市泡沫的局部性所采取的精确打击，这样的措施，既可立竿见影控制金融风险，又可避免采取全面的货币紧缩措施殃及其他行业。
显然，国内外经济学界都没明白中国政府为什么要严控银行按揭（因为大家读的是同样的教材，因为新的教材还没有写出来！），都把注意力集中于炒作“地方债”和“影子银行”，一时间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仿佛中国的末日就要来到了。可是，2008-2013这几年间，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受到海外金融危机的打击，还迎来了一个相当繁荣的时期（GDP按美元计翻了一倍有余），货币的宽松并没有产生房地产泡沫，也没有带来通胀，也没有造成货币贬值。就连被无限夸大的“地方债”和“影子银行”风险，事后证明也没有那么可怕（现在又开始夸大企业债的风险了）。
“地方债”、“影子银行”、“企业债”、“产能过剩”、“库存过多”这些都属于微观经济问题，并不容易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如果鄂尔多斯或温州的地方债违约了，并不会对北上广深或其它城市产生什么影响；如果有一款信托产品违约了，或一家信托公司倒闭了，并不意味着其它信托公司会倒闭；如果十家钢铁厂有五家倒闭了，另外五家的日子就会好过了，把前面五家收购了就得了，也就同时解决了产能过剩和库存过多的问题，绝对不会出现所有钢铁厂同时倒闭的情况，也不会带来银行倒闭。相反，如果北京的楼价跌一半，所有地方的楼价都会跌，有的地方还不止跌一半，所有银行都会倒闭，这才叫系统性金融风险！
对于微观经济问题，政府加强规范化管理促进公开公正透明是必要的，过分恐慌或过多干预企业的商业性行为是不必要的。有信托公司倒闭，有企业倒闭，有产能过剩，有库存过多，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刚性兑付”反而是不正常的，政府需要控制的是系统性金融风险。
《五项基本原则》中，有两个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阀门”，一是房地产按揭制度（第二条），二是外汇管理制度（第五条）。如果认识到人性的贪婪与恐惧 傲慢与偏见，就要先控制金融风险，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同时促进产业升级，待全国统一市场基本建成之后再放开控制阀门，这是“稳中求进”的做法。如果全国统一市场没有建成，产业升级也没有完成，先放开控制阀门，人性的“贪婪与恐惧 傲慢与偏见”会主宰一切：楼价越涨越有人买，汇率越贬越有更多的钱要跑。这种趋势一旦形成，很难控制，因为买了楼的人天天盼着楼价涨，换了美元的人天天盼着人民币贬值，个个都是屁股指挥脑袋，毫无理性可言。
那些没炒楼没换汇的人呢，时刻都在担心自己的钱“毛”了，谁也不敢做长期储蓄存款了(所以M1的增速远超M2的增速)，随时准备加入炒楼换汇大军，结果就会出现非常尴尬的局面: 楼价涨，汇率贬，物价涨，出口降…… 如果现在查诺斯说中国的楼市泡沫很危险，我不会反对，因为两个“阀门”都被人打开了，中国经济目前的情况看起来与1990年前后的日本和1997年前后的香港很类似。（不过，要断言中国经济会像当初日本一样崩溃还言之过早，要看往后的路怎么走，也要看特朗普和普京联手能把油价弄多高。）
《五项基本原则》中的第五条（不急于开放资本账户）除了防范上述普通人的非理性行为之外，还在于防范另一类非普通人的理性行为，那就是要吸收东欧和拉美私有化的教训。
为什么撒切尔和里根在英美的“私有化”很成功，而拉美和东欧的“私有化”却惨败呢？因为英美的“私有化”实际上是“公众化”，是将国有资产上市；而拉美和东欧的“私有化”实际上是“巧取豪夺”，是从国家垄断变成家族垄断。英美已经是最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发了财之后不会选择移民到不发达国家；但是拉美和东欧的人一旦发了财，第一选择就是移民到英美。所以，拉美和东欧的私有化之后，财富大部分转移到了英美。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货币贬值，就是公共财政的恶化，就是企业家精神的丧失，就是优秀人才的流失。(“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面就是高收入阶层的人都移民了！)
中国的公开的私有化并没有像拉美和东欧那样大规模开展，但是隐蔽的私有化（如贪污和灰色收入）的规模比之东欧和拉美只会多不会少，这么巨量的资金如果可以自由出境，不止对汇率产生冲击，也会鼓励贪污和获取灰色收入。
就算完全合法致富的有钱人，也会有非常理性的移民和转移财富的倾向，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必须面临的问题，包括印度中国东南亚都是如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别并不在于挣钱的容易与否，也不在于住房汽车高档消费品，事实上，对于有钱人来说，在自己熟悉的发展中国家比在发达国家更容易挣钱，并且也能享受到发达国家的住房汽车高档消费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主要差别在于生态环境和法律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富人移民和转移资产，说到底是为了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不是为了挣钱或高档消费。
发达国家在法律保护方面更健全，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发达国家都是具有高度生态文明的国家，这一点却往往被人忽略。事实上，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最大的差别正是在生态文明方面，而不是在城市的规模大小或摩天大楼的高矮。发达国家一定是生态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他们可能有大城市，也可能没有，但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肯定能够享受到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也能享受到安全健康的食品，还有让人感到舒适的个人空间和社会服务。而环境污染严重的国家一定不是发达国家，即便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和最高的摩天楼，只要环境污染严重，也一定不是发达国家。（有钱人都移民了，还怎么发达起来？）
所以，中国要想成为发达国家，就不要急于开放资本账户(第五条)，就要急于提升生态文明水平（第四条）！（做反了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众所周知，我国的能源消耗主要是煤炭，而石油的消费主要是依靠进口，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格局。如果考虑到今后十年我国还要增加两三亿辆车，汽车保有量在现有基础上还要再翻一倍，能源安全问题和环境问题只会进一步恶化，并且会带来国际收支的恶化。如果把这些问题再跟我国农业的状况联系起来，前景更加不美妙，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我国的人口稠密区往往也是农业发达地区，比如华北平原、江汉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成都平原、珠江三角洲等，这种格局很容易造成工业污染农业污染生活污染“三毒叠加”，治理起来很麻烦。
华北平原的雾霾只是一个表象，更深层的原因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超出了这个地区的自然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这个地区的生态经济系统出问题了。华北平原目前遭遇到的生态经济问题迟早也会发生在其它人口密集的地区, 虽然表现的形式会各有不同。《五大基本原则》的第四条（比如高铁 电动汽车 太阳能 生态农场）可称之为中国崛起的绿色战略, 是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综合性解决方案，适用于我国绝大部分人口稠密的地区。如果能够普及这套方案的话，不仅可以解决石油问题、环境问题、粮食问题和发展不平衡问题，同时也可以带动经济转型升级。深圳的公交电动化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