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民叔是著名的近代中医，享誉沪上。其治学一生三变，先时方，再岐黄，终以古医汤液为正宗。海上名医众多，学派亦繁，但像刘民叔这样以发扬古医汤液为己任者，无出其右。刘民叔先生秉承家学，博采众长，师从四川大儒廖季平，潜心钻研医学数十载，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学术思想。笔者学师卞嵩京先生是刘民叔先生的嫡传关门弟子。卞师跟随刘民叔先生习医越七载，尽得其传。作为刘门再传弟子，回顾刘民叔先生的生平事迹，整理其学术思想，探索其从医治学的心路历程，对于传承学术和文化启迪具有重要价值。
一、幼承家学，拜入廖门
刘民叔先生一家世代业医，曾祖怀公业医，祖承先公亦业医。其外祖康朝庆为四川安岳县名医，医术高超，在成都颇享盛名。刘师家教甚严，自小就养成勤学善思的习惯。母亲康氏天性严谨，对刘师督学甚力，每日必要求其秉烛夜读，并谆谆告诫说：“为医之道，首重医德，一不准摆架子，二不准敲竹杠，三不准恶作剧，若犯此便为大不孝。”刘师从小即牢记父母叮嘱，一生业医始终以此三条为准绳。
刘民叔先生年少时曾在茶馆读书二年，闹中取静；后又在成都城外紫阳观尘关三年，静心读书。如此五年，少年刘师已将中医典籍及唐宋元明清各家著作遍览熟读，加之外祖康朝庆的悉心教导，未满二十，刘师已初露头角，在成都中医界已有小名。
刘师为人虚怀若谷，举凡有一技之长的业医者，即想方设法拜其为师。先后共拜师36 人，而从其师处得益最多者当首推晚清经学大师廖季平。廖季平，名平，四川井研人，晚号六译老人，是我国晚清民初著名的经学家。廖师中医理论造诣深厚，于《内经》《难经》《伤寒》大有研究，且见地独到，每有新意。著有《六译馆丛书》42 卷，附有《医部类》28 种，惜传世不多，非其门人不得其传。廖师晚年关山门不收弟子，因猝中大病无人能医，后在刘师的悉心调理下竟得康复痊愈，故刘师得以医术拜入廖师之门。至此而后，刘师以廖师治经学之法以治医，医学得以大进，是以声誉鹊起，颇有医名。
二、弱冠成名，东下沪滨
刘民叔二十岁时即已在成都小有名气，诊病用药大胆泼辣，敢用他人不敢用之药，敢治他人不能治之病，是以门诊病人日趋增多。1920年七八月间，时值盛夏，成都大疫，一时此传彼染，遍及城乡，死者不可胜数。医者沿用宋朝《和剂局方》老法，不加辨证，大用温中发表之药，因此很多病人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温病误用温药，正所谓“热药下咽，阳盛则亡”，此皆医生不能识症误治致死之过也。满城惊恐，无不谈疫色变，稍知医理之人无不伤感而又苦无良方济世。时年24岁的刘民叔，考据经典及历代诸家学说验案，力排众议，大胆制方，重用生石膏为主药起死回生，救人无数。更有华阳县令妻室，妊娠染疫，舌青唇红，刘民叔断为胎死腹中，每方用生石膏6斤，三剂而腐胎下，五剂而饮食安，前后共计用生石膏达30斤之多，始得治愈。一时门诊若市，求诊者甚众。刘民叔并不自满自矜，喜形于色，而是秉烛达旦、兢兢业业，并有《时疫解惑论》一书问世。
刘师自小就有“读万卷书当行万里路”的雄心壮志，1926年沿长江东下，一路考察各地中医教育，最终客居上海。初至上海霞飞路（即今之淮海路）成都路口渔阳里，后寓南京路保安坊，在沪行医济世达34年之久。刘师背井离乡来沪一事，可从刘师搬至保安坊时所张贴的《乔迁通知》略知一二，其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考四时气亦必查四方情，医不知四时气、不识四方情，仅凭三指查候三脉而谓能决五脏强弱、六腑盛衰，直是欺人语耳，此民叔所以背岷江过三江而来游申江之上也……”
三、铮铮气节，共抒国难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寇打响了侵略我国的第一枪。“八·一三”淞沪会战沪上沦陷，上海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刘民叔尝谓：“我们热血男儿虽不能与抗战将士同赴沙场，为国出力，但决不能辱没气节，甘作亡国奴。”当时刘师正值壮年气盛，为体现蔑视小日本之志，毅然在其名片“刘民叔”前加印五个赫然醒目黑体仿宋大字“大中国医生”。此虽看似小事，可在敌伪时期却有死罪之虞。
当时日本控制棉纱，沪上众多棉纺工厂因缺乏棉纱原料而纷纷倒闭，三友实业社亦受影响。三友实业社是当时沪上一颇具规模的纺织厂，也是当时“实业救国”思潮影响下的典型民族企业。刘师与三友实业社董事长王云甫为多年好友，为挽救三友实业社，亦为广大工人的生计，献计曰：“棉纱虽为日寇控制，然我偌大中国除了棉纱难道就不能生养我中国人民？中医是我国的国医，中药材遍及全国各地，是取之不尽的天然资源，何不转产自救改做中药。”此议一提，得到董事会的一致赞同。在刘师的协助下，三友实业社先后共生产“三友补丸”“三友通便丸”“三友和气丸”“妈妈多”“三友愈疯丸”“三友治带丸”等中成药，且每种药品包装上均印有“道地中药，纯粹国货”八字。因其效验价廉，深受老百姓欢迎，药品遍销大江南北，直销南洋，一时传为佳话。
刘民叔医术精湛，宅心仁厚，活人无数。当时刘师门诊挂号费为一圆二角。敌伪时期，大量难民涌入上海，平民百姓衣食尚无着落，一旦染疾只能听天由命。刘师目睹此情此景，乃于每日上午六点至九点开设平民门诊，挂号费三角，无力医药者免费治疗，并可凭刘民叔诊所折子至上海雷允上、童涵堂、蔡同德、胡庆余四大药店免费抓药，分文不要。每值端午、中秋、年底，药店与刘师结账，刘师之宅心可谓厚矣！
四、办校育人，著书立说
刘民叔先生自侨居上海以来就非常重视中医教育，多次开班授课教子。20世纪20年代中期，与中医界前辈谢利恒和老友朱少坡、祝味菊等协办景和医科大学并任教，为中医教育事业付出卓绝努力。1937年，他率领众门人创办“中国古医学校”，办校育人，后因学校被日寇轰炸夷为平地而作罢。之后，刘师初任教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为发展、交流古医汤液学术经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抗战期间创立中国古医学会，讲学于鲁楼讲台，四方景从而师事者日益众。
刘师教学贵在启发，反对照本宣科、随文敷义，名家心路教学秉承“教者必以正，离开经典必入末流”的观点，一以《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古医书为正宗，同时利用三友实业社的药库讲解中药，用药物形体品考药性优劣，一时四方景从而师事者众多。刘师在沪30余年，共有门人150余人，其中许多活跃在我国中医界，如孟友松、朱佐才、姜春华、查国科、张镜人、李鼎和卞嵩京等。 刘师认为研究中国古医必先求古本草，然《神农本草经》“历时既久，每多窜乱，几失其真矣”，故遍览诸家刻本，以王壬秋先生校勘本为佳，乃重加校订，复据清孙星衍、顾观光辑本，考订《神农三品逸文考》于后，定名《神农古本草经》。后与师兄杨绍伊共同考次《汤液经》。二师以古医为本，晋王叔和撰次《伤寒论》及《脉经》《千金方》诸书逐字逐句考证，历时凡八载方成《汤液经》一书。刘师因一生诊务繁忙，日门诊均百余人，多至百五十人，无暇潜心著书，然其仍有《时疫解惑论》《伤寒论霍乱训解》《素问痿论释难》《神农古本草经》《神农三品逸文考》《伊尹汤液经》《鲁楼医案》《华阳医说》等书问世。
五、潜心治学，独钟“汤液”
刘民叔先生之治学，凡唐宋以还之书无不读，而独取神农、伊尹、仲景之书，一以古医汤液为正宗。刘民叔学风朴实，潜心钻研医学，一生三变其说。刘师自幼随曾祖怀公、祖承先公及外祖康朝庆学医，注重明清诸家时方。后从晚清蜀中大儒廖季平，以廖师治经之法以治医，中年专宗岐黄《内经》之说。迨至五十而后，始跳出《内经》圈子，直溯汉魏以前古医汤液。刘师学术思想一生三变，可谓兢兢业业、孜孜以求，均体现其一生以发展中医、治病救人为己任，正如晋陶潜所说：“实迷途而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刘民叔推崇古医，一以汉魏之古医为本，主张应以《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及《伤寒杂病论》等古医为正宗。但凡谈起中医，人们往往认为中医便是中药汤剂，实不尽然，用药治病仅为中国医学的一派。据刘师考证，古医应分为六家，包括神农伊尹汤液家、岐黄针灸家、彭祖道引家、素女房中家、苗父祝由家和俞跗割治家。然而，长期以来，中医向以岐黄《内经》为宗，伊尹《汤液》知者甚寡。何者？刘师于《汤液经·序》中有详细记载：“《汤液经》为方技家言，不通行民间，惟汤液经家授受相传。非执业此经者，不能得有其书；医师而异派者，无从得睹其书。汉世岐黄家言最盛，汤液经学最微。以是传者盖寡。”
刘师认为汤液《伤寒论》六经与岐黄《内经》六经不可混为一谈，两者其源则一，其流则二。六经，汤液家指“经过”之经，而岐黄家则谓“经络”之经。《伤寒论》应用六经名词，将百病归尽为六大症候群，以六经统百病；《内经》分手足六经为十二经脉，以五脏六腑统百病，原为针灸家设。可惜后世不解此意，强以《内经》六经以释《伤寒》六经，每多牵强附会，不知《伤寒论》六经原自独立为纲。再者，《内经》别为《素问》及《灵枢》。《灵枢》又名《针经》，可谓针灸之祖；而《素问》又多与经络、脏腑有关，于具体用药治病很少提及，且载方仅13首。据此分析，《内经》实为针灸家所设。中药治病当另有所本，即神农伊尹汤液。
刘民叔认为汤液家治病首重辨证，辨病症之经过，凭证候以用药，集药物以成方。汤液家辨证不讲脏腑经络，不讲阴阳五行，为超脏腑学说。汤液家以三纲辨证，六法论治。三纲者，中风、伤寒、温病是也。缘病之初起为中风，其邪在表，其症尚轻，邪从寒化为伤寒，邪从热化为温病。三纲既定，复以六法论治。所谓六法者，汗、吐、下、利、温中及养阴是也。六法简约而为汗、下、温三法，六经简约而为太阳、阳明、少阴三经。三纲六法又可简约为一表二里。一表者，太阳，主汗法；二里者，实则阳明，主下法，虚则少阴，主温法。
六、注重临床，善用经方
刘民叔注重临床效验，反对玄理空谈。刘师认为，中医朴素唯物，原无过多理论。理论都是后人所加，本欲解释明晰，可往往弄巧成拙，越释越疑。如刘师反对《内经》五脏六腑、阴阳五行，认为均为臆说，赞同章太炎先生的“余暇存瑾”的治学方法。纵观中医历史，金元时期中医药就掺杂了许多玄虚迷信，甚至儒释道理论，于临床毫无益处；明清著述甚多，可谓新论频出，可往往致使后来者如名家心路坠云里雾中。再如刘师认为旧例本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相须相使”“相反相恶”之说皆徒托空言，原不足取。刘师曾挂成都军区少将军医衔，为牢中死囚治病，处方用药一无避嫌，如甘遂、大戟、芫花、海藻与甘草同用，如人参、细辛与藜芦同用，而服之者了无异见，且病情好转，疗效卓著。“十八反”之说既不能成立，“十九畏”则更属无稽之谈，学者不可不知。故曰：古人言，有可信，有不可信者，不能胶柱不化。
刘师认为我们不能把整个中医药理论局限于古今南北，应做全面参考，应多看些踏实的医疗实践和记载，如《神农本草经》讲药性根本没有“某药入某脏、走某经某络”之说（这是金元以后的说法），只讲效用。再如《伤寒杂病论》乃“方书之祖”，辨病论治之始，其书亦不讲玄虚的理论（书中已混有《平脉辨证》《胎胪药录》，二文俱非仲景原文，乃后人所加），只讲“有是证，用是药”的用药经验。因此，刘师主张对于中医典籍，应多看些治疗记载，即看古人是如何用某药治某病的经验，少看些驳离空洞的理论。 刘师精通药性，用药不落俗套，每有新意。如后世医家皆以白芍“酸收敛阴、养血柔肝”而具止痛之功，殊不知白芍之止痛在于破瘀。《本经》芍药“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疝瘕，止痛，利小便”，《名医别录》芍药“主通血脉，缓中，散恶血，逐贼血……消痈肿”。又《伤寒论》280条“太阴为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胃气弱，易动故也”，大论芍药与大黄并提，故知芍药攻伐之性仅次于大黄。由此可知，芍药有显著的破瘀止痛之功。刘师以《本经》之药性、《汤液》之大法治病，故处方用药“既简而赅，亦奇亦正，疑难大病多投峻利毒药，且剂量逾恒”,故有人称其为“怪郎中”，其所怪者，为不识刘师用药之真谛也！
刘师善用经方，早年常以麻、桂、柴胡、白虎、承气原方治疗时病，晚年善治疑难杂症。刘师辨证以虚实为纲，补虚重在温阳，治实重在攻邪。其处方既简而赅，亦奇亦正，疑难大病往往投以不经见之药，如附子、乌头、砒霜、木鳖、硫磺、巴豆、甘遂、大戟、水蛭、大黄之属，且剂量逾恒，屡起沉疴。刘师治病救人，尽心尽力，凡临一症，负责终始，是以声誉卓然，求诊者日必百数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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