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数字和纸质地图的坚定信念源于一场制图革命。
这一历史进程的结果是，西方人坚信“地图是外部客观空间的模拟反映”。
人类似乎拥有一种惊人的信仰，他们相信，GPS永远是对的，即便这种信仰与逻辑相悖。
我和汤姆是来自美国的记者，正在伦敦出差，今天准备参加一场晚宴。
我们心想，与其搭地铁出门，不如租辆自行车在城里转转？这主意听起来似乎不错。但不知为什么，一切都乱了套。
我们骑着自行车经过威斯敏斯特大桥、大本钟和白金汉宫，然后向南走，前往位于皮姆利科区的晚宴目的地。汤姆决定沿着泰晤士河北岸骑行，欣赏一路优美的风景。
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他手机上的GPS导航给出的路线指示似乎有违直觉，但我们还是决定跟着导航走。结果，我们彻底迷了路，迟到了两个小时，衣服也皱巴巴的，丢脸丢到了国外。
这次迟到还是挺讽刺的。
当时我正打算参加英国航海学会举办的一场关于动物导航生物学的会议。海龟、鲸鱼和候鸟能够穿越数千英里，准确无误地找到自己的方向，究竟是什么机制在发挥作用呢？而我和汤姆则完美演示了人类和动物王国在定位和导航方面的巨大差异。
迷路是人类独一无二的看家本领。久而久之，为了寻找方向，我们不得不开发出各种各样的策略。
首先，与其他近缘物种相比，人类的大脑进化出了高度发达和巨大的海马体，这是用于寻路导向和情景记忆的神经中枢，能够帮助我们运用记忆完成导航任务。
此外，我们长期运用多种多样的文化导航方法，比如把太阳和星星的方位作为环境线索，把口述故事作为回忆地形信息的记忆工具。在西方世界里，地图是最主要的工具，以前是手工绘制的纸质地图，现在是GPS设备生成的数字地图。
那么，为什么地图老把我们往沟里带呢？通常情况下，地图用于探索不熟悉的地方。而相比之下，许多土著探险家往往会跨越基本已知的大片区域，磨炼自己的寻路技能；即使这个人从未亲自到过这里，也可能听过别人描述这个地方，比如老祖宗代代相传的故事。
对西方人而言，缺乏当地地理知识，对地图的力量坚信不疑，甚至因此放弃自己的感知、直觉和解决问题的技能，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我和汤姆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们明明知道皮姆利科就在南边，但远离了家乡和熟悉的参照点，我们还是选择跟着GPS的指示，一错再错。
人类似乎拥有一种惊人的信仰，他们相信，GPS永远是对的，即便这种信仰与逻辑相悖。2016年，一名美国游客来到冰岛，他知道他要入住的酒店在雷克雅未克，距离这里有40分钟的路程。他租了一辆车，把酒店的地址输入汽车的GPS设备里。接着，他开了6个小时的车，来到冰岛北部的一个小村庄。他全然不知，自己在无意中输错了地址，给路名多加了一个“r”。
一路上，他经过不少路标，提示他雷克雅未克在相反的方向，但对GPS的信心已经蒙蔽了他的双眼。
GPS技术的普及不过短短几十年时间，我们却对它有着不可动摇的信任。或许，这种信任的历史根源已经远远超过了这项技术本身。在著作《泥瓦匠、骗子和制图师》（Masons, Tricksters, and Cartographers）中，澳大利亚学者大卫·特恩布尔（David Turnbull）研究了地图如何深入现代人的意识之中，甚至让我们忽略了其他积累知识的方式。
“我们基本上都没有意识到地图在当代西方生活中的中心地位，而这正是因为它们无处不在，深深地嵌入了我们的思维和文化。”他写道，“我们被报纸、电视、书籍和现代出行中的地图所轰炸。地图的比喻俯拾皆是。”
在一场发生于1600年左右的欧洲制图革命中，特恩布尔找到了这种现象的起源。那时，地图开始被视为科学知识的象征，反过来，科学理论也被设想成地图的模样。根据特恩布尔的说法，这一过程在18世纪的法国被推向了顶点。
当时，“国家、科学和制图学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甚至在实际操作中相互影响。”这一历史进程的结果是，西方人坚信“地图是外部客观空间的模拟反映”。
真相要更复杂一些。地图在文化上的普及程度并不高，也远远说不上客观。不同的文化创造了不同的知识构建方式，尤其是空间方面的知识。
举个例子，哈伊库姆桑族人（Hai||om San）生活在喀拉哈里沙漠，是专业的猎人和追踪者，再远的路，他们也能找到方向，但他们从不使用地图。人类学家托马斯·威德洛克（Thomas Widlok）发现，哈伊库姆桑族人在对话中使用地心坐标描述空间，闲聊时喜欢讨论地形，分享关于地方、旅途和景观等有助于定位的信息，这种语言习惯不断强化了他们的定位技能。
地图代表一种观点，而人类在解读地图时，会带入主观的想法、知识和经验。所以，我们常常感觉被地图“骗”了。
许多年前，我从莫桑比克首都出发，向南行驶，打算越过边界进入南非。我对我的路线充满信心，因为我的汽车储物箱里有一幅小地图。然而，当夜幕降临时，我发现地图上那条所谓的“路”已经变成了一条蜿蜒穿过大象保护区的沙道。很快，我的面前出现了数百条沙道，它们相互交叉，穿越草原，有如迷宫一般。
我的车子陷进沙里，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我只好放弃挣扎，睡在了车顶上，直到半夜一辆丰田LandCruiser路过，我才得以获救。
假如当时，我留心观察周围的景观，而不是盲目相信地图，我可能会注意到路况越来越糟，尽管在地图上，那些路看起来跟普通公路没什么两样。
如果能重来，我会怎么做呢？或许，我会记住特恩布尔说的话：地图“并不是了解世界或汇集知识的唯一途径。”
我可能会停下来，找个本地人问路。
文 | 快公司编辑部
翻译 | 李美玉
编辑 | 一块糕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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