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很长，透过现象看本质。
中美贸易战会全面打响，双方都会输，问题是谁输的更严重。 美国已经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基础很好，就算是输也会快速恢复。 中国目前还是重资产模型的经济发展，由国家主导，经济早期的发展由国家主导的模式无疑会很经济迅速起飞，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是最好的证明。可中国经济目前已经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经济的发展也由量向质的转变，如果还是由政府主要的模式是不会有好的结果，通过之前“管则死，放则乱”就可以看出。 量到质的转变最重要的是靠 创新完成。可当前的政治体制是创新最大的阻碍。因为创新最好的氛围是自由。当前政府管制如此严格的基础上是发展不出创新的氛围的。
房地产和出口贸易是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外汇则是过去中国对内货币发行的主要形式，相当于积累一定的美元就发一定的人民币，这样的方式促使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利于进出口贸易。同时对内超大量的货币供应也导致了房地产的疯狂。中美贸易战使得出口减少，外汇减少会加大人民币贬值风险，而人民币贬值会导致外资流出，外资流出会导致资产价格下跌，因为外资要卖出人民币资产对外汇出美元。
美联粗加息及缩表，收回市场上的美元流动性，使得没有对其他没有采取相应的加息国家的货币升值，美元升值使得资本回流美国，再加上减税政策，资本在美国的收益增加。 资本回流美国那么国内现在如此高的资产泡沫，必然破灭，只是时间问题。
说一千道一万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到达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面的发展必须依靠创新，只有创新才能使中国经济到达发达国家行列。当前的政治体制不利于创新，更何况现在政府的管制在增强。起码目前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是独权政府的国家。目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不改变那么中国如何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起码绝对不会官媒所吹嘘的那么太平盛世。
出处：
至此2018年国际经济领域最令人瞩目的一场纷争就在最强的两个大国间打响。也许至今人们都还无法理解，几乎是毫无预兆的。为什么中美之间会突然爆发如此规模的经济冲突？
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什么？
特朗普的公开理由是贸易逆差问题。他发推文称，美国没有和中国打贸易战，那场战早在多年前就被代表美国的愚蠢或无能的人打输了。“现在美国每年有5000亿美元贸易逆差，还有3000亿美元知识产权被盗窃。我们不能让这样的情况继续。”
关于中美贸易，据美商务部统计，从1985年美方开始出现6亿美元的逆差到2017年美方贸易逆差达到375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这32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总数为47380亿美元。而2017年对中国3752亿外贸逆差，占到当年整个美国外贸逆差的46%。
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自2010年以来8年间占总顺差平均占比超过78%，其中有四年超过80%，一年超过130%。应该说没有中美贸易顺差，中国经常项目下的顺差很快将清零。
以才过去的2017年为例。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8.9%，对美国出口占GDP比值为3.5%。2017年美国对中国出口占GDP比值为0.667%。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中美贸易总值为3.9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2%，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其中对美出口2.91万亿元，增长14.5%。
下表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中国对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商品进出口情况。2017年，中国对美国商品出口增长14.5%，比当年中国商品出口增速高出3.7个百分点，占中国商品出口总额的19.0%；同期中国从美国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的8.4%，比上年增长17.3%。
图表 4 2017年对主要国家和地区货物进出口额及其增长速度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7统计公报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和进口的比例，如不考虑香港的转口贸易因素，仅从上表看，是2.8比1。即中国对美国每出口2.8美元，则从美国进口1美元。中美两国对于美国的贸易逆差具有不同数字，按中国海关公布的中美商品贸易顺差是2758亿美元，不过中方数字尚不包括香港转口贸易。
尽管双方统计方式有差别，但毫无疑问，中美是存在巨额贸易差的，而这种巨额贸易差对双方经济的现行模式和未来走向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这一点也毋庸置疑。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巨额贸易差的存在本身是不是合理，也就是说，它是不是建立在遵循规则自由竞争的公平贸易之上？
中国媒体也在指出美方贸易统计数据的问题后指出，中国取得这一切，是由国际间贸易自由竞争而得，美国这么做是在无视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基本事实，实际上是忌惮中国的崛起，害怕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霸主地位构成了威胁。
而曾任美国总统首席战略专家和高级顾问的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在日本的演讲中谈及中国则说，实际上，中国的领导者根本没打算加入遵循世界贸易规则的行列中来，他们有自己的计划，第一是2025，这是中国领导层几年前提出的一项战略计划，掌控全球10个产业，其中3个产业，芯片及硅片制造，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将使中国在21世纪里统治全球的制造业。第二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中国真正大胆的地缘政治扩张。特朗普的中心目标是重振美国，其中的重要策略是对中国的货币操纵、贸易不公平加以反制。
美国贸易代表莱蒂泽前不久在提到《中国制造2025》时也说，中国要在这些产业和其他国家竞争，那没有问题，但是透过投入3千亿美元补贴，市场准入设限，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等手段，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那就另当别论了。
而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全球科技政策事务负责人保罗·特寥洛（Paul Triolo）5月3日在华府对一个贸易团体说：美国针对“中国制造2025”发声并非要阻止大陆的科技发展，而是希望大陆为这些前瞻性产业的发展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平竞争体系，而不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以及政府的巨大投资来扭曲全球的供应链。
他们所言，实际上是这次中美贸易战所为人忽视的关键部分，那就是中国是否真正遵守或履行了国际贸易规则。这是双方争议的核心问题。
2017年8月，美国贸易代表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针对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不当行为启动调查，并于2018年3月22日公布调查报告。云锋金融的知乎网民总结了301调查后发觉：
这篇报告没有提到一句赤字规模，没有提到中国哪些行业对美贸易赤字高企。报告通篇致力于说明一件事：（China’s）“acts, policies or practices that are unreasonable or discriminatory and that burden or restrict U.S. Commerce”（中国不合理或者有歧视性的行为、政策和做法，令美国商业承压和受限。）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科技发展、技术引进、产业升级等相关政策的系统而全面的梳理，以及中国引进和利用高新技术的较为成功的案例的详细总结。它表明，报告这样说：“技术和知识产权驱动经济增长，令美国经济保持竞争优势。最终，中国要求或施压进行技术转移的行为、政策和做法，削弱了美国公司知识产权价值、降低了美国的全球竞争力，阻碍了创新投资。因此，令美国商业承压和受限。”
301调查的主要发现如下：
· 中国利用合资公司要求、外国投资限制和行政审查及授权过程，强迫或施压美国公司进行技术转移。
· 中国利用歧视性授权过程从美国公司向中国公司进行技术转移。
· 中国指挥和促进产生大规模技术转移的投资和收购。
· 中国开展和支持对美国计算机网络的攻击以获得有价值的商业信息
——CSIS Surviving March Madness in U.S.-China TradeRelations March 27, 2018（作者：云锋金融 来源：知乎）
随后4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举行“中美双边贸易形势”专题研究会上，学者王孝松也指出，301调查报告主要谈到四项问题：强制性的技术转移、歧视性的许可要求、海外并购和非法商业黑客行为。不仅仅是贸易本身，而这些产业政策实际上又是为“中国制造2025”服务的。
而这些早在2015年就已经在False Promises: The Yawning Gap Between Chinas WTO Commitments and Practices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报告（“2013 Report to Congress On Chinas WTO Compliance”）中就有相应的类似说明，简单列表如下：
中国是否履行了入世承诺？
中国和美国的立场显然并不一致。2010年8月，中国商务部、财政部先后正式宣告：中国加入WTO的所有承诺已全部履行完毕。2011年，中国政府发布对外贸易白皮书，正式宣布入世承诺全部履行完毕。
中国加入WTO的“所有承诺”是指哪些承诺呢？据中方报告，在货物贸易领域,中国按照承诺逐步削减关税,平均关税水平从入世前的15.3%降低到目前的9.8%。在服务贸易领域的上百个部门中，银行金融、通信网络、保险证券等逐步放开。在知识产权领域，中国完成了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使其与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其他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规则相一致,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为此我们看看香港贸易与发展局的研究报告，中国入世时的承诺涵盖以下多个领域：
非关税壁垒：进口许可证要求及招标要求将于2005年被取消,所有的进口配额在2005年以前逐步被取消。
关税减让：工业产品的平均关税2004年降至8.9%。农业产品的平均关税将降至15%，农产品进口和销售无须通过国营企业和中介机构。中国国内农业补贴上限为8.5%。取消对大麦、大豆、油菜籽、花生油、葵花籽油、玉米油和棉花籽油的进口关税配额体制。信息技术产品关税最迟将于2005年被取消。
对外贸易权、流通领域、特许经营入世后都要逐步全部取消限制。
交通：对公路运输，将分别在一年和三年后允许外资占合资企业多数股份和全资拥有子公司；对于铁路运输，将分别在三年和六年后允许外资占合资企业多数股份和全资拥有子公司。
通信和互联网、移动话音与数据业务、银行金融还有保险、证券都要逐步全部取消经营限制。
另外还有资产管理、专业服务、法律、会计、企业服务、管理咨询、广告、音像、建筑业、旅游业、饭店、旅行社、教育等都要对外开放。
至此双方谁所言更符合事实，已不难判断。
301调查报告还显示出对中国产业战略极为熟悉和高度关注。它广泛引用“中国制造2025“、“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十三五生物产业发展规划”、“十三五”生物技术创新专项规划”、“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多篇规划。调查报告特别提到“中国通过合资公司获得了先进的汽车制造科技后，试图提振本土品牌，外国汽车厂商在“外投资目录”中越来越受到限制。”
而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则提及了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目标。
“到2020年，自主品牌纯电动和插电式新能源汽车年销量突破100万辆，在国内市场占70%以上；到2025年，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的新能源汽车年销量300万辆，在国内市场占80%以上。”（数据来源：中国制造2025）
调查报告总结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各个主体和框架，包括中投、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等，重点涉及中国制造中欲加速弥补技术缺口的行业，有国有背景和支持的投资重点涉及可能与军用技术相关的领域。（作者：云锋金融 ）
为此学者雷达发言指出，301调查报告非常清楚的表明，美国要改变的是影响美国战略发展的制度性因素。“特朗普政府的此轮大动作，则是事关全局的、战略性的、经过长期酝酿和深思熟虑的，其目标不仅是简单修正平衡中美贸易的巨额数字差距，而且意在要求中国必须改革有关贸易政策、体制和行为，形成双方贸易平台的公平对等，从根本上扭转中美贸易过程中美国的被动态势。”（伟达：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意图2018-04-02 联合早报 ）
毫无疑问，美国的这一系列举动给了中国舆论之美国害怕中国崛起之口实，而中国的这一系列宏伟规划又很难不让人想起它的近邻日本韩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时刻。
中日韩半导体产业革命
日本政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在通商产业省底下设立了工业技术院，完全由财政拨付经费，负责推动日本整体产业技术的发展；另一个是颁布了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置法，限制外资进入日本，以保护本国市场，同时引导日本企业向电子行业进军。
德州仪器经过与通产省四年的谈判才得以进军日本，却被迫拿核心技术来换市场。日本政府要求德州仪器先和索尼设立股权对半分的合资公司——凡是德州仪器独资子公司销售的产品，在合资公司里也必须有。其次，要在三年内向日方公开与产品相关的所有技术专利。最后，德州仪器独资公司的产品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不得高于10%。
日本政府在1976年～1979年间组织了一场奠定之后在半导体领域地位的关键行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共同组合技术创新行动，简称VLSI项目。
这一项目以通产省提出的“下世代电子计算机用超LSI研究开发计画”为中心，以富士通、日立、三菱、日本电气、东芝五大公司为骨干，联合日本工业技术研究院电子综合研究所和计算机综合研究所组成“超LSI研究开发政策委员会”，经该委员会充分酝酿，通产省最终决定于1976年3月10日成立由政府和民间企业共同出资的共同研究开发组织——“VLSI技术研究组合”。
1980年，日本宣布为期四年的VLSI项目顺利完成，期间申请实用新型专利1210件，商业专利347件。更重要的是，到了64K DRAM大规模集成电路时代，富士通公司的研发进度开始与IBM、德州仪器等美国企业并驾齐驱，而到了256K DRAM时代，美国才刚研制出来，日本富士通和日立的产品已经量产上市。靠着政府和产业界大规模的投入，日本一步步抹平了在半导体领域和美国的技术差距。
日本政府采用的是一个重商主义的框架，原本是指互动的双方皆以私营厂商为行为主体，私人企业家被本国政府的宣传和政策所引导，不按照自由市场的原则做买卖，而是把贸易当作民族国家之间的零和博弈（参阅“重商主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译版，第3卷第477-481页）。日本战后的国际贸易主体也是私营厂商，也是被政府引导，从事违反自由市场原则的操作行为（村上薰：《通产省的挑战》，台北：创意文化公司1986年译版）。
而同处东亚的韩国也走了一条相似的路。
如果说日本半导体行业的崛起依靠的是初期从美国的技术引进加上政府“官产学”三位一体的规划和投资能力，那么韩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路径更像是这个故事的加强版——更密集的技术援助，更“无赖”的政府保护和更强势的企业投资。
作为韩国版半导体龙头的三星在上世纪80年代与2008金融危机时，两次不计成本的烧钱，迫使日本德国竞争对手先后破产，成为名副其实的行业霸主。
这样，日本曾经靠“官产学”三位一体的集团军作战方式独占鳌头，而韩国则是凭借国家的投入和三星财阀独特的集权式管理杀出一条血路。（中日韩半导体“三国杀”，作者：翁放 ）
当我们把日韩半导体发展的历史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不难发现，今天中国的赶超路基本上是遵循着这一路径过来。不过对美国来讲，与日韩相比，中国无疑是更危险的对手。除了中国拥有比日韩大的多的经济体量，更为完整的产业体系外，还在于中国官产研结合范围更广，摊子铺得更开。
2014 年 6 月，中国国务院颁布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提出设立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简称“大基金”），将半导体产业新技术研发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且明确提出，到 2020 年，集成电路产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全行业销售收入年均增速超过 20%，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大幅增强。
中国对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路线制定了详细的目标，对设计、制造、封测等各个环节制定了明确的计划，同时为支持半导体产业发展给予了行政、金融、税收等全方位的支持。
. 中国发展半导体产业政策重点
大基金首期募资 1387.2 亿元。投资覆盖了集成电路全部产业链，重点是在制造领域。截止2017年12月12日，大基金投资的企业
在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之外，多个省市也相继成立或准备成立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目前包括北京、上海、广东等在内的十几个省市已成立专门扶植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地方政府性基金。根据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的统计，截止 2017 年 6 月，由“大基金”撬动的地方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包括筹建中）达 5145 亿元。
美国人眼中中国产业发展的实质威胁
在美国人看来，与日本相比，中国还有强度更大范围更广的国内市场准入门槛，尤其是强制性的以市场换技术，除了有形的文件，还包括无形的甚至更多的口头的约定。
据《华尔街日报》4月16日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考虑依据 1974 年贸易法301条款，研究对华发起新的301调查，以反制中国在云计算与其他高科技服务领域的所谓“不公平限制”。
报道声称，中国要求亚马逊和微软等美国云计算公司与中国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并向中方授权技术许可。USTR之前在有关中国贸易做法的报告中也称，中国限制对美国公司发放在华独立运营执照，美国公司因此不能在中国直接销售其云计算服务或与顾客签约。
关于强制性的技术转移，这是通过撰写301报告的机构对美国的企业进行了调研，证明中国当局要求外国企业同中国企业组成合资企业的时候，首先要将知识产权转移到中国使用，为了避免违反WTO规则是以间接和口头的形式展开。
相比日韩，中国式的政府集权更集中，并且因为附带政府的行政声威，贯彻起来更彻底。而在不计成本的投入，以低价倾销，直至挤垮竞争对手这方面，有强大的国有银行为其背书，中国企业做的更极端，所以也更具毁灭性。
但对于美欧日等创新体而言，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对中国的企业而言，面对技术服务水平远远超过他们的那些企业，他们一看不管花多大的代价也是追赶无望，通常所要做的就是买。海外并购是301调查报告当中最重要的内容，占到几乎一半的篇幅。报告认为，中国企业在“中国制造2025”中的战略性行业疯狂地并购，获取美国的技术，如集成电路、机器人、航空、生物技术等。报告指出这些企业大多数具有政府背景或是得到了政府的资金支持，所以中国的并购行为其实是为了实现“中国制造2025”目标进行的非市场行为的技术购买。（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压制中国制造2025 中国有何胜算 ）
而著名的清华紫光的收购行为，则是为此做了生动的诠释。提及紫光集团，自其2013年7月斥资18.7亿美元收购展讯通信后开始进入业内的视野和关注，并开启了其近乎疯狂的并购之路，9.1亿美元收购锐迪科;25亿美元收购惠普旗下新华三通信51%股权;31亿美元收购同方国芯;20亿美元成为中国台湾两家封测厂矽品和南茂科技的股东;37.75亿美元收购全球领先的硬盘生产商——美国西部数据(Western Digital Corp)15%的股份，成为其最大股东;主导西数以190亿美元(约合1200亿人民币)收购了闪存芯片厂商闪迪(SanDisk)等，要不是美国政府阻挠，紫光可能还会以230亿美元将美光科技收入囊中。
美国人认为，这些购买往往不是出于纯粹的市场行为，往往包含了复杂而暧昧的国家战略。那些购买者大多本身并没有能力做这样的交易，但他们背后的力量，包括各大中资银行、财团、基金通常会鼎力相助。
再以清华紫光为例，2017年3月，国家开发银行、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紫光集团签署了《“十三五”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和《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在“十三五”期间，国家开发银行将为紫光集团提供各类金融产品及服务，意向支持紫光集团融资总量1000亿元;华芯投资拟对紫光集团意向投资不超过500亿元人民币，重点支持紫光集团发展集成电路相关业务板块。
面对如此国家背景，被收购企业很显然如果没有同样的国家力量的阻挠，单靠企业本身，根本是无力抵挡的。
2017年1月6日，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发表了《确保美国在半导体领域长期领导地位》报告，该报告认为中国芯片业已经对美国相关企业和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为此，成员包括英特尔和高通等芯片制造商的现任和前任首席执行官的委员会给出的建议是：阻止中国收购美方认为影响到其国家安全的所有半导体技术和芯片企业，限制中国对美芯片的行业投资、出口和采购，同时和其他国家联手，加强限制审查中国的海外芯片出口和投资。
而这些举措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企业的疯狂并购。而在去年年底，美国商务部长珮尼·普利兹克(Penny Pritzker)发出警告称，中国政府计划投资1500亿美元，到2025年将国产集成电路产品的国内市场份额从现在的9%扩大到70%，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可能扭曲全球集成电路市场，破坏行业创新生态系统。（紫光的疯狂并购模式 能为中国芯片产业带来什么？新浪科技2017年03月31日）
而对那些技术水平领先但厚度不够的企业，中国更是它们的坟墓。在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知识产权的概念，通常也谈不上什么新技术的研发，而一般都专注于攻破现有本国或外国产品的技术壁垒。正如华为总裁任正非接受深圳电视媒体采访所言:乱开枪。先随便开一枪，打中了就换炮集中火力攻城，如果打不中也没事，就让子弹飞一会儿。
只要有一个企业攻破了壁垒，这个壁垒往往就会全线崩溃。无数的同类企业迅速涌入。同时产生出大批子系统、部件供货商。有的只是善于用现有技术大规模复制，以价格优势击败外国同行或填补市场空白。哪一个领域被他们涌入，哪个领域就变为红海，价格直驱谷底，然后他们为了利润，又会寻找下一个市场机会。正是这批企业，截断了那些缺乏足够技术实力的发达国家的后路，并不断侵蚀其产业基础。这是中国创业企业对那些“落后发达国家”的死亡判决。依托庞大的国内市场、海量人员供给、越来越强有力的商界与政界的促进创业的举措，中国创业企业（尽管良莠不齐）正在前方堵截，封锁了那些缺乏足够国内市场和研发实力的发达国家的上升路径。（作者：冷哲 来源：知乎）
与曾经的半导体对手日本相比，具有深厚现代法治精神的它至少在民间经济竞争层面是尊重知识产权的，20世纪60年代前，美国著名的仙童半导体已经有了一套成型的“平面技术”生产工艺，日本尽管极度渴望得到，但仍未进行模仿抄袭。1962年仙童公司决定以收取技术授权费的方式向其他企业传播这一制造工艺，已经苦苦等待好几年的日本NEC公司立马把钱拍在了仙童CEO的桌子上。
美国的态度与反制措施
4月5日，前总统尼克松成立的智库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Harry J. Kazianis在福克斯上撰文说，特朗普政府此举表明，它接受了国家安全界许多人长期以来的一个认识：中国不是美国的朋友，而是一个棘手的地缘政治、经济、外交竞争对手。且美中之间的竞争在加剧。文章说，现实很清楚：美国和中国现在是对手，并且没有退路。
为此曾参与了301调查的智库CSIS给美政府提了十项建议。
1）要求中国限制对竞争性（pre-competitive）的研发补贴，或使中外企业都可获得补贴；2）取消合资公司的外国投资者所有权限制；3）取消技术转移要求；4）降低对制成品如汽车和机械的关税；5）对民营和外资完全开放增值服务行业，如金融、健康、教育和物流；6）制定基于市场的标准和认证体系；7）更好地管理网络安全机制，促进全球商业和隐私保护；8）政府采购自由化；9）结束对银行利率的窗口指导，对IPO采用更中性的注册系统；10）全国和地方监管过程更加透明。 上述措施不会完全消除中国的产业政策机制，但会促使中国采取更加市场化和有效的经济监管机制，对其自身和贸易伙伴都将有利。
因此此次“301调查”中主要指控中国的四项问题：强制性的技术转移、歧视性的许可要求、国家资金扶持海外并购和非法商业黑客行为，除此外特朗普还要求美国有关部门加强对中国在美国投资高科技企业的限制，亲自阻止了与中国相关的基金公司收购美国FPGA公司莱迪思（Lattice），基本上关闭了中国收购任何美国半导体企业的大门。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采取严厉措施，阻止中国公民在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敏感研究，以免他们获得情报机密。 白宫正在讨论是否限制中国公民进入美国，包括限制他们获得某些类型的签证；以及是否对相关规定进行大幅扩展，限制在美国公司和大学从事有军事或情报价值项目的中国研究人员。目前尚不清楚具体哪项目将会受限，但这些措施可能会严格管制先进材料和软件方面的合作，以及其他涉及北京《中国制造2025》计划核心技术的合作。
上下发力，多管齐下，视规则如儿戏，置法律于不顾，面对中国方面这种全民皆兵咄咄逼人的战略态势，美国方面真的害怕了吗？
美国的所作所为最终取决于两点判断：一是中国这么做究竟能不能真的崛起？二是以美国现今乃至长远的发展来看，究竟能不能完成对这个野心勃勃的对手的制衡？
中美各自的创新优势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达沃斯论坛上阐明，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涵，就是从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
中国的现状究竟怎样呢？首先我们来看看2016年中国各行业全球市占率排名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中国市占率比较高的制造业，其实都有些技术含量和门槛，但技术密集度不高，属于中低度技术密集型，处于价值链的中下游。
再来看反映高科技的中美独角兽企业对比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表面看来，中国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仅次于美国，但主要集中在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文化娱乐、生活服务这些领域，在硬件、软件、科技、制造这些领域的独角兽依然稀缺。中国巨大的市场优势、良好的互联网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完备的产业链基础，培育出了互联网+服务业的规模红利。然而随着上网人数和网上购物的饱和，互联网+服务业的红利事实上已经到达瓶颈。
不过恰当的发展时机、相对独立的市场所带来的规模优势、意识形态原因导致的近似产业保护效应、充足的资本支持与助推，先进的整体产业环境，互联网领域的特殊机遇，给了中国在信息革命中对西方实现弯道赶超的机会。但直至目前，信息科技革命的主战场和主要的成果积累都集中在美国，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关键成果和发展基本由美国贡献，导致的结果是，今天的国际互联网管理权几乎被美国垄断。
中国的特殊机遇在于，当互联网技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国际传播与民用化时，中国已经通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基本融入了国际贸易与经济体系，从而可以吸收互联网领域的最新技术，实现该产业的迅速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不是高效管理、技术研发或精益成本控制，而是通过强力的销售和营销迅速占领市场，实现收入和规模的快速扩张。（中国互联网产业的空心化之忧 ，作者： 笪兴）
因此中国在渐进性（商业模式）创新方面表现突出。也就是说，所谓的中国式创新更多是在商业模式上的合理应用。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基本上都是第三棒，也就是商品化包装，做品牌、销售、客户服务。而第一棒的核心元件和第二棒的公版、产品都是绕过去的。而在最基本的实体创新，也就是底层技术储备上，和传统强国还有着不小的差距。而要想迈过这一关，过去靠市场换技术，现在已很难行得通，只有靠买，但今天这扇门也要被关上了。
而技术和知识产权驱动经济增长，正是美国最大的优势。美国社会的最大财富和最大优势不是钱，也不是人，而是美国社会的大环境，也就是文化。科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制度，有三个特征：普遍主义、重视创新、致力于增进公众福利。美国文化与科学的三个特征相契合。美国文化是多元的、开放的、自由的、推崇个人创造力的，对科学来说这是最重要的文化，是科学发展的“软实力”。从长远来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文化环境才是美国科学所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谢宇：美国科学在衰退吗？2018年4月30日《财经》杂志）
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当是美国的制度——美国其他方面先进，在很大程度上说都缘于美国的制度先进。比如美国的科技能够领先世界，首先得益于美国具有包容力的体制和具有自主经营、自由选择、自由流动的现代市场经济，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优秀科技人才，而崇尚和鼓励科学家自由探索的风气，则有助于激发科技人才的创造性思维。
同时美国是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还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同一所蕴含的价值观与整个西方世界高度整合，外加以美元为核心的整个西方金融市场，因而享受整个西方世界约10亿人口的规模优势。即使离开中国，它也能享受到整个西方市场梯级分工的规模优势。
如果特朗普的政策组合可以让美国重现短期繁荣并加速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诞生与兴起，那么，美国就会在结构转型升级中领先一步，中国经济转型将遭遇极大的挑战。里根时期放开管制与鼓励竞争，推动军民融合，为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产业革命打下了基础。现在，美国的技术革命走在中国前列，但硬件制造主要依赖中国，一旦美国实现“再工业化”，或许美国将实现“软硬”结合的经济结构，巩固其全球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中美竞争中的中国劣势，张立伟，FT中文网）
中国最担心的是什么？
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崛起必须依靠结构优化转变带来的经济转型，以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如果顺利实现结构转型，必将对美国构成巨大的冲击，而上一个曾经对美国构成如此冲击的是日本，当我们把中美双方此次贸易战（实际上是今后长期的经济竞争）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可能采取的措施做一简单的列举，也许不难发现，这次贸易战中国舆论如此高调，无非是为了掩饰其一个真正的目的，那就是在这场前所未有的贸易战面前，一定要避免上世纪80年代日本式的妥协，以耻辱的广场协议换来的是日本近30年的停滞不前。
关于《广场协议》，外界一直存在着美国设计遏制日本经济增长的阴谋论说法。但严格来说，《广场协议》并不是导致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直接原因。因为签署《广场协议》的其他国家，例如同样对美国存在大额贸易顺差的德国，虽然随后货币也明显升值，但其经济走势并没有遭受日本这样的惨烈后果，也没有出现地产泡沫。
普遍观点认为，日本政府在《广场协议》前后的一系列政策失误导致了日本经济在随后的几年形势急转直下。日本政府没有有效遏制日元的失控升值势头，更以失策的量化宽松政策引导经济转型，促使国内出现资产泡沫和炒房热潮，又采取急刹车的方式导致经济硬着陆，才是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主要罪魁。（历史惊人相似：三十多年前的美日贸易战和广场协议，新浪科技，作者：郑峻）
但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认为，泡沫当然对经济较多地产生负面的冲击，但日本的问题不仅仅是泡沫，只是由于泡沫处于显著地位而遮盖了其他更深层的问题。日本的竞争模型中有更本质的错误。日本政府模型的核心是一个关于经济发展过程和竞争力基础的独特概念。它隐含着对某些形式的回避和以各种方式导致竞争妥协的努力。日本政府在经济中扮演活跃的角色的根本原因是它欣赏一种保护支撑的观点。我们发现，实际上政府模型的核心实践根本不存在于日本大多数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中。相反地，这个模型在不具竞争力的产业倒是普遍深入。它还导致了大范围的、生产率低下的国内部门拖着经济整体的后腿。（美：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日本还有竞争力吗？》第二章 第三节 中信出版社2002-2-1出版）
为此东京大学的小宫隆太郎教授主持编写了《日本的产业政策》一书，指出，“日本很有竞争力的产业绝大部分不是通产省主导的产业扶持下产生的。但即使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也不等于简单地用政府的产业政策去纠正。因为政府调节本身的成本很高，有副作用，即政府失灵。至于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其消极面大于积极面。”
小宫教授也许没想到，日本的这套产业政策在中国得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推广和应用。80年代初有吴敬琏所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建议引进战后日本产业政策，中国产业政策是1987年从日本引进。（吴敬琏：产业政策讨论中的两点不足 《比较》）
日后，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他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架”（GIFF）的“两步六法”：第一步是确定一国可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业；第二步是消除那些可能阻止这些产业兴起的约束，并创造条件使这些产业成为该国的实际比较优势。”
“如果发展中国家能顺应自身的比较优势，发掘后发优势潜力，采纳和适应新技术，则完全可以在未来数十年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迅速增长……如果低收入国家的政府能采纳新结构经济学的建议，建立有利于自身比较优势的私营部门发展的政策框架，填补领头龙留下的空间，则有望在未来数十年里达到8%甚至更高的年增长速度。”(林毅夫：《从西潮到东风》，中信出版社，2012.9，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