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2000年前，我曾是忧郁症患者，多次想自杀，每次想自杀时就给孙董事长（指孙亚芳）打个电话。当时我知道这是一种病态，知道关键时刻要求救，承受不了这么大的社会压力。
直到2006年在西贝莜面村吃饭，我们坐在大厅，有很多内蒙村庄的农民姑娘在唱歌，我请她们来唱歌，一首歌3美元。我看到她们那么兴奋、乐观，这么热爱生活，贫困的农民都想活下来，为什么我不想活下来？
那一天，我流了很多眼泪，从此我再也没有想过要自杀。那时，我们才把战略目标调整过来，华为几千人、几万人、十八万人一直聚焦在同一个“城墙口”冲锋，每年研发经费150-200亿美金，全世界没有一个上市公司愿意投入这么大笔钱到研发。这个时候才萌生要为全人类服务。（摘自笔记侠《索尼CEO深度对话任正非：没有退路，就是胜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