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一线战疫现场
（现担任武汉金银潭医院重症ICU医疗组长）
本来我是过来合作的，结果变成了他们的临时主任，当时省内其他医院的8名医生都过来支援，我们就组成一个10人团队，与此同时，五六楼本来是普通病房，因为危重病人太多，也改成了重症ICU。
我负责金银潭的南7楼，病区里的病人是重症中的重症，病人私下都知道，上了最高层说明病情严重了。这层楼不是看收治的病人数，而是看病情的严重程度。比如我们这边一般收治10到15名病人，全都在上呼吸机，最严重的病人还同时开着ECMO或者上着透析。
以前，我们同济ICU接收的重症病人可能是湖北省甚至整个中部地区最严重的，但那时我都从来没看过这么严重的病人。很多人一见面就要插管，就要抢救，最多的时候，一天有三四个患者去世。
我最早干急诊和重症的时候，有的病人因为病得太重，一来就去世了。我们科室虽然不大，但登记的死亡病人占了医院的绝大多数，同事间开玩笑说我们这里的下一站就是太平间。所以我对死亡的看法可能要比普通人淡得多，我的观念就是：病人来了我会争分夺秒地救，但是没办法的时候就会坚决放弃。辅助科室的同事都不是很能理解，觉得我们好像很冷酷。
刚上班的时候，同科的小护士抢救病人的时候会跟家属一起哭，病人走了之后再跟他们一起哭，但有时候一晚上得抢救四五个病人，一直哭下去都没法上班了。慢慢地这么多年之后，接到病人的时候，我们会自动屏蔽掉家属有多么伤心，不会问家属有没有钱，不会扯那些有的没的，就想争分夺秒地救病人。因为过了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的黄金时间，就没用了。
所以很多老百姓会觉得医院人员很冷血吧，但要是特别感性，我们都没法活了。
这次支援金银潭，我的工作其实没有外人想的那么轰轰烈烈，什么扑上去奉献自己。就是早上8点交班，把病人头一天的病情汇总，分成两个医疗组去查房，一线医生去落实一些有创操作和治疗方案，收集上报数据，然后下午再开会，再上报，微信群里也在24小时不停地汇报病人的病情。
一线的值班医生和护士反倒是最辛苦的。从12月29日开始，金银潭医院的医护人员就把重症监护室腾空了，全面投入到抢救新冠肺炎病人中，一直到现在都没休息，但是社会外界都不知道。他们没有时间发声，也不会去写个东西宣传自己，我觉得我应该向他们致敬。
现在我们这层都是确诊病患，所以医护都能达到完整的三级防护。防护服看起来挺威风的，实则非常痛苦，穿四五层，没有任何透气性。这里病毒浓度很高，医护人员的腰上还要再戴一个体外送风器，像电风扇一样不断地向外吹风，让体外的空气不容易进来。那个非常重，就像宇航员在太空里不停搬砖的感觉，所以能看到护士走路老弯着个腰，要是站直了，腰会非常疼。
那样严密的防护之下，人会缺氧，我们科室每天都有护士晕倒。现在算上行政人员我们就12个人，加上医生还要倒班休息，相当于把6个人的活分给两三个人干，强度非常大。
从12月底以来，我这30多天把所有和疫情相关的岗位都转了一遍，发热门诊的一线二线我都上过，也和院里、区里的专家组参加过会诊。我感觉病情的变化有几个节点：1月17到18日，能明显感觉发热门诊的压力变大；1月23到25日，病人病重的程度，包括社会上的传染程度又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化。
那段时间我有点焦虑，因为政策不断在改，可能第一天中午决定的事情，第二天又推倒重来。一进医院铺天盖地全是病人，人手也越来越紧张，整天想着从哪里抽点人来，晚上都睡不着觉。现在，整个疫情防控理顺了些，我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重症救治，把死亡率降下来。
新冠肺炎让人很头疼的一点是，它的隐蔽性非常难以琢磨，病人发烧也好，血象改变也好，和他的呼吸困难之间没有一个明确的正比。比如有的病人发烧很高，呼吸困难，后边不一定会转化为重症；有的病人发烧5天看上去好了，结果过了3天，又转化为非常严重的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我的同事陆俊医生就是这样，不发烧3天之后才出现呼吸困难，从他起病到出现呼吸衰竭，10天过去了，这完全超越了我们重症医生对这一类病人的评估。
我对这个病的认识也在改变。最开始把它当作一个普通的流感肺炎，后来发现比想象的更严重。现在我们也在想，有的治疗方法是不是可以往前提，但提到什么时间才合适，既不浪费医疗资源，也不会导致来不及抢救，后面还要花时间补充做一些研究。
所以我觉得现在要想法设法加强一线医生的培训，比如把重症和呼吸专科的医生派到一线去，在中轻症病人里把重症病人及时地甄别出来，以利于我们早期抢救。不要等到最后器官都已经一塌糊涂了，什么样的方法都救不了了。
除了1/3的时间用在临床工作上，我其他的时间都在想办法收治病人，电话指示处理一些危急的事情，有各种琐琐碎碎的事情干不完。作为一名武汉医生，兄弟医院、同学、亲朋好友，甚至一些不怎么熟的人都打电话给我，说有个重病病人，能不能帮忙看一下？有一张肺部CT，能不能咨询一下？所以我的吃饭时间非常乱，就只有一张嘴巴，接电话就必须放下碗筷，经常一顿盒饭吃2-3个小时。以前冷了还能热，现在在隔离酒店里没条件，就只能吃冷的了。
酒店里住着来自各个医院的同行，但电梯里遇到，大家也没什么交流，因为要保持1米5的安全距离，能看到每个人都是忧心忡忡的。隔离会让人和人之间的感觉变远，在病房里也是，我看不清楚病人，病人浑身插满管子也看不清楚我，不像我们平时和患者的交流更多些。
同事的感染会更牵动我，比如陆俊医生，从他读研究生开始我就带着他，一直到他结婚生子，从他生病第一天我就在跟他聊天，22号他转院过来，他说房老师快来救我，我还哄着他说没事，要挂早挂了。
在武汉早期染病的医护人员里，陆俊是最重的一个，初期感染的那一拨人死亡率比较高，所以他是在鬼门关里走了一趟。现在陆俊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身体恢复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最让我觉得心酸的，其实是那些没有办法住院的重症病人。
我前两天遇到一个病人，家里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伯伯、阿姨都生病了，全家就只剩一对小夫妻，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没有任何医疗资源能够帮他们收住院。我们都是有父母的人，联想到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也觉得非常可怕。
越是觉得这些病人可怜，就越是要把眼前的重病患者死亡率降下来。另外，我也希望能用自己的努力把这个死结解松一点。
我想趁机跟公众科普一下，第一点是，绝大多数人是可以自愈的。第二点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感染源，避免交叉感染，而不是指望什么神药或者疫苗出现。现有的药物都没有确切的临床疗效，并不推荐轻症病人吃一些抗病毒药物或者抗生素，有可能治疗作用远远小于副作用，甚至副作用在你身上来说更大。
我以前很少发朋友圈，顶多跟朋友几个在群里说说话，但这段时间发了好几条，主要是想跟科普一些东西。最让我生气的一条谣言，就是说某药物能让肺功能一下子恢复90%，就跟说能让你家孩子一夜之间长高50cm一样，非常荒谬，在内行来看就是个笑话，但是没有医学背景的人可能就会相信。从SARS到现在，目前我们对病毒还是无药可用，大家不要盲目乐观。
金银潭医院的医疗配置应该是属于顶端了，但我们最基本的口罩、帽子、防护服还是很缺，以天为单位，每层楼的防护设备只能保证明天有，但是不知道后天该怎么办。金银潭都这么朝不保夕，一线基层医院的一线人员可能更困难。另外就是氧压，比如医院设计时原本就够100个病人吸氧，现在500个人都需要，只能靠临时的氧气瓶来解决，好比自来水压不行，只好拿桶去接水。现在各个医院都面临这个困境。
其次就是人员的匮乏。现在很多从来没有干过临床的医生、护士们顶上来干活，临时拼起来，大家互相都不认识，也不知道到底彼此能干什么，擅长什么，什么脾气性格，等摸索完了一两个星期就过去了，对于医护人员或者患者的预后都是不利的。我还是呼吁配备人员的时候能以团队的形式，教授、主治医生、住院医生、护士、护士长这样一个团队来。
还有医疗场所的治安问题。有可能现在整个社会矛盾最激烈的地方就在医院里，病人病情突然地恶化，一天之内就离开了，又不让见最后一面；或者有人生病很痛苦，排队很久都看不上病，会有极端的想法，这些冲突早晚可能爆发。我们都同情和理解，但是医护人员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来解决。基层警务人员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一方面知道这些患者或家属很可怜，一方面又觉得医生也很可怜，他们也很无助。
看到武汉市第四医院发生的那起伤医事件（注：1月29日，该院两名医生被患者家属殴打、撕扯防护服），我没有恐慌，只是感到忧虑。我毕竟干了20多年，对于病人来说，我是个主任是个教授，出于尊重和信任，不会对我怎么样。可是对有些普通的小护士、小医生就不是这样了。况且就算警察来了，没有防护服，大家都是普通人，上有老下有小的，警察也不敢这么赤手空拳地冲进去。
并不是说我们敌视或者害怕患者，这个不存在，但是至少我们很忧虑。我觉得这个火药桶必须有人要把它拆掉或者疏散出去。（注：据警方通报，2月4日，一男子在武汉某医院就医时，因情绪激动，持刀威胁现场一名医护人员，所幸无人员伤亡。这已经是疫情爆发以来被报道的第二起伤医事件。）
大型的灾难面前，大家都是受害者，没有人能逃得掉，不是光看看热闹夸夸别人很高尚就完了，大家都要有点承受能力和心理预期，互相体贴下，彼此都很不容易。
但我不会特别悲天悯人，为谁流个眼泪，我不会的。实在觉得病人很可怜，我会尽我所能去帮，在我有限的资源里想办法把他给塞到哪里去，或者告诉他的医生一些相对正确的治疗方案。我觉得作为医生，既然选择了这个行当，就要尽力地去救人。（摘选自财经天下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