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很多年前的一篇“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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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万汉退休生活的内容之一是卖抽水马桶。
他在福建永定县高头乡高北村的街边开了一家建材店，店里最醒目的商品之一就是各种各样的抽水马桶。
六年前，他开始开这家店的时候，“一年也卖不了三个（抽水马桶）”，可现在，一年他能卖出三五十个，而他这样的建材店，在街上已经有了3家。
高头乡是著名的“土楼之乡”，坐在江万汉的店门口，远处山坡上一座座巍峨的圆形或方形土楼与青山绿野浑为一体，近处，却都是新建的钢筋混凝土洋房，贴着白色马赛克，洋溢着现代的，都市的种种风情，包括汉万汉的房子在内。
米兰昆德拉就是这样描述他对现代生活观感的：“抽水马桶像鲜花一般盛开。”只有高小文化的江万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但作为一个颇有阅历的地方政治重要参与者，他知道自己卖出一个抽水马桶就意味着又有一栋新式洋房在兴建，住在土楼里的人又少了一家。江万汉自己，原来住在一栋叫“振田楼”的圆形土楼里，那里曾住了9户人家，现在只剩下一户，“生活好点的都搬出来了。”
土楼里的生活已渐渐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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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一条新修好不久的山间柏油马路进入高北村，首先进入视野的就是一栋巨大的圆形建筑和它黑黢黢的蘑菇状屋顶。这就是被视为永定客家土楼代表作之一的承启楼。在承启楼的两边，还有两方一圆三座土楼，这就是研究者称为“高北土楼群”的主体。
住在这几栋土楼里的居民，都是一名叫江集成的先民的后代。高头乡是永定江姓人聚居最多的地方，据县志和族谱记载，高头江氏是从传说中的客家发源地宁化石壁村迁来。居于闽粤赣交界处山区的客家人，往往都用一些含糊的传说和故事证明自己家族来自北方中原腹地，是汉族的嫡系传人，他们最显著的特征是操一口保留若干古汉语特征的客家方言。虽然自称为“客”，但在上述地区，客家人早已“反客为主”，成了当地的主要居民。
江集成生活在明末清初，是高头江氏的15世孙。江集成并不是巨商大贾，更不是达官显贵，只是一名普通农民，据传主要以耕田放鸭为生，靠勤俭节约善于持家而略有积蓄，买下了方形土楼五云楼，继而又兴建了承启楼（圆楼）和世泽楼（方楼），开创了自己家族的基业。
承启楼由内外四个同心圆的环楼组成，直径62.6米，高达四层的外圈是它的主体。外圈每层有72个房间，一层为厨房，二层为谷仓，三四层为卧室。一二层都没有窗户，只有四五层有狭小的窗户。内圈三圈都是平房，分别为杂物房、书房和祖堂。内圈还有水井两座。整个大楼，只有朝南的正门和东西两座小门可供出入。最盛时这座楼中住了80余户，600多人，俨然是一座封闭、自足的小型城市。一名江氏后裔在自己的文章中这样描述：“傍晚，华灯初上，人声沸腾，它象喧闹的街市；夜半，月明星稀，万籁俱寂，它又幽静得如古刹深宫。”
在18世纪初，完全没有现代施工工具的当地农民如何建起这样的超大规模建筑，简直是一个謎。以承启楼为例，光平整它几千平方米的地基，可能就要花几年的时间。在建造过程中，他们还要克服一系列的技术难题，比如，地基的一部分是烂泥田，为解决地基不实的问题，他们从山中运来富含油脂的百年巨松，埋在地下再在上面砌墙基。厚达一米多的土墙，在夯筑过程中，因为太阳的照射，会出现干燥不均的问题，筑墙时要有意地往一边倾斜，但倾斜的角度和程度，只能靠经验来掌握。因为土墙干得很慢，一层墙筑完之后，至少要等到第二年的冬天才能接着筑第二层。
承启楼这项庞大的工程，从明末的1628年到清初的1709年，花了将近一个世纪，历时两个朝代。以江氏当时的经济实力，农耕业的积累和剩余有限，不可能大量地雇工，除少部分技术活比如木工外，几万立方米的土方，几百立方米的木材，数以十万计的屋瓦，都要靠自己家人蚂蚁搬家似地来完成。据江氏后人回忆，参加建楼的有江集成和他的4个儿子，20个孙子，72个曾孙，其家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动员能力，可见一般。
在明末清初，在满人汉人，李自成和吴三桂为江山美人而战的时候，在这闽粤赣交界处“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江集成的农民和他的儿孙们，却为建造自己家族的图腾巨宅耗尽了几代人的精力。当然，还有无数别的农民在同时做着同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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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意欲一睹土楼雄姿的游客，无论是从龙岩市还是永定县城，坐上两个小时的汽车，就可以轻松遂愿。但在江集成建造承启楼的时代，维持这里和外界的联系只有一些石砌的山间小道。周边三个省会城市福州、广州、南昌，离这里都有千里之遥。可以想见，当时这里是怎样一片化外之地。貌似强大的中央政府和皇帝，势力最多只能到达40余公里外的永定县城。县城以下，就是自生自灭，弱肉强食的世界。每个人惟一可以依赖的就是血缘。没有强大的宗族合力，不仅单个的人，就是单家独户的家庭也难以生存。
从承启楼所在的高头村往东走不过2公里，有一个天然隘口，传统上，这里是客家人聚居的汀州（治所在今天的长汀县城）和闽南人聚居的漳州的分界线，也是汀江流域和九龙江流域的分界线，隘口的两边，流的是不同的水，讲的是不同的方言，在特定的历史时段也就是不同的利益。有心的研究者发现，土楼中内向性最强，防御能力最突出的圆楼，主要就分布的永定县东南部与漳州南靖、平和接壤的高头、古竹、湖坑、下洋等乡镇，以及南靖、平和与永定接壤的地带。显然，土楼是当地激烈的生存竞争和强大的宗族社会的产物。
根据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至少在1000年前，永定人就开始建造供聚族而居的大型高层方形土楼。永定湖雷乡馥馨楼，初建于北宋年间，至今仍有人居住。到明朝初年，圆形土楼就已出现。永定下洋初溪村集庆楼，据考证建于15世纪初，至今亦有人住。这座建于溪边高地上的4层大型土楼，居然没有石砌墙基，直接从地上开始夯墙。直到明朝末年，当地人才开始掌握石砌墙基的技术。
最早的土楼大多是象承启楼一样，靠家族动员，以农耕业的积累和剩余兴建。集庆楼的居民对先祖建楼历史的回忆是“十八兄弟”，就是说楼是十八名兄弟齐心协力建成，至于十八兄弟是亲兄弟还是堂兄弟已不得而知。他们认为建这样一座楼并不需要很多钱： “土是自己挖的，瓦是自己烧的，木头是自己从山上扛的，花不了什么钱。”
清代中叶永定条丝烟业的兴起和清末民初永定“走南洋”高潮的出现则为永定大型土楼的兴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明朝末年，永定开始种植晒烟，到清朝末年，永定烟叶产量达到每年150－180万公斤，经营条丝烟的永定籍烟行、商行遍布大江南北，因此而累成巨富的不乏其人。鸦片战争以后，永定人开始大规模“走南洋”（到东南亚一带打工和经商），至今永定籍华侨已达30万之众，而侨民的主要流出地正好又是圆楼最为集中的永定县东南部几个乡镇：下洋、湖坑、高头、古竹等。因经营条丝烟和“走南洋”致富的永定客家人，有了更多的经济实力在家乡建造高楼巨宅，永定现存较有价值的土楼多数建于晚清和民国初年。不过这时建造土楼更多地带着一种发迹后光宗耀祖的炫富意味。与承启楼相距不到6公里的湖坑乡洪坑村振成楼，是目前永定土楼中名气最大的一座。振成楼是洪坑林氏家族兴建，林家在清末民初经营“日升”牌烟刀发家，号称永定首富。他们先是耗资20余万元建造了著名的府第式土楼福裕楼。民国初年，林氏后人林鸿超亦官亦商，曾任民国中央政府众议院议员。1912年，林鸿超与几个堂兄弟合力出资8万元兴建振成楼，历时五年建成。振成楼按易经“八卦”格局建造，中央的祖堂前立着4根白色大理石柱，内圈的栏杆是铸铁制成，整个楼洋溢着一股西方的，现代的气息，与土生土长，粗朴大方的承启楼显然属于不同类型。据称，振成楼的部分建筑材料，比如内圈楼道栏杆，是从上海购入，经水陆长途跋涉运回。而永定下洋霞村的永康楼，富丽堂皇更在振成楼之上。永康楼是当地胡氏族人到新加坡、香港经商致富后出资兴建的。振成楼和永康楼，可以看作是从事工商业致富出资建楼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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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遍布永定境内的360余座圆楼，以及数目难以详尽的方楼，已经成了中国民居的一大景观。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游客到这里来探访这些神秘的建筑，这些神秘的客家人。他们惊讶于这样宏伟的建筑如何建造在这样贫脊的乡间，惊讶于客家人苦难的迁徒史、生存史、创业史。
每座土楼的大门口，都放着几条被磨得油光水滑的木板长凳，土楼里的居民，闲时就在这里歇息闲谈，迎接远方来的游客。但这些好客的客家人现在活得如何，却往往少有人关注。
只有土楼内外的居民知道自己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江胜安就是其中一个。这个个头矮小的高头江氏28代孙，承启楼的居民，显然属于一名乡村精英。看到来土楼旅游的人越来越多，1996年，他就和楼里的居民商量，由他来承包本楼的旅游。他交纳承包费用于楼内的公共支出和各家分红，而自己则获得了向前来参观承启楼的游客收取门票的权力。第一年，承包费是800元，以后逐年涨到900元，1800元。到2001年，承包费已经涨到5.3万元。但显然，江胜安仍然从承包中颇有收益。今年，承包费居然一下涨到了9.3万元。这次，他再没有承包，他私下认为这次可能标得太高了。
尽管最早知道通过土楼旅游来挣钱，江胜安却是最早搬出土楼居住的承启楼居民。
1982年之前他住在承启楼东门边。他和父母，6个兄弟姐妹拥有土楼里的一个单元，一楼的一间厨房，二楼的一间谷仓，三楼和四楼的两间卧室。
这样的空间对于一个8个人口的大家庭来说是太狭小了。此前，解决新增人口的住房问题的主要办法是再进行一次家族动员，或者找到几个同宗合作，在附近找到一块地盘再新建一座土楼。清朝中叶，江氏族人就是这样新建了承启楼边的世泽楼，到20世纪的六十年代，他们又兴建了另一座圆楼侨福楼。留在高北村的江集成后裔500余人，全部住在五云楼、承启楼、世泽楼和侨福楼这四栋大土楼里。
但江胜安和他的先祖们已经不同了，他的时代和他的先祖们更是不同了。作为一名富有前瞻性眼光的乡村精英，江胜安利用参加乡、村工作的机会，多次到过外地很多地方以及一些大小城镇，他知道自己理想的居所是怎样的。
1982年，他花3600元买下了承启楼外公路边原生产队仓库的地盘。一年之内，他的拥有220个平方，砖木结构，带卫生间和6个房间的两层楼房落成，成了高北一景。这让他还住在土楼里的宗亲们很是羡幕。江胜安当然更知道新房子比起土楼的好处：“第一是交通方便，能做点生意，睡觉也不吵。”在自己的新房子里，江胜安和本乡一位教师结了婚，为提升自己和家庭的社会地位而努力。
在此之后的三年，也就是1985年，才有另一户一家搬出承启楼。但此后一发不可收拾，短短几年间，承启楼就有35户，超过一半的居民搬出了土楼。他们在靠近或远离承启楼的地方兴建自己的新房，建的房子参差不齐，有夯土墙的，有砖砌的，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单家独户。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江胜安这样的经济实力，对于一户主要靠种地维生的农民来说，建一所单家独户的房子，往往要经过一两年的积累，自己完成泥木等大部分工程。动工时则靠请亲戚朋友帮忙。但这阻挡不了人们搬出土楼
在相同的时间，一股建新房热也席卷了振成楼所在的洪坑村，集庆楼所在的初溪村，以及刚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力获得空前解放的更多农村。初溪村现任党支书徐苗光在2002年的8月底带我们参观他于上世纪80年代初兴建的新房。这是一栋一字排开的房子，夯土筑墙，两层，中间是一个厅，两边各两个房间，楼上有一条用木头架空搭建的楼道。这种格局的房子，被当地人称为“五家居”，是上世纪80年代初永定农民建得最多的房子。与宏伟的圆楼比起来， “五家居”显得单薄而粗劣，但它前后采光，通透明亮，最重要的是，它不用和别的人家共用一架楼梯，共享一面墙壁。
徐苗光的“五家居”建在村后高坡的最上头，曾在三座土楼里住过的他，似乎有意有远远躲开土楼里的拥挤和喧闹。时至今日，土楼作为历史和文化遗产为人们所称道，但它不适合现代人居住的一面往往被忽略了。几十上百户人家同居在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内，家族的凝聚力是以牺牲小家庭的私秘为代价的。土楼里的房间分配方式是一家人拥有从上到下每层一个房间的一个单元，这样，无论人在几楼，直接面对的都是邻居，一楼厨房里做什么菜，二楼谷仓里放了多少粮食，三楼睡房里发生了什么，都毫无保密性可言。土楼里人口密度高，如果公共管理失败，卫生便成了最大的问题。土楼里的内圈往往是猪舍，每到夏天难免臭气冲天，蚊蝇乱飞，而紧挨着它们便是厨房。土楼里没有卫生设施，为解决便溺问题，每家每户都在睡房门口放一个大尿桶，散发出难闻的骚臭味。
当然，土楼里生活的不便并不是人们搬出土楼的所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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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小学毕业的江万汉当了一名泥水匠。家境贫寒的他没有更多的选择，自己对生活也不敢有过多的奢望。只有他的老师，当地小学校长江学昭对他另眼相看，预言这个孩子会有出息。
这名乡村教师预言了自已学生的未来，但怎么也预料不到，几年之后他的学生在当地政治舞台上暂露头角时，他却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远赴大西北服刑。1974年，他被释放回乡时，已是个垂垂老者，而他的学生已是个风华正茂的公社革委会主任。
这一对师生的迥异遭遇似乎正是当地宗族社会解体的一个缩影。
江学昭的哥哥叫江焱昭，是当时国民政府古高乡（管辖古竹和高头）乡长，他们的父亲江子平，在上世纪40年代的高头是个富具影响力的人物，可以说是当地宗族社会的最后一名代表人物。
据江氏后裔，原永定县志办主任江文野回忆，一个宗族社会领袖人物并不一定是所谓族长房长，他的地位和威信基本上是在当地长期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的。他必须符合一系列的条件，比如，他为人要忠直；作为一个农民的话是个全能的农民，各样农活都能拿得出手；有一定文化知识；比较有钱。江子平就是这样一个人。
江子平原是一名乡间医生，他的职业和他的职业道德为他羸得了一定的名声，当乡长的大儿子和当校长的小儿子给他提供了更多的支持。承启楼后原是荒山，他号召族人种下一片风水林，村口的茶亭，一年四季都是他舍茶。
他的威信日隆，五云楼、世泽楼、承启楼，以及周围的大小事情都离不开他。小到楼内的卫生，大到一般治安案件，都在宗族内裁决而不去告官。据土楼居民回忆，民国27年左右，一名外族人与五云楼内一名妇女通奸被抓获，被江子平的儿子江焱昭当场处死。土楼里从来就是这样，有自已的规矩，也有执行的手段，土楼里的秩序就是这样维持的。比如，土楼里曾有这样一个规定，各家各户的妇女在楼道里晾晒衣物的时候，妇女的衣物高度不能超过楼栏杆也就是视平线。曾有一名刚从外地嫁过来的媳妇，因为不知道而违反了这个规矩。他的公公江炳轩知道后，并没有责怪自己的媳妇，而是怒斥自己的妻子没把媳妇管教好，这个可怜的妇人，在羞愤之下居然上吊自杀了。
1946年6月，共产党率领的军队渡过长江正向福建挺进。当时的国民政府永定县长赖作梁派人与长期在当地活动的中共地方武装谈判起义。1949年9月1日，永定宣布解放，高头江氏族人，贫农出身的江岩当选为第一任县长。
而此时，当过国民政府乡长的江焱昭却不得不处于逃亡途中。他成功地逃到了緬甸，但他60多岁父亲江子平被新成立的政府抓去关了几个月，据称主要是因为他私刻公章为逃亡的大儿子开路条。
让人惊讶的是，江子平被放出来后，影响居然还在，甚至新政府扶持成立的农协和互助组的负责人，作为江的子侄辈，处理事情也要听他的。
但这种威信终于没能维持多久，随后就是土改，“三反五反”，江子平的房产和土地被大部分没收。更为严重的是，二儿子江学昭以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江子平的威信彻底崩溃，他种下的风水林，最终全被砍去炼了钢铁。
1954年，高北高南合并成立高南农业社，贫农出身，有一定文化的江万汉被任命为社长。此后，他历任人民公社高头片指导组组长，高头公社社长，古竹公社（含高头）革委会主任，书记。 1984年，55岁的他从县建设局局长任上退休，用他自己的话说，当了一辈子干部，退休时“只背回一个樟木箱子”，以至还要靠经营建材生意维持生活。。
作为一名地方政治的主要参与者，江万汉目睹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从社级社到高级社，从人民公社到乡镇的各种变迁。他的一个大感受是，在1949年以前，国民党政府的乡村干部保甲长要听当地宗族首领的，县以下基本处于自治状况；而1949年以后的共产党乡镇干部则树立了绝对的权威，扫清了宗族势力。
设立人民公社以后，地方政治格局便稳定下来，公社（后来是乡）成了最基层一级政府，主要由上级政府委派的公务员任职。他们的权力来自上级的委任，所以主要也服从于上级的指示。大队（村）一级的干部虽一般由本地人充当，但他们的权力和权威也同样来自上级政府的委托。中央政府的意志直达乡村，远在北京的毛主席说了一句话：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承启楼外公共食堂的干饭就变成了米汤。从来没有一个规模如此大（公社时代一个公社机关的公职人员有10几人，现在乡机关的干部则达到几十人），功能如此强的政府存在于乡间。政府提供了以前历代政府没有提供的公共服务——治安和秩序，当地农民不再靠宗族和土楼庇佑而能安全地生活。宗族已经没有生存的空间。
但在宗族退出地方政治舞之后，人们并没有马上搬出土楼。在宗族之后，一种更具动员能力的组织出现了，那就是大队和生产队。很多土楼，整个楼改成了一个生产队，大的土楼则改组成几个生产队。再没有一种居住方式更适合生产队组织生产和进行政治动员了，队干部站在楼中间一喊：出工了，队员们便从大门鱼贯而出。以大队，生产队为组织单位，在五六十年代，当地又兴建了大批的土楼。
上世纪80年代初，大队改村，生产队改村民小组，土地分到了农民手里，集体生产方式解体，家庭成了最基本的生产和组织单位。
土楼的建造和维护，需要基层社会有强大的内部动员和组织能力。但现在，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取代1949年以前的宗族和1978年以前的生产队。
据江万汉记忆，1982年之后，当地再也没有建过一座土楼。
率先搬出土楼的江胜安，在今年3月，却重新搬进了土楼。事情缘于当时土楼准备申报世界遗产，申报前当地政府对重点土楼内外的环境进行了整治。比如，把猪圈鸡舍搬出土楼，把土楼内居民自己架设的蛛网般的电线、电话线、有线电视线埋入地下。而整治中重要的一项是把土楼周边与土楼景观不协调的新建住房拆除。一个月之内，承启楼周边26栋新房全部被拆除，当然包括曾给江胜安带来荣耀和舒适的房子。
尽管整治过后的土楼内环境有了很大改观，甚至，土楼的一楼还有了冲水式的厕所，但江胜安一家并不打算再在里面长住。在离承启楼500米远的高北村市场边，政府规划了一个新村，一共有50多套宅居地，江胜安家在那里购得了两套地基。
江胜安满怀自豪地带笔者去参观他正在兴建的新房和新村。他的新房二楼已经封顶。他本来打算建4层，但他的妻子，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搬进来。毕竟，他们过惯了单家独户的日子，已经很难习惯土楼里的准集体生活了。
新村50多套房子三排排开，大多已经封顶。三排房子之间是宽达8米的街道，路灯管线和排水沟正在铺设。这些新房子的主人，原来都是土楼内的居民，相当一部分是承启楼住户。可以想见，这个即将建好的新村，和由若干座大土楼组成的老村子，完全标志着另一种生活，尽管它们只有咫尺之遥。
在新村里建一栋标准单元房：占地60平方米左右，砖混结构，四层，带厨房卫生间，大约要花10万元左右。江胜安的两套新房，据他自己估算要花20几万。
要靠高北村贫脊的土地上的产出挣到10万元是艰难的，但江集成的后裔们显然不靠这些。走在2002年的高北村，看不到什么年轻人，他们几乎全在邻近的漳州、厦门、广东谋生。正是他们挣回了盖起这些新房的钱。永定县统计局农调队的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永定总人口的17%长期在外打工。2001年，永定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3278元，这3278元里面，纯粹种植业不到400元。农业外的收入成了当地农民收入的主体。
站在江胜安家的新房屋顶，可以看见新村里各家各户的新房正在紧张施工，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当地的第二次建房高峰。
对比第二次建房高峰和第一次建房高峰会有很有趣的发现：第一次建房高峰总体上是由合到分，由集中居住的土楼到单家独户的小楼；第二次建房高峰却又由分到合，集中到集镇和马路边，为的是共享道路、水电等公用设施。第一次建房高峰的经济基础是分田到户以后农业的收益，建房时主要靠亲友换劳换工；第二次建房高峰的经济基础则是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建房时多雇用专业工程队。第一次建房高峰的建筑材料主要还是传统的土木材料；第二次建房高峰则引进了大量现代建筑材料尤其是现代卫浴设备。当以拾粪积肥为美德的农民开始使用抽水马桶时，可以想像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农民居住方式的变化是最容易为人们所把握的，它的背后是基层社会深刻的政治经济变革。
新的建房高峰带来的是水泥、钢筋、马赛克、抽水马桶，给农民带来了现代生活的舒适，但也带来了另一些东西。建筑专家说，土楼的建筑材料：黄土、杉木、竹子，都是当地土生土长，房屋倒塌后能被大自然所回收利用。现代建筑材料却没有这些优点。若干年后，这些由乡村建筑师建造的仿现代建筑，终究会给乡间留下一批难以消化的垃圾。
更让人担心的是，当地农民纷纷搬出土楼，那些极具地方和时代特色的民居，终将无人居住。而无人居住的民居，是很难维护的。若干年后，在马赛克和钢筋水泥包围的乡间，还能找到他们的身影吗？
（吉江虹亦为本文作者之一，原文刊发于2002年的《书城》和台湾《大地》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