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两个问题。

你起先提出的问题是“搞出大篓子最后都是人祸”，这个层面讨论的前提是已经具备了对行为后果的“对错”——是篓子、是人祸——基本的认知能力，认识不足的仅仅是行为与结果因果关系的认知能力，所以我才和你讲“试错”。但是如果是连后果的评判标准都没有，试过了，结果捅了大篓子、出了人祸还不知道对错，那自然只能另当别论。就比如，杜牧说“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你跟我讲，为什么要哀？有标准吗？这个天儿就没法儿聊了。

第二个问题，对错的标准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我个人认为，标准必须基于人类的欲望和效用。如果人类没有了欲望，万物便也没有了效用和价值，也就没有了对错。故而如果舍弃了人类欲望和效用或者只强调个人欲望和效用去谈对错、价值，那没有“对”，只有错——这就是传统经济学最根本的错误。但是这里的分歧会在于对“人类”的定义，它不应仅限于现存的生命，还要包括祖先和后人。人生不过百年，无法知道后世之事，如何能够评价自身行为对后世的效用？因而只要涉及到你说的时间线移动的问题，便必然地进入了形而上学的领域。中国有一句话，“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但是后人评说的标准仍旧往往忽左忽右，飘忽不定，黑格尔试图将历史学拖出形而上学的泥沼，鼓吹辩证史观，并试图进一步延伸到现实。黑格尔的辩证史观在马克思、恩格斯手中发展为了历史唯物主义，但他们对如何评判现实却与黑格尔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我认同历史的对错应由后人评判，对现实的评判，作为经验主义者，我认为能做的不过是追求避免“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的结局再现而已。理由是，以人类有限的认知能力，只能如此，现实对错的评判永远只能是形而上学的。比如黑格尔在用尽全力反对形而上学之后却提出了“绝对精神”，但还说：“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但恩格斯在他的《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中说：“马克思了解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了解他们的历史正当性，承认他们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人类发展的杠杆；因而马克思也承认剥削，即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暂时的历史正当性；但他同时证明，这种历史的正当性现在不仅消失了，而且剥削不论以什么形式继续保存下去，已经日益愈来愈妨碍而不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使之卷入愈来愈激烈的冲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