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两种基金的一年回报率可能性
图2.两种基金的30年年化回报率可能性
参考图1的员工只将40%的钱投入基金A(股票型指数基金);参考图2的员工则将90%的钱投入基金A。
30年这张图需要注意:若基金A年化回报10% vs. 基金 B年化回报5%,30年后A的财富比B可不是只多5%,也不是多一倍,而是多3倍——1万元投入基金A,30年后是17万元,投入基金B 30年后是4万元。考虑到通胀的存在,钱在国债放30年才真的是承担了更高的风险。然而人们总是在“只投一年”(甚至更短)的假设下衡量“风险”,并把基金A的1年账面浮亏最高40%看成“损失”、“高风险”。那么他们实际投多少年呢?退休金账户的钱当然是退休了才能提取,也就是30岁的员工现在投资至少可以放30年。正如保罗·萨缪尔森所举的例子:面对抛硬币正面赢200元反面输100元的赌局,赌30次,任何有概率常识的人都会愿意;然而有的人却不愿意赌1次,以至于他永远不会开始30次当中的第1次。
另一个针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生的模拟投资实验中,学生可以按其投资结果真金白银的领到不小的一笔钱。该实验的变量是学生查看投资结果的次数。正如短视型损失厌恶理论所预测的,所模拟的一年中查看8次结果的实验对象仅将40%的钱投资到股票中,而一年只看一次的实验对象则将70%的钱投入股票。
在现实世界中,以色列于2010年将退休基金投资回报率由月度公布改为年度公布。正如短视型损失厌恶理论所预测的,投资者将更多的资金投到了股票中,他们的换手率亦随之降低,不再轻易将股票转换成最近回报率较高的基金了,这是一次非常明智的政策调整。
把什么看成损失还依赖于投资者心理上的锚点。一旦把买入成本当成锚点,就会发生沉没成本谬误,也就是总想在同一支股票上把钱赚回来。无论任何策略的投资者其实都能想得明白,现在如何操作能增值跟过去是多少钱买入的毫无关系,然而所有文化层次的投资者都有“解套”这种迷惑操作。
换成另一只股票有什么不好呢?不好在于:换股后如果原来这只涨了,换股带来损失的后悔感会让整个人都不好了。但假如是另一只股票涨了而没换过去呢?错过的涨幅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常常不会被人当成“损失”,因为心理锚点不同。这被卡尼曼称为后悔厌恶效应,并指出后悔会给财务健康带来极大的情绪风险。
巴菲特说:"To invest successfully over a lifetime does not require a stratospheric IQ, unusual business insights, or inside information. What's needed is a sound intellectual framework for making decisions and the ability to keep emotions from corroding that framework." 这是巴菲特反复强调的一段话,译文到处都有我就不放了,而且我想提醒,“intellectual framework”常被翻译成中文的“智力框架”或“知识框架”,失去了intellectual的另一层词义:guided by the intellect rather than by feelings, rational rather than emotional(由理性思维而非情绪引导)。因为投资决策过程固然需要一定的智力和知识参与,但他前一句话已经说了智力水平(IQ)多高并不那么重要,后半句强调的“防止该框架被情绪侵蚀的能力”才是关键。在本文举的各种例子中我们也反复看到,它们并没有涉及特别难懂的知识或烧脑的解题技巧,只是“简单的统计学常识”、“稍有概率知识都可以知道”、“任何文化层次的投资者都有能力想得明白”。那么如何保护思维框架不被情绪侵蚀呢?想做好防守,应该从反面研究进攻路线:“情绪如何侵蚀理性思维”、“什么情境会让人有脑子不用”—— 卡尼曼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典型且常见场景。
我曾经做过一个投资者常见心理偏误的清单,《芒格留给我的宝贵遗产》加上本文,基本可以全覆盖这份清单。再次感谢和追思两位智者。
注1:本文引述的现象和实验,大部分来自丹尼尔·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也有部分来自卡尼曼的同事,同为诺奖得主的理查德·泰勒(泰勒的书中上百次提到卡尼曼,可以认为他们共同完成了这些思想) ,还有其他学者的著作中引述卡尼曼的成果。
注2:《思考,快与慢》内容非常庞杂,本文只总结了其中涉及投资的常见非理性行为。而对芒格关于投资和商业的著作我其实特意选取了其中的心理学智慧总结在《芒格留给我的宝贵遗产》中。我认为投资者很有必要多了解自己的心态会被什么影响,而不做投资的人也值得多观察“投资者迷惑行为大赏”,因为这是一个人性的种种bug集中体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