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苹芳：秦汉都城是划时代变革。
徐苹芳将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①先秦：先秦城市中，商和西周时代的都城是以帝王的宫殿和祖先的宗庙为主体的城市；
而东周时期宫城加郭城“两城制”的城市规划则是商和西周向秦汉城市过渡的一种形式。
②秦汉：《周礼·考工记》所载“左祖右社”之制，与商周以来宫庙一体的制度完全不合。自秦汉以来，都城中以皇帝宫殿为全城规划之中心的设计思想已经确立，这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就城市规划而言，秦咸阳无规划可言。
③魏晋南北朝④宋元明清，皆无需多言。
杨宽：两汉都城无外郭城说。
杨宽把中国都城制度发展史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前一阶段为先秦到唐代，是封闭式都城制度时期；后一阶段为北宋到明清，是开放式都城制度时期。
前一阶段按城郭联结的不同布局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商代是有城无郭的时期，从西周到西汉是西城联结东郭的时期，从东汉到唐代是东、西、南三面郭区环抱中央北部城区的时期。他还提出，在西汉、东汉之际，都城制度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整个都城的朝向由“坐西朝东”变为“坐北朝南”。
……早期的郭，只是利用原有山川加以联结用作屏障。西汉长安的北郭显然利用渭水及其堤防作为屏障，东郭利用新开的漕渠及其堤防作为屏障；东汉洛阳乃至北魏洛阳都是利用邙山、洛水、漕渠以及其他沟渠作为外郭的屏障的。
刘庆柱：秦汉都城形制滞后说。
关于城郭形态的演变，刘庆柱提出了从“单城制”（具有宫城性质）到“双城制”（宫城与郭城）再到“三城制”（宫城、内城或皇城、外郭城）的演化模式，这三种模式，分别对应于史前时代的方国或邦国、夏商周王国时代以及秦汉至明清的帝国时代的社会形态。
针对这种都城与社会发展同步说与实际考古现象不甚符合的情况，刘庆柱又提出了“‘物质文化’相对‘政治文化’变化的‘滞后性’”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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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观点——我们认为整个中国古代都城史可以依城郭形态的不同，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实用性城郭阶段和礼仪性城郭阶段。城郭形态在这两大阶段有明显的变化，从中可观察到其主流特征。
第一，在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都邑二里头至曹魏邺北城之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宫城+郭区”而非“宫城+郭城”的布局，是都城空间构造的主流，这一现象可以概括为“大都无城”。
第二，其间只有商代二里岗期和春秋战国这两个时期为城郭布局的兴盛期，二者都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军事局势的高度紧张是共性。
第三，战国时期城郭并立的布局，是社会矛盾尖锐、列国对峙兼并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非像以往认为的那样，属于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都城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环节。
第四，处于都城发展史早期阶段的防御性城郭的实用性，导致城郭的有无取决于政治、军事、地理等诸多因素，“大都无城”的聚落形态应是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而后起的、带有贯穿全城的大中轴线的礼仪性城郭，因同时具有权力层级的象征意义，才开启了汉代以后城、郭兼备的都城发展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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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900年前后河南新密新砦大邑的崛起，具有里程碑意义。新砦大邑走向兴盛时，其他龙山城邑已经衰落甚至废弃；至其全盛时，后者已全部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倾向于把新砦集团的崛起，作为二里头时代的开端。
新砦聚落……以并不规则的壕沟连接自然河道、冲沟形成防御体系，这构成了其较为鲜明的聚落形态上的特色。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新砦遗址有高出地面的城墙存在。
二里头时代聚落形态上最大的变化，一是中心聚落面积的大幅度提升，二是基本摒弃了龙山时代普遍筑城的传统，代之而起的环壕，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流防御设施。
对外防御设施相对弱化，这与龙山时代城址林立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龙山时代应该已经发展到了社会分化比较严重、社会分层十分明显、社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化的阶段，即已进入国家起源的早期文明时期（栾丰实 1994；许宏 1993）。
部分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了广域王权国家阶段。而这也是后续以降至西周时代社会结构上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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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岗时代前后的文化态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时期中央王朝的国力可能超过了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正是在这个时期，以郑州城为中心的二里岗文化急剧向周围扩展，在东至海岱，西达关中，北抵冀中，南逾江淮的广大区域内，人们都使用着一套共同的日常生活用陶器，形成了分布范围相当广阔的二里岗文化圈。“二里岗时代，在中心地陶器组合扩散的同时，各地的地方要素急剧减少甚至灭亡。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即被伊洛/郑州系陶器一元化”。制作工艺简单而不便携带的日用陶器，往往具有极强的地域性特征和文化传统上的保守性，如非人群迁徙和政治性强势干预等因素，很难达到广大地域内风格的高度一致。
郑州城与偃师城大体同时兴起，而后者的废弃时间要早于前者。就遗存分布范围、城址规模、发现的青铜礼器墓葬规模、城体设计等来说，这两座城址在聚落层级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郑州城为主都，偃师城是军事色彩浓厚且具有仓储转运功能的次级中心或辅都的意见，应是较为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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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王朝“大都无城”的聚落形态，在文献中亦有迹可循。
据研究，三代时期“邑”与城郭的概念区别严格。古文字“邑”作“邑”，上为围邑的象形文，下为人跽坐而居之形，所以“邑”本指人居之邑。而城郭的象形文“郭”（墉），象城垣而四方各设门亭。通过对“郭”（墉）与“邑”的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二字的重要区别在于，“郭”（墉）是建有城垣之城郭，而“邑”则是没有城垣的居邑。甲骨文有“作邑”与“作郭（墉）”的不同卜事，“作郭（墉）”意为军事目的筑城，而“作邑”则是兴建没有城垣的居邑。
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夏、商及西周文明中，作为王朝的中心聚落，也就是君王所在的京师之地，都是以“邑”的形式出现的。
卦辞显示，王于邑告命，故不能以深沟高垒将王与诸侯彼此分隔，这样将会影响王命的传布；相反，宣命之所应以破除城垣的邑为形制，如此方可加强内外服的联系，使教命宣达于四方。
居于中心的王都由于有诸侯的藩屏，实际已无须再建筑高大的城垣。除诸侯负有拱卫王室的责任之外，早期国家特殊的政治结构以及君王内治而重文教的传统，也使王都必须呈现为不具城垣的邑的形制。
那么，三代都邑的外围又是怎样的形态呢？《周礼·夏官·掌固》：“掌固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若造都邑，则治其固，与其守法。凡国都之竟有沟树之固，……若有山川，则因之。”可知三代都邑皆有“沟树之固”。但沟树的作用与城垣适于军事的目的大为不同，而只具有防避兽害及规划疆界的意义。因此，王都采用无城之邑的形制，其实正有使教命流布畅达的象征意义，这些观念都应是早期王都以邑为制度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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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长安——用城垣围起的长安城，究竟是城还是郭？
东汉洛阳——最后的无郭之都。
洛阳东郭（区）以新开漕渠（阳渠）作为屏障，西郭（区）以“南临洛水，北达邙山”的张方沟作为屏障，南郭（区）就是南城墙与洛水之间东西宽六里、南北长四里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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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邺城平面示意。
北魏洛阳城平面示意。
唐长安城。
宋汴梁城平面示意。
元大都。
北京旧城城址变迁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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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如果论单体建筑之中轴，可以认为仰韶时代既已萌芽；
宫室建筑群之中轴，迄今可以确认的例子是二里头宫城的两组大型建筑基址；
而真正意义上的全城中轴线的出现，则要晚到曹魏邺城和魏晋洛阳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