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比新加坡更早开始建公屋,为何最后却只有又破又小的房子住?

作者 | 范智林

来源 | 金融智库(ID:jinrongo2o)

现在说起大城市里的高房价问题,大家都很羡慕新加坡人能够住上政府提供的廉价组屋,并且对李光耀当年推行“居者有其屋”政策的远见表示极为赞赏。

与之相反的是,我们会拿香港人一家老少数口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劏房里来作为反面教材,指责香港政府病态的土地政策和放纵地产商囤地炒房的投机行为。

事实上,早在新加坡政府还没提出“居者有其屋”政策之前,当绝大多数新加坡人都生活在狭隘破烂的贫民窟里时,香港政府就已经开始了公共屋邨的建设,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从某种意义上讲,香港不仅是中国大陆的老师,当年还曾经是新加坡的老师。只是这位老师越来越糊涂,自己不断作死,最后眼睁睁的看着自己不断被自己学生超越。

石硖尾大火开启公屋建设

1949年4月,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国民政府在南方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许多官僚、富商、地主怀着对共产党的恐惧,纷纷跑到香港去避难。毕竟那里是英国人的地盘,很可能会像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上海租界一样,成为战乱中的避难所。

由于大陆各省人口的持续涌入,香港人口规模从1945年的60万人增加到1953年的220万人,香港原来城区的房屋根本无法满足这么多人的居住需求,所以港英当局也只能任由他们到九龙周边的山坡上搭建窝棚暂时栖身。

50年代香港寮屋

在五十年代的香港,有接近三成的人口是居住在山边以木板和铁皮搭建起来的木屋区,不仅居住环境十分恶劣,而且还非常拥挤,所以经常发生火灾。

1953年12月25日晚上,九龙石硖尾寮屋区一户人家不小心打翻了煤油灯引发火灾,结果“火烧连营”蔓延开来。熊熊大火整整燃烧了将近六小时,过火面积达到一点五平方英里,共计焚毁寮屋一万多间,造成超过七万灾民无家可归。

石硖尾大火

这场火灾迫使港英当局必须认真考虑这几十万难民的居住问题,如果解决得好会获得一批廉价劳动力,如果解决不好迟早会酿成大问题。结果在联合国的捐款帮助下,港英政府开始建设每幢可以容纳2000人居住的徙置大厦,这就是香港第一代公屋的雏形。

麦理浩推动居者有其屋

香港早期的公屋都只是为了解决难民们最基本的居住问题,所以建设标准都相当的低,里面并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实际上居住条件还是相当糟糕,只能算是难民们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而已。

直到1971年,英国外交部的麦理浩被英国政府委任为第25任香港总督,打破了此前港督由殖民地部官员出任的传统。他虽然没有治理一座城市或一块殖民地的经验,但是却带来了治理一座城市的决心。

麦理浩治港十年主要做了三件大事,第一是设立廉政公署打击公务员的贪污腐败,第二是访问北京与中国政府接触开启香港问题的谈判,第三是通过“十年建屋计划”和“居者有其屋计划”改善香港人的居住问题。

“十年建屋计划”是用10年时间建造大量公租房,解决香港180万贫民的居住问题,而“居者有其屋计划”则是建造廉价的房屋卖给中层市民。通过这两项政策,在麦理浩离任的时候,香港曾经漫山遍野的棚户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居民住宅。

在麦理浩时代,港英政府的公屋建设标准也由一开始的简单安置逐渐过渡到对质量和社区发展的追求,这促进了香港社会渐渐从一个难民社会向市民社会过渡。正是由于麦理浩的这一系列举措奠定了现代香港的社会基础,所以他也被香港市民公认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港督。

香港公屋制度为何走向失败

香港的公屋政策已经实施了60多年,但是现在仍然有许多市民无法受惠,即使能够幸运享受到,其居住条件也十分拥挤闭着。反倒是新加坡的组屋政策才实施50多年,不仅让80%的民众享受到政策的实惠,并且人均住房面积竟然比香港高出了一倍。

既然香港的公屋政策起步早于新加坡,并且也曾经取得不错的成效,那么为何在进入发达状态之后,公屋建设反而变得滞后,并且迟迟无法得到改善,以至于酿成严重的阶层固化问题,拖累香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为什么会这样呢?具体来说可以归因于两大方面。

第一,香港病态的土地政策。

许多人以为香港的房价高是因为人多地少,其实要论人多地少,新加坡、澳门都比香港更为严重,并且收入水平也比香港高出一大截,可是人家的房价却只有香港的不到一半,这就戳破了香港房价高是因为人多地少的说法。

香港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中,除去无法开发的山地之外,可供开发的平地和低山丘陵大概也有400平方公里。但是截至目前为止,香港只开发了其中的不到200平方公里,新界北还有一大片土地留着撂荒。

香港宁愿自己的市民居住在鸽子笼里,也要把新界北的平原留着长草,这里头并不是因为香港人环保觉悟足够高,而是香港政府几十年来无法处理新界土地的历史遗留问题。其实这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只不过香港政府怕得罪人不愿意下力气去解决。

反观新加坡政府,他们是大力修建地铁开发郊区,并在那里建设大量组屋引导民众疏散到市郊居住。人家是遇到难题去解决问题,而香港则是遇到难题就尽量规避开来,当一只鸵鸟。

第二,香港政府缺乏长远规划。

纵观香港的公屋政策,几乎都是迫于形势无奈采取的举措,所以一开始的规划和建设标准都非常的低,以至于过了一二十年之后就不适合居住了。反观新加坡政府的组屋规划,在建设之初就考虑了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后的东西,所以现在二十年维修一次还能长期使用。

香港制定政策的短视,跟英国人的统治殖民统治有关,毕竟英国人知道1997年之后中国是要收回香港的,所以他们只能当二房东而无法真正成为业主,因此港英当局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只顾着眼前的利益,却缺乏长远的考虑。

等到香港回归中国以后,董建华领导下的首届特区政府制定了“八万五”计划,本来可以从根本上改变香港市民高房价、住房难的问题。但是在金融危机和地产商人的影响下,短视的香港中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短期利益跳出来反对,最终又把这项惠民政策给搅黄了。

更为可惜的是,由于董建华当年栽在“八万五”计划上面,所以后来的香港政府都不敢去重提这项政策,致使房屋供不应求,所以2003年至今香港的房价又进一步上涨得更为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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