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特的投资组合是多元化的，他通常持有100多只股票。
他知道如何发掘那些股票市值明显低于公司私有化价值的股票，这就是他要做的一切。
他根本不考虑交易时间是不是1月份、是不是在周一、是不是选举之年。
他只是这样想，如果一个企业价值1美元，而我能够用40美分买入，我很可能会取得很好的投资回报。
他一次又一次地寻找这样的投资机会。
他拥有的股票数目比我多得多——而且他和我不同的是，他对公司业务的基本特点几乎都不感兴趣。
我对沃特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力，这正是他非常强大的个人品质之一，没有人能够影响他。
2、汤姆科拿普（Tom Knapp）
第二个案例是汤姆.科拿普（Tom Knapp），他也是我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同事。
二战前，他是普林斯顿大学化学专业的学生，二战结束后，他退伍回来后终日在海滩上游荡。
有一天，当他得知大卫—多德，将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设夜间投资课程，汤姆以无学分方式选修了这门课程。
他很快对投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正式注册进入哥伦比亚商学院学习，后来他获得了MBA学位。
35年后，我打电话给汤姆核实我以上所说的事情，这时他仍然在海滩上游荡，唯一的不同是，他现在拥有了这片海滩！
1986年，汤姆.科拿普与同样是格雷厄姆信徒的艾德.安德森（Ed Anderson），以及其他几位有共同投资理念的人合伙组建了特维帝.布朗合伙公司（Tweedy, Browne Partners），他们的投资业绩见表2。
该公司取得以上投资记录的方式是进行高度分散化的投资组合，他们偶尔也会并购企业取得控制权，但其被动式投资业绩与控制权投资的业绩基本相同。
3、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
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第三位员工的投资业绩记录。
他在1957年成立巴菲特合伙公司，他所作出的最明智的决策就是在1969年结束合伙公司。
从某种意义上讲，从此以后，伯克夏.哈撒韦公司，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合伙公司的延续。
我无法给各位一个能够公正衡量伯克夏公司投资管理水平的单一业绩指标，但我认为，不论采用任何衡量指标，你都会发现伯克夏的投资业绩一直都令人相当满意。
4、比尔.鲁安
红杉基金（the Sequoia Fund）的投资业绩记录，该基金经理是比尔.鲁安（Bill Ruane），1951年我们在格雷厄姆的课程中结识。
他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进入华尔街工作，他在工作中意识到，自己需要接受一种真正的商业教育，于是报名参加了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投资课程。
1951年年初我们正是在那里相识。从1951年到1970年间，比尔所管理的资金规模相对于平均水平而言小得多，但投资业绩却远远超过平均水平。
当我结束巴菲特合伙公司时，我问鲁安能否成立一家基金公司，以吸收巴菲特合伙公司原来合伙人的资金，于是他就设立了红杉基金。
他设立这只基金的时候恰恰在我结束合伙公司之时，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市场时机。
他正好碰上了一个双重市场，并且遭遇了价值投资者相对业绩表现非常差劲的困难时期。
我非常高兴地说，我原来的合伙人不但继续与他相守，而且追加了更多的资金，他取得如此优秀的投资业绩，当然让基金持有人非常满意。
我并非事后诸葛亮。比尔是我当时推荐给合伙人的唯一人选，当时我就表示，如果他能取得高出标准普尔指数4个百分点的投资业绩就非常不错了。
但尽管他所管理的资金规模不断扩大，比尔的投资业绩却远胜于此。
资金规模越大，投资管理越困难，资金规模是投资业绩增长的绊脚石。
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资金规模的扩大会使你的投资业绩无法超过平均水平，但超越平均水平的幅度会有所减小。
如果你所管理的资金规模高达2万亿美元，这正好相当于整个股票市场的总市值，那么，你根本不可能取得超过平均水平的投资业绩。
我必须补充说明一下，截至目前我们所考察的投资者的业绩记录，他们各自的投资组合在整个投资期间实际上无一相同。
这些投资人都是根据价格与价值间的差异来选股，但他们选择的股票却有很大的不同。
沃特持股最多的公司都是实力强大的公司，如哈得逊纸业公司(Hudson Pulp& Paper)、掘都高地煤矿公司(Jeddo Highland Coal)、纽约暗色岩公司(New York Trap RockCompany)，即使是偶尔阅读商业新闻的人也会对这些企业耳熟能详。
特维帝.布朗公司所选择的股票则是那些名不见经传、默默无闻的公司。
比尔的红杉基金选择的则是那些规模很大的企业。
在他们各自的投资组合中，股票出现重叠的现象非常非常少。
他们的投资业绩记录表明，他们并非像前面抛硬币比赛中一个人喊出后，其他15个人高声附和那样跟随别人进行投资，他们在各自独立地进行不同的投资决策。
5、查理?芒格（Charles Munger）
表5的投资业绩记录来自于我的一位朋友，他毕业于哈佛法学院，并且成立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我在1960年前后认识他，当时我对他说，律师作为一种业余爱好相当不错，但是他完全可以在投资中做得更好。
于是，他成立了一家投资合伙人公司。
他的投资风格与沃特.斯科劳斯完全相反，他的投资组合集中于非常少数的证券，因此投资业绩的波动性很大。
但他遵循的同样是寻找价值被低估股票的投资策略。
他愿意接受投资业绩从高峰到低谷的大幅震荡，正如结果所表明的那样，他正好是那种心理能力完全适合集中投资的人。
不用多说，这正是我在伯克夏公司的长期合作伙伴查理.芒格的投资业绩记录。
不过，当他管理他自己的合伙公司时，他的投资组合与我以及前面提到的投资人完全不同。
6、李克.古瑞恩（Rick Guerin）
投资业绩记录属于查理的一位好朋友，同样并非商学院毕业，他毕业于南加州大学数学系，毕业后进入IBM，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销售工作。
在我认识查理之后不久，查理也认识了他。他就是这份投资业绩记录的创造者李克.古瑞恩(Rick Guerin)。
从1965年到1983年，标准普尔指数的复合成长率为316%，而李克.古瑞恩的投资业绩为22200%，或许是由于没有商学院教育背景，他竟然认为这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意义。
这里我们偏离一下主题，让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对于以40美分的价格买进1美元纸币这种价值投资理念，人们要么是马上就接受，要么就是根本不接受。
这就像接种预防注射一样。如果一个人无法马上理解这个投资理念，即使你以后对他谈上几年，并且出示各种投资业绩记录，结果仍然没有什么不同，他还是不会接受。
这种投资理念如此简单，可是他们就是无法领悟。
像李克这样完全没有接受过正式商业教育的人，马上就领悟了价值投资策略，并且在五分钟之后就开始学以致用。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是在10年之内才逐渐地皈依价值投资理念的，这似乎和智商或学术教育无关，要么顿悟，要么永远无法领悟。
7、斯坦.波尔米塔（Stan Perlmeter）
斯坦.波尔米塔（Stan Perlmeter）的投资业绩记录。他毕业于密西根大学艺术系，是波泽尔.雅各布斯（Bozell & Jacobs）广告公司的合伙人之一。
我和他的办公室恰好位于奥马哈市的同一栋大楼。
1965年，他发现我所从事的投资业比他从事的广告业前景更好，于是他离开了广告业。
与李克.古瑞恩一样，斯坦.波尔米塔在五分钟之内就完全接受了价值投资理念。
斯坦.波尔米塔所持有的股票与沃特.斯科劳斯不同，也与比尔持有的股票不同，他们的投资记录表明，他们各自独立进行不同的股票投资。
但斯坦.波尔米塔每一次买进股票都是由于他确信将来卖出所获得的回报高于他所支付的买入价格，这是他唯一考虑的因素。
他既不关心公司季度盈利预测是多少？也不关心公司明年收益预测如何？
他不在乎交易时间是星期几，也不关心任何机构的投资研究报告是如何评价这只股票的，他对股票价格动能（momentum）、成交量等指标也丝毫不感兴趣。
他只关注一个问题: 这个公司的价值是多少？
8、华盛顿邮报公司退休基金（the Washington Post Company"s Pension Fund）
投资业绩记录分别属于我参与的两家退休基金，它们并非是从我所参与的十几种退休基金中选择出来的，他是唯一两家我能够影响其投资决策的退休基金。
在这两家基金中，我引导他们转变为价值导向的投资管理人，只有非常少数的基金是基于价值进行投资管理的。
表8是华盛顿邮报公司退休基金（the Washington Post Company"s Pension Fund）的投资业绩记录。
几年之前，他们委托一家大型银行管理基金，后来我建议他们聘请以价值为导向的基金经理，这样能够使投资业绩更好。
正如你在投资记录中所看到的那样，从他们更换基金经理之后，其整体投资业绩在所有基金中一直名列前茅。
华盛顿邮报公司要求基金经理人，至少保持25%的资金投资于债券，而债券未必是基金经理人的投资选择。
因此，我在表中也将其债券投资业绩包括在内，而这些数据表明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债券专业技巧，他们也从未这样吹嘘过自己，虽然有25%的资金投资于他们所不擅长的债券领域，从而拖累了他们的投资业绩，但其基金管理业绩水平仍然名列前一百名之内。
华盛顿邮报公司退休基金的投资，尽管并没有经过一个很长的市场低迷时期的考验，但仍然足以证明三位基金经理的许多投资决策并非后见之明。
9、FMC公司退休基金
投资业绩属于FMC公司退休基金，我本人没有管理过这家基金的一分钱，但我的确在1974年影响了他们的决策，说服他们选择以价值为导向的基金经理。
在此之前，他们采取与其他大型企业相同的方式来选择基金经理。
在他们转向价值投资策略之后，其投资业绩目前在贝克退休基金调查报告（the Becker survey of pension funds）中超越其他同等规模基金而名列第一。
1983年时，该基金共有8位任职1年以上的基金经理，其中7位累积投资业绩超过标准普尔指数。
在此期间，FMC基金的实际业绩表现与基金平均业绩表现的净回报差额是2.43亿美元，FMC将此归功于他们与众不同的基金经理选择倾向，这些基金经理未必会是我个人中意的选择，但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基于价值来选择股票。
以上这9项投资业绩记录，都是来自于格雷厄姆与多德部落的投资大赢家。
我并非像事后诸葛亮那样，以后见之明而从数千名投资者中挑选出这9个大赢家，也不是在朗读一群在中奖之前我根本不认识的彩票中奖者的名单。
多年之前，我就根据投资决策的架构选择出他们进行研究，我知道他们接受过什么样的投资教育，在接触中也多少了解他们的智力、品质和性格。
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这群人往往被大家想当然地认为，只承受了远低于平均水平的风险，请注意他们在股市疲弱年份的投资业绩记录。
尽管他们的投资风格不同，但其投资态度却完全相同——购买的是企业而非股票。
他们当中有些人有时会整体收购企业，但是他们更多的只是购买企业的一小部分权益。
不论购买企业的整体还是购买企业的一小部分权益，他们所持的态度都是完全相同的。
他们中的有些人的投资组合中有几十种股票，有些人则集中于少数几只股票，但是每个人的投资业绩都来自于利用企业股票市场价格与其内在价值之间的差异。
5: 价值投资风险更小却收益更高
我确信股票市场中存在着许多无效的现象，这些“格雷厄姆与多德部落”的投资人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们利用市场无效性所产生的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差异。
在华尔街上，股价会受到羊群效应的巨大影响，当最情绪化、最贪婪的或最沮丧的人决定股价的高低时，所谓市场价格是理性的说法很难令人信服。
如果你认为以40美分买进1美元的价值，其风险大于以60美分买进1美元的价值，这难度不是荒谬的吗？
事实上，市场价格经常是荒谬愚蠢的。
在价值投资中却恰恰相反，前者者的预期报酬更高。
基于价值构造的投资组合，股价越低，风险更小，预期报酬却高得多。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1973年，华盛顿邮报公司总市值为8000万美元。
那时任何一天你都可以将其资产卖给十位买家中的任何一位，而且价格不会低于4亿美元，甚至还会更高。
该公司拥有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以及几家市场地位举足轻重的电视台。
这些资产目前的市场价值高达20亿美元，因此，当时愿意支付4亿美元价格的买家并非疯狂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