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是我爸写的，在这里发留作纪念。
弟弟三个月时拍的，头发还是胎毛，前后三撮，他三撮毛，剃掉以后就再也没有了。
这是1970年在安徽贵池照相馆拍的，那是弟弟三个月，我七岁，父亲34，母亲32
今天是2020年3月3号，是唯一的弟弟杨峰50岁的生日，时间过得很快，如白驹过隙，一晃就是50年了。
记得50年前他刚出生的时候，好像是中午，那时家里也没有时钟，不知道准确的时间，我们家在下放到农村里5个月后，生产队的一个山头上，一幢孤零零的新房子里头，爸爸从十里外公社卫生院里请来的接生医生，在三间房里面的睡房里为妈妈接生，我一个人躲在外面中间空荡荡的堂房，很好奇的听着里面说的话，发生的事情。
当医生告诉妈妈说，恭喜你是个儿子，听见妈妈当时还叹了一口气，她可能是想要女儿吧，一男一女，可爸爸还是挺高兴的，连说好好。
我比弟弟将近大7岁，因为69年的时候，我们家所在的安徽宣城南湖农场，名字看起来是农场，实际上是一个劳改农场，以收容劳改、劳教、右派分子为主，隶属公安部，管教干部全是公安编制，因为当时备战的原因，主要针对当时的苏联，要把这个农场改为军马场（但是领导人的思维也是挺可笑的，其实二战中军马都已退出战场了），当时的农场是为解放后，接收反革命分子和右派等建立的，可能文革后期69年的时候，右派也少了，所以就把这个南湖农场进行撤销，原来场里面的几百名干部，一部分分散到其他农场区，如白湖农场、军天湖农场等，还有一部分就要下放到农村才能消化，我们家是被下放到农村去的，据说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当时爸爸妈妈都还年轻，二十几岁，他们也没觉得到农村有什么不好，以为在农村就待一辈子了，尽管爸妈都不是来自于农村，也没在农村待过，但是知道在农村是需要劳动力的，仅有我一个就不行了，所以就再要一个孩子，这之前他们都不打算要第二个孩子了，这也是为什么弟弟比我小这么多的原因。他们的思想在当时还是很前卫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家庭里有孩子三四个，四五个都很正常，至于为什么不想要多几个孩子，没有问过他们。
弟弟刚出生不久，父母就接到调令，他们当时的身份还是国家干部，因为安徽池州地区成立，需要干部支援，所以一纸调令就把他们从宣城农村调到了池州贵池，于是我们就从刚刚建好，住了不到半年的新房子离开了，当时弟弟只有三个月，我们住的生产队离通公路的公社还有八里路，搬家那天，全生产队的人几乎都出动了（可能是因为父母是生产队里唯一的两个国家干部），每人拿一件家里的东西，有的抬着，有的背着拎着，长长的一个队伍，沿着唯一的一条山路，走到山下有公路的地方，在芜湖的叔叔联系了一台卡车，大家把所有的家当全部装到车子上面，弟弟那时被母亲抱在怀里，我们一家从此离开了那个地方，一车子开到了池州地区的贵池县，直到1988年上大学，弟弟从小到大的18年都在贵池。
刚到池州的时候，弟弟才三个月，我已经7岁多了，按道理，我应该是上学了，其实，在农村的时候，我也在农村的小学上了几个月。但是到了池州以后，父母就工作了，弟弟没有人带，幼儿园里也不收这么小的孩子，没有办法，于是就让我没有马上上学，在家里带他一年。
那个时候，新单位也是没有房子住，我们一家就住这单位的财务室里，其实就是隔出来一个可以放一张床睡觉的地方，白天上班的时候，都有其他工作人员，父母也上班去了，我就在走廊里带着弟弟，有一个摇床给他睡觉，那时起我开始学着做事，洗碗，扫地，换尿布，洗屁股，他不睡的时候我就背着他，没有厨房，就在走道临时用砖头搭了一个可以放一口铁锅用来煮饭炒菜，我每天背着他煮饭，捡菜，打井水。
我7岁开始学煮饭的，放多少水还是旁边阿姨教我的，把米淘好后放在锅里加水，把手掌放在米上，水淹到手腕横纹那里就可以了。
我经常是背着弟弟干这些活，他那时有十几斤重，有一次母亲用单位食堂的称来称他，用包裹包着，称完以后把包裹取下来再称，13斤应该是他四五个月大的时候。那一年过得挺快，第2年就把他放到单位的托儿所了，而我也可以去上学了，那时我们家也换了地方，搬到不远的一个庙里面去了，庙很大，全是木质结构，住了十几户人家，也都是单位里面的同事。那时吃的水都是井水，离庙不远的地方有一口大井，有3个取水的井口，我每天都去井里打水，一不小心，手没抓紧绳子掉到井里去了，掉过好几个桶到井里，在爸爸的帮助下也捞过几个上来。
在原来池州师范的庙里，住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就搬到了池州汽车修理厂的宿舍。单位是修理汽车的，也是把到了一定公里数的大型汽车进行全部拆开全面大修。当时父亲在生产科当科长，母亲是统计员，后来在会计室。刚开始我们家也是一间房，不过有厨房了，那是水还是要挑自来水，倒在缸里面。
那时厂里办的幼儿园可以接受一岁多的小孩子了，于是我就暂时解脱可以上学了。放假的时候我就带他，跟我在一起玩，跟隔壁邻居的小朋友一起玩。弟弟小的时候显得很聪明，老爸也挺喜欢他，弟弟的心算比较厉害。记得厂里冬天周末洗澡的时候，大家都来到澡堂子里面洗，洗完以后出来穿衣服的时候，中间有一大盆碳火，很热，光着身子很暖和，彼此边休息边穿衣服边聊天，当时厂里有几位工人是著名大学毕业的（同济、交大），在厂里当工人，他们的知识和智商都不一般，穿衣服的时候和他们在一起，开玩笑说话，经常就出算术题考弟弟，弟弟都能够一口打出来，老爸在场的话都很自豪。弟弟很喜欢看报纸，父亲来把厂里生产科订的报纸每次下班的时候都带回来，有参考消息，工人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他那时只有五六岁，等老爸晚上下班一回来，就抢着把报纸拿下，然后就趴在那儿看，有时候一看会看一两个小时，把报纸的夹缝都看了，天气预报都看了。到后来上学后就喜欢看小人书，连环画，他这个爱好，一直养成到上高中，经常放学以后在路边上的小书摊子上面一坐就坐到天黑，老爸经常等不到他放学回来就去找，大多数都会在路边小书摊上找到。
那时候父母都是双职工，上班的时间很正规，经常晚上也要去学习、加班，加上母亲做家务的动作比较慢，所以很多事情他们都完不成，就让我做，那时候我也不要学习的，也没有什么作业，很多的家务，洗衣服，做饭，打水种菜倒马桶等等，都让我做，什么事情都做，带弟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到哪儿玩他就跟着，有时候我玩起来了也就顾不上他了，经常我玩好以后找不见他了，或者是他跟别人的小孩子玩得很惨，被人家打哭了，衣服搞湿了，搞破了，这种情况都有，一旦父母下班了，回来看到他这个惨样子，我就免不了一顿打，或者罚跪，我为他挨打的次数很多。
弟弟小学的时候，还比较省心。不怎么调皮，也不怎么惹事挺聪明的，喜欢看连环画，看报纸。也喜欢自己玩。我那时有很多家务事要做，我就希望他能帮我，想个法子让他也做事儿。我俩经常来比赛，摘豆芽，摘韭菜，我总是给他量少一点让他赢，两次一弄，他就知道了，就不干了。我和他两个总是打来打去的，从小时候一次打到他上高中。
小的时候他的脾气和性格都比较倔，从几岁起就经常不服我，经常不听我指挥，我就常常用武力制服他，我们之间毕竟差距七岁，实力相差太大，但他也有防卫办法，那就是我一打他，他也不还击，立马就倒在地上不起来，开始是哭喊着，哥哥打我，一直躺在地上不起来，我也不管他，玩我自己的或者做我自己的事，他就在地上躺着，一直要等到老爸下班回来，因此常常在地上都睡着了，每当老爸下班回到家，看到他躺在地上，一喊，他马上就会放声大哭，说我打他了，用这种方法换取老爸暴打我一顿，几次过后，我只要打他，他一躺地不起，我就心虚了，怎么拉他都不起来，甚至哀求他都不行，后来我也就不敢随便打他了。
小时候，老爸经常叫他二子，他的小名也就是二子，一直叫到现在，但我十岁左右开始，给他起的外号是二孬子，就是排行老二的孬子，民间有句口头禅叫做大呆子二孬子，不三不四，意思与二狗子之类相似，有意奚落他，特别是他不听我的话，犯了错，找他找不见人的时候，就大声喊二孬子，叫的家属宿舍几排房子都听得见。记得有次我在门口喊完后，就走进估计他在的那家邻居房子，里面刚好有两个阿姨在聊天，与我弟弟二子说，他喊你二孬子，你就喊他大呆子，刚好被我听见了，他们不知道我就在门口，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场面，后来我喊他二孬子的次数就少了。
弟弟是1975年上小学的，那时候只有5岁，在城里的小学报不上，年龄不够，爸妈就在家旁边的农村小学给他报了名，这个农村就是个菜队，是城边上的，在那里上了半年，就转到城里面的实验小学去了，也算是曲线上学，因此他比同班的人要早一年半上学。
弟弟的小学，上的还是比较顺利，也比较聪明吧。平平常常的就毕业了，那时候。刚刚恢复高考。开始装学习了。他小学毕业的时候，考试还不错。录取到了当时的重点中学。他的几个好同学，也都考的不错。记得有一个还是考到全县第1名。
那时我已经高中毕业，去读师专了，两年后我毕业以后回家，分配县下面的农村清溪乡中学去教书，那是1982年，他当时初二年级，我第一年教书的年级刚好也是初二，与弟弟同步，那时他比较贪玩，踢球，看小人书等等，学习不用心，我也不太在意，我在师专学了一些教育学的原理和知识的皮毛，总觉得学习是自己的事，成才也是自己的事，光靠盯着屁股督促，学习是没有用的，让他做我出给学生的考卷，做的也不好。
到了初三，这种状况仍然没有改变，我对他的态度也没怎么改变，还是一副放任自流的样子，只有爸妈对他还比较在意，特别是老爸每天早上5:00起来，给他炒蛋炒饭，然后冲一大碗奶粉，让他吃饭以后去上学。
他自己也没有放心思在学习上，有点懵懵懂懂的，糊里糊涂的，其实在初二的时候他还得过物理竞赛的第3名，到了初三成绩就在下降了，对历史和政治他还比较感兴趣，成绩也还不错，等到中考时，成绩距离录取重点中学差两分。他中考那一年，阅卷是在安徽著名的九华山上，我当时也被抽去参加数学组的阅卷，按规定我应该是避嫌的，当时我才二十岁，啥也不懂，也没有人问我没有直系亲属参加中考，在阅卷的时候，我和他的班主任都是数学老师，也都在一个组阅卷，我们两个都认出了他的考卷。但我还是实事求是没有多加分，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那次他数学考的不好。
成绩出来后，差两分录取重点高中，按照我当时激进的理想主义的意思，录取不了就上普通高中，当时老爸就问他想不想上重点高中，他说想，后来老爸就托人找到校长，出了200块钱，然后厂里出车给学校拉了几车水泥和石头算是赞助，给了一个重点高中的名额，于是是弟弟又继续在重点高中上了。现在看来，当时弟弟的想法，和老爸的努力，都是命中注定的，我当时年少，血气方刚，简单的理想主义，也简单的套用，书上的一些知识。
后来在上高中的时候，他的状况也没有变好，特别是高一的时候，还是懵懵懂懂的。班主任是教化学的，对他不太重视，那时还是两年制高中，他的理科不好，在高一结束的时候，老妈果断的让他留了一级，刚好他上学早一年，留一级年龄也刚好，算是换了一个班，也换了一个班主任。留级还是很有用的，他清醒了一些。
在高二的时候，他的情况有所变化了，高二选择文理班，他选择了文科，主要是鉴于他对历史，政治，地理比较感兴趣，物理化学不怎么样，后来证明选择是对的。高考那一年是88年，他发挥的比较好，算是历次模拟考中间最好的一次。在选专业的时候，家里人大家一起商量，当时选的策略还是不错，选了一个文理兼收的大学，离安徽比较远的西南财大，记得当时在安徽招生11名，他是第10名录取的。
弟弟被录取后，我当时在合肥安徽教育学院进修本科，是我送他去成都的，我们两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硬座的火车，那也是我第1次到成都。巧的是，在迎接新生的老生中竟然有我的一个学生姓徐，他是我82年刚毕业出来，在农村教书的时候的一个学生，他还认得我，非常热情地帮我们搬行李，找宿舍，晚上请我们吃饭看电影，第三天还送我去车站的路上吃饺子，还点了夫妻肺片，这在1988年对于一个农村来的大学生来说是破费和不容易的啊。
弟弟在大学4年，我没有去看过，但我还是比较关心他，老爸去看过一次。记得他在大学里面，学习成绩一般，喜欢踢足球，是系队的，桥牌打得也比较好，跟他上下床的一个同学廖勇，拿过一次学校的桥牌冠军，另外就是有点少年老成，喜欢跟高年级的，或者是研究生在一起玩，与他们的辅导老师关系也不错，经常到他家里去，与研究生们玩的也比较好，金X、陈KY等等他们都认识，经常寒暑假一起回来。他大学的时候，谈了女朋友，也是现在的夫人赵M，就是比他高两届。
大学四年给他留下的印象和经历，肯定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毕业分配的时候，当时有几条路可选，最简单的就是回原籍，也就是安徽省农行，因为他的专业是农村金融，继续一路往下就会分到池州农行、贵池农行，没有关系的话，就会分到乡下农村的银行代办点。当年，我通过学校同事的哥哥，在江苏仪征化纤厂做处长，那是个比较大的国企，有自己的财务公司，对金融人才有需求，看看有没有可能性。这是92年的事情，我和他一起，利用寒假结束的时间，还去了一趟仪征化纤公司，在公司人事部面试，在同事哥哥家里吃了饭，在他的朋友家里住了一晚，记得那天是正月15，我们俩还与他们家人还一起，去仪征市街上参加了花灯游行，后来这件事没有办成。到92年7月份的时候，在没有其他打算的情况下，就准备回安徽了，他的行李还是当时的女朋友赵M帮他打理的，发到了合肥，放在方华家里。那时我还是在学校里教书，不过我已经是心不在焉，蠢蠢欲动了，不愿再继续做老师了，89年因为动乱的原因我研究生没有录取，后来91年换了保险专业又考一次，没有成功，此时我便萌生了下海的念头，于是我就鼓励他放弃这个所谓的铁饭碗，可能也刚好和他的意，加上父母虽有担心和舍不得，但没有阻拦，这很关键。他回到合肥我们聊了一下没有回家，就直接返回成都了。
他找了一个朋友，在朋友的公司里面打工，做了一个星期，那个朋友给了他200块钱，那是我的一个月的工资啊，后来他就去应聘的一家证券公司，从此开启了他的证券交易生涯。据说开始的还是比较辛苦，住在赵梅家，每天骑单车上下班，要一个小时。但那时候年轻，精力旺盛，求知欲强，在成都红庙子，证券交易，大排档上，闯荡了好长时间。为了中国，股票最早最疯狂的时候。在那里他们做了56年时间。记得93年我下海的时候。是他帮我联系到海南海口金X找到陈KY，在陈KY那里，找到一份工作，我去的路费还是他寄来的，1688元，那是我第1次从武汉坐飞机，到海口。应该说在成都的几年是他的疯狂成长期，那几年也是中国经济各种形态的大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