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企鹅刷屏蚂蚁派的花红能让员工人手一套283平的杭州房子，高善文在外滩金融峰会说高收入群体的财富和资产早已恢复并显著超过疫情之前的水平。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在全球都是不争的事实，十年一遇的外部冲击没有让中国的房地产和美国的股市出清反而进一步强化。贫富差距不是21世纪资本论说的市场失灵，而是调控看得见的手，富人绑架了央行，央行丢下穷人，财政在旁看着央行不说话。
贴出几个月前的一个分析，可能大部分内容都是错的，供网友批判。
从危机看中央银行的职能
通常来说，宏观政策是短期政策，相机决策，市场机制建设则是长期政策。短期政策为了解决紧急问题，可能采取极端措施，但连续的间隔短期政策，可能改变市场主体的行为模式，形成一种长期倾向，进而影响市场机制的长期安排。
现代经济中，中央银行是中央控制器（CPU），一切经济要素的价格刻度是货币，货币的价格是利率，中央银行控制了利率水平和货币供给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金融市场的交易量和价格，进一步影响到实体经济的成本及供求。
中央银行的任何政策都会引发市场关注，市场剧烈波动时，中央银行的举措更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当中央银行的行为突破历史的边界时，则会带来巨大争议与交锋。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市场波动逐渐平缓，对中央银行政策选择以及长期职能的辩论则刚开始。
一、中央银行的起源及职能
1997年，伦敦经济学院的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指出“中央银行拥有的权力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大过”，现在这一结论仍然成立。从开始就是这样吗？
1.中央银行起源
1668年瑞典设立了中央银行，瑞典银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发钞银行，由于没有必要的抵押品而被太多票据签发拖累而倒塌，现在的瑞典银行是1866年议会新设立的。
1694年英国设立英格兰银行，是最早具有典型意义的现代中央银行。由皇室特许筹办，初期主要为政府筹措战费，是政府向私人部门举债的功能银行化，并因此取得货币发行权。
2.中央银行的职能
中央银行首先是银行，发行货币，经营借贷业务，与私人银行和钱庄相同。但中央银行是国家的银行，发生业务往来的对象逐渐从私人部门抽离出来，剔除了商业银行的功能，更多代表国家履行宏观经济职能。不同国家的中央银行职能略有差异，核心都是代表国家执行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目标，主要是两个，一是保持币值稳定，也就是防止通货膨胀，大部分国家中央银行还有保持汇率稳定的政策目标；同时稳定就业控制失业率，也就是促进经济增长。在特别的时期，如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中，中央银行还有保持金融稳定的职能，也就是充当“最后贷款人”。
3.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
从其起源和其提供公共物品的性质来看，中央银行毫无疑问是政府的一部分。但中央银行提供的公共物品比较特殊，包括发行货币，特别是在现代信用经济中，货币发行的物理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中央银行理论上可以无限发行货币，这在历史上实际发生过。美国就曾经因为议员和总统担心中央银行权力过大或被少数利益集团绑架多次试图设立中央银行未成功，直到1913年美联储成立。为了保证中央银行的信用，大多数国家都赋予中央银行相当大的独立性，在议会或中央银行法的监督下独立于政府特别是财政部门运作。
二、中央银行危机调控政策
历史上，英国和美国分别在不同时期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以及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相应地，其中央银行也是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中央银行。20世纪以来，随着美国经济的增长、国际贸易不断扩大和国际金融体制的变化，美联储实质上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中央银行。
1.大萧条时期的中央银行政策
1929年全球爆发了经济危机，危机的中心在美国。美联储应对危机以1933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胡佛总统时期美联储严格执行市场纪律，认为经济过度繁荣，信贷过度膨胀，股票市场泡沫严重，投机盛行，因此需要“清算劳动力市场，清算股市，清算农场主，清算房地产市场”，美联储紧缩货币并维护金本位制度，从1931年开始把利息从1.5%提高到了3.5%，银行挤兑未及时发挥最后贷款人的角色，1931年美国银行和美国联合银行等大型银行倒闭。后来经济学家认为美联储应对失当，是经济的大萧条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阶段罗斯福总统时期美国推出了强有力的改革措施，一方面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护储户资金安全，降低公众挤兑银行动机；另一方面废除金本位制度，打破货币投放的黄金储备限制，同时放松货币政策，扩张货币供给，结束了通货紧缩。新政促使经济很快反弹，但因为担心通货膨胀，美联储收紧了货币政策，因为赤字压力财政政策也同时收紧，美国经济出现了二次衰退。
2.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中央银行政策
2008年，美国由次贷问题引发了金融危机，美联储采取了的政策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危机期间下调利率，注入流动性救市，推出了多种危机工具救助各类金融机构。联邦基金利率自2007年9月的5.25%下调到2008年12月零下限。美联储在2008年7月到2009年7月创造了多种贷款和资产置换项目（危机工具），为不同的市场主体提供流动性。美联储支持资产状况良好的银行收购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批准投资银行转为银行控股公司从而可以吸收存款并同商业银行一样享受从美联储获得紧急贷款的权利。其中标志性的事件，是行动缓慢拒绝救助雷曼兄弟，市场极度恐慌和波动后政策大转向。从国际上看，美联储还与全球各主要中央银行开展外汇流动性掉期，为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提供流动性。
第二阶段是危机中后阶段的宽松政策，通过购买资产注入流动性，利用QE承接危机工具退出后的市场流动性注入。当利率降到0（主要是短期利率），常规的价格型政策已经无法实施，美联储退出了非常规的量化宽松政策，即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美联储通过购买政府的长期债券，增加长期债券的需求，以降低长期利率。美联储发行的基础货币当时在一年内从8000亿美元左右上涨到超过17000亿美元。美联储曾经为了不扩大基础货币，利用卖出短期债券的资金来买入长期债券执行所谓的扭曲操作，但2012年第二轮扭曲操作后，短期债券耗尽，只能依靠量化宽松政策了。从2008年11月，美联储直接下场购买房地美、房利美等政府支持房地产公司的MBS大约6000亿美元，先后实施了三轮QE，整体上救市宽松政策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不超过3万亿美元。
3.2020新冠疫情后的中央银行政策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联储的救市政策和2008年金融危机基本相同，但力度差异很大，政策的次序也有所不同。美联储直接在第二次调息就将利率降到0，先推出QE，然后才推出危机工具。3月23日美联储就开启无底线QE，宣布原定的资产购买上限为7000亿美元，根据支持市场和经济的需要调整为无上限。4月9日--宣布一项规模为2.3万亿美元的贷款计划，将向发放中小企业借贷计划(PPP)贷款的银行提供信贷，购买通过Main Street计划向中型企业发放的高达6000亿美元的贷款。通过一级和二级市场公司信贷工具以及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提供8500亿美元信贷支持，帮助企业和家庭从资本市场获取信贷;设立市政流动性工具为州和市政当局提供高达5000亿美元贷款。
美联储除使用在次贷危机期间使用过的一级交易商信贷便利机制（PDCF）、商业票据融资机制（CPFF）和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TALF），还创设了一系列新的危机工具：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便利工具（Money Market Mutual Fund Liquidity Facility，简称MMLF）、一级市场公司信贷工具（PMCCF）、二级市场公司信贷工具（SMCCF）、薪酬保障计划流动性便利（the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Liquidity Facility，简称PPPLF）、大众借贷计划（Main Street Lending Program）和市政流动性便利（Municipal Liquidity Facility，简称MLF）。相比2008年，本次推出的危机工具合格抵押品覆盖范围扩大、评级标准放宽，抵押贷款的期限也有所延长。美联储资产负债表2020年5月已经超过了7万亿美元，与救市前相比已经增长超过1倍。
美联储启用了除欧洲央行在欧债危机和英国央行2020年5月使用过的负利率以外的各种货币政策。2020年5月，美联储现任主席重申负利率不是政策选项。
三、中央银行政策带来的问题
1.货币超发
危机期间的救市本身是中央银行的金融稳定职能，向金融机构提供贷款也符合最后贷款人角色。救市政策相当于医院为急救病人提供氧气和输血，一要考虑成本，二要评估持续时间。
信用货币后，货币发行量理论上没有上限，一般根据通货膨胀率来判断货币是否超发。从现实发展来看，各国货币发行量越来越高，特别是以货币发行量/GDP或者总负债/GDP来判断经济的杠杆率快速上升。有理论认为，最终的货币发行量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主体的利用负债和信用发展经济的倾向程度，但央行的基础货币以及包括央行以基础货币购买的国债可以具有无成本无期限的特点，不加控制的发行，相当于征收高额铸币税，是对民间财富的侵占和掠夺。
2008年危机美联储3轮QE后，其资产负债表也就是基础货币急剧扩张，9年后也就是2017年才开始正式启动缩表到，2019年9月停止缩表，资产规模仅收缩了6900亿美元，不到危机期间扩表规模的20%。2020年新冠疫情救市后，远还没到考虑缩表日程。6月11日美国财政部长努钦还在称未来一个月将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救助资金流入经济。考虑到危机工具以及QE的退出，会较大程度影响市场流动性，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可能较长期维持在10万亿美元规模，也就是基础货币永久性扩大了，俗称的“印钱”。
2008危机到2020，相当于病人刚从ICU出来，刚开始付医疗费，一场大病又来了，虽然病情触发点不同，但实质是旧病复发，病情加重，用药更猛。
2.最后贷款人变为最后交易商
为了避免银行倒闭，在早年的危机中中央银行已经确立“最后贷款人”的身份。
2008年危机中，美联储创设了一级交易商信用工具(PDCF)，向投行开放传统只向商业银行开放的贴现窗口，提供隔夜贷款；商业票据信贷工具(CPFF)，从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票据发行者处直接购买无担保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向有资金需求的商业票据发行者直接融出资金。从这两个工具开始美联储开创了直接向企业贷款的先河，央行扮演了商业银行的角色。如果这仍可以属于最后贷款人范畴的延伸，美联储从一级交易商手中购买“两房”债券（MBS）和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发行的联邦机构贴现票据等“有毒资产”，则完全属于资本市场的交易。美联储是通过更高的利率和更低的杠杆做雷曼兄弟和AIG类似的事。
早在2010年，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Perry Mehrling提出了“最后交易商”概念，并出版了《新伦巴底街——美联储如何成为了最后交易商》。2020年推出的危机工具相对2008年合格抵押品覆盖范围扩大、评级标准放宽，2020年政策中抵押贷款的期限延长，信用深度下沉，美联储已由“最后贷款人”更进一步成为了实质上的“最后交易商”。
贷款是需要商业银行主动申请的，从市场的角度看，中央银行是一个被动托底角色。这类似于裁判员当了运动员，中央银行本来就是市场的一部分，“最后贷款人”是最后一道屏障的守门员，变为“最后交易商”则是守门员跑到场中踢球了。中央银行从货币市场的拯救者到资本市场的交易者，购入“有毒资产”是否会导致央行因顾及自身利益而无法有效行使货币调控的职能？
3.参与跨经济部门信贷的分配
中央银行直接购买资产，向商业银行以外的机构提供信贷，涉及了跨经济部门信贷的分配。向具体的经济部门提供资金，属于财政政策的范畴，比如向中小企业提供救助金、向低收入群体提供补贴和消费券。中央银行如果是应政府的要求加入，属于帮助政府执行预算外财政政策，显然牺牲了自身的独立性。如果是中央银行主动执行这一行动，则是侵占了财政职能，扩大了自身的职能边界。
在中央银行直接购买国债或者与为财政兜底赤字货币化影响中央银行独立性之外，导致了另一个重要的中立性问题。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是市场配置资源，包括信贷和资金资源，而不是中央银行配置资源。
4.贫富差距扩大
为中央银行极端政策辩护的一个重要理由，在主流的国家并没有出现严重甚至是一般的通货膨胀，反而很多经济体徘徊在通货紧缩的边缘。但是，无可辩驳的是，贫富分化成为大多数国家面临的严重挑战。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出版了《21世纪资本论》，全面研究分析了18世纪以来的财富不平等加剧问题，引起轰动。
中央银行的政策为贫富差距扩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08年后复苏期的前三年里，从美国重返经济增长时起，91%的收入所得全部进入到最顶层的1%的群体。在危机之后，最富有的1%的家庭持有的财富是普通美国家庭持有财富的225倍，这一数字几乎是30年或50年前的2倍。特别是，在复苏的几年里，由于股票价值的反弹，富人们已经重新获得了他们失去的大部分财富，但这并没有发生在美国的其他群体身上，因为美联储通过增加富人的资产负债表推动经济复苏的倾向。本次疫情，股市大跌后3个月不到就收复失地，不少股票哪怕是短期经营受到巨大影响的都创出新高。在中国，无论是2008年应对危机的4万亿刺激政策还是2015年的居民加杠杆，都有中央银行的参与特别是2015年是中央银行主要负责人的谈话引导，富人通过资产负债表增加主要是买房，财富进一步大幅增长。可以说，中国经济从过去的“城乡二元”步入了“资产二元”时代，更准确的说是“房产二元”。普通人通过工资收入和劳动所得，基本没有可能购买一套体面的房产，社会地位被永远固化下来。
贫富分化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因素，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随着经济的互联网化，网络效应大大增强，第一和第二的公司基本能占领一个市场的99%。中央银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没有伴随通货膨胀，也是经济已经发展到物质富裕甚至是过剩阶段。中央银行释放的流动性不再追逐一般的实物，而是直接进入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购买资产。按道理，随着资本和资金的富裕，其收益率相对于劳动应该降低，贫富差距应该缩小，但随着杠杆的扩大，资金数量的增加远远抵消了资金收益率下滑的影响。富人能利用更多的资金，贷款需要抵押，富人开始拥有更多资本，可以支持更大杠杆，随着资产价格的上升，最后形成巨大的正反馈效应。
公平与效率是社会发展的两大基石甚至是引擎，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主要是效率引擎驱动，有效率才有公平。因为有效率才能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当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之后，社会发展的主要引擎需要切换成公平。新阶段，有公平才有效率。因为有公平才有消费能力，才能使生产能力获得释放。经济越发达，公平在社会效用中的边际效应就越大。中央银行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需要高度关注自身政策对社会公平的负面影响。
5.危害市场机制
政策影响短期经济数据，同时还影响市场机制。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良好的市场机制必不可少。
在危机中，为避免剧烈冲击和系统风险，对一些大的机构采取救助措施，反而加强了这些机构被救助的预期。因此导致了“大而不倒”的现象。被救助机构因为大而不倒，在危机过去不久就大肆发放奖金，因此受到广泛批评，在美国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政府为了完善监管，推出了大量的改革政策，最典型的就是《多德-弗兰克》法案，由于其复杂性，被称为律师咨询师完全就业法案，没有良好的政策执行性。在新冠疫情后，金融系统立刻再次处于极大的风险和脆弱之中。但是，2008年，有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倒闭，2020年至今没有一家具有影响力的机构倒闭。
在危机中，中央银行注入大量流动性，实质上是一场单边做多的行为。在正常的市场中，做多和做空同时存在，市场主体根据对未来的预测进行交易，市场主体分散行动，并没有天然绝对优势的一方，交易相对公平。中央银行加入市场，实力远远超过任何单一主体，加上其示范效应，多空优势瞬时扭转，不能撤回的空单立刻遭遇巨额损失，市场本身也可能失去交易功能，失去价格发现功能。2008年2020年，一些国家的证券监管机构还配和中央银行行动，发布一些做空交易的禁令。这些行为，实质上造成了严重的市场不公平。
良好的市场机制，应该是正向激励的，维护严格的纪律；应该是交易公平的，规则稳定的；应该是相对简单的，容易执行的。因此，每一个市场主体对加入市场，以及自身的经济行为产生的结果应该有合理的预期并负责。市场出清是市场本身的要义，也是最重要的市场机制和最简单的可行性原则。
有趣的是，因为财富不平等，《21世纪资本论》从经济运行机制或者政策角度反对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事实上，危机中中央银行的政策其实是强力的干预了市场，介入了经济。我们认为，即使是危机中为了避免系统性风险，中央银行救市，也要做好平衡，允许市场一定程度出清，或者在危机平息后，对造成危机的主体实施经济追责。否则，市场的纪律得不到维护，不负责任的冒险和扩张成为理性经济体的选择，大的机构通过“大而不能倒”继续绑架进一步导致经济集中度提高，造成更严重的贫富分化。
四、对未来中央银行的建议
从整体和长期的视角来看，一切问题都是时间问题，利率是不同主体的时间跨配。降息不能解决问题，就买卖债券；买卖债券不能解决问题，就直接注资。最终解决企业的现金流问题，即短期资金短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时候，时间跨配的债务不是问题，今天花明天的钱，明天多还一点今天的债。但是所有的债务都必须归还，必须有公允的成本，必须有合理的期限。在常规时期，不应该无限推高杠杆率，应该注重解决结构性问题；在危机时期，不应该将终极手段作为第一手段，并演化为常规时期的常规手段，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政府机构部不能只通过扩大债务和发行货币来解决问题。
1.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和工具
中央银行应该通过正常的程序设立合理的政策目标和恰当的政策工具。不同国家应该根据本国经济发展阶段、经营运行机制建立符合国情的政策目标和工具。
1）确立中央银行政策目标和工具的程序
首先应该确立确立中央银行政策目标和工具的程序，这一程序应该有足够的严肃性，同时具有开放性。目标制定和工具设立、变更都有程序可依。
在国内，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和工具应该有人大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国务院金融稳定委员会以及中央银行及其货币政策委员会三个层次，分别决定不同层次的政策目标、工具及其调整。政策目标调整的触发条件、政策工具的应用条件应该是前置的。
2）中央银行政策目标及职能边界
中央银行政策目标应该分为两类：发展与稳定，发展是常规政策目标，稳定是特殊时期政策目标。通货膨胀目标是发展目标，就业目标既是发展目标也是稳定目标。避免大型金融机构倒闭和防止资本市场崩溃是稳定目标。
实现政策目标的政策工具以及运用这些政策工具的时机和力度，也就是中央银行的职能应该有边界。政策工具应该分为常规政策工具和非常规工具，常规工具包括准备金、利率、贴现及再贷款等，非常规工具主要是危机工具，紧急贷款、QE和资金注入等，但这些工具的创设和运用应该有更严格的限制。中央银行不能随意和无限制运用危机工具。
在目前这些政策目标之外，为了平衡中央银行救市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中应该加入市场公平目标，包括短期的市场交易公平，获取资金的普惠公平（比如鼓励金融机构，通过金融科技降低抵押在贷款获取和数量决策中的权重），长期的控制贫富差距。
3）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维护和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严格区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界限，严格限制中央银行参与跨经济部门信贷分配，严格限制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之外参与一般资本交易，严格限制中央银行设立脱离表外的特殊目的实体（SPV）。同样地，严格限制政府部门要求中央银行参与预算外的财政行动，要求中央银行直接将财政赤字货币化。
2.中央银行的政策执行程序
政策目标的实现和政策工具的落地需要通过正常执行，执行程序同样分为短期和长期。
1）短期的相机决策
在面对每个经济现实时，如果需要都应该推出必要的政策，相机决策，宏观政策首先是短期政策。短期政策可能是没有大的影响的一般政策，也可能是危机时期的强力政策。危机来临，中央银行仍然要按照相应的程序来执行这些政策，中央银行应该积累足够的专业水平来判断经济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和时机，根据面临的可能风险确定政策选择。要防止中央银行的过度使用政策倾向，中央银行为了避免责任，在风险没有爆发前，将一般风险定为高风险，从而推出更强的救助和刺激政策，而且这在事后无法验证。国内2008年的刺激政策的影响仍然存在争议，有经济学家认为其将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机会变成了进一步强化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甚至是绑架。
2）长期机制的维护
短期政策长期沿用，就变成了长期政策，所以短期政策需要及时退出，但许多的短期政策从开始推出就缺乏退出可能性。危机中的政策变成了一直给经济打吊瓶。必须在制定和推出相关政策的同时，至少在之后，评估其对市场机制的长期影响，除了程序合规，还要判断是否是通过市场手段，最重要的是是否真正符合市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