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深圳和上海两地证券交易所的成立。
第一个十年上市公司突破1000家;
第二个十年股权分置改革浴火重生;
第三个十年设科创板、推注册制；
一、计划经济下的行政化痕迹
在注册制之前，A股拥有世界上最严苛上市标准，却没有培育出大批优秀的上市公司，很多优质的企业都到境外去上市。
行政化下的功利性、目的性过强。没有能够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而是把企业上市当作一种资源供给，偏重于市场融资功能的发挥，却忽视了投资功能的保护。结果股市缺乏优胜劣汰的市场化机制，缺乏造血功能。
首先是IPO发行节奏的行政化，任意暂停。
其次是IPO的门槛净利润“主八创五”。
行政化导致“政策市”的畸形的生态。1995年国债期货政策导致上证指数三天爆涨55%;2007年印花税政策引发的“半夜鸡叫”;2016年千古跌停，在涨跌版基础上画蛇添足，推出史上最短命的“熔断”。
“政策市”导致“谣言市”。2004年9月9日，大盘迅速跌破了1300点关口，原因是：有传言“证监会在内部会议上表态将不再托市救市”。引发市场衰溃的导火索。某证券报：“市场资金逐渐撤离股市……中国股市已经面临生存危机……”
二、法治不健全，处罚不严厉，违法成本低
新旧《证券法》都让监管一直对企业和中介机构的作假与欺诈无法强力制约。
美国注重严刑峻法、集体诉讼和公平基金，让财务造假公司付出惨痛代价：在美国，对财务造假者可处以500万美元罚款和25年监禁，不亚于持枪抢劫等恶性犯罪。
中国旧《证券法》规定，重大财务造假，仅30万罚款顶格罚款;连续三年亏损“暂停上市”，连续四年亏损“终止上市”。虽然新《证券法》对于财务造假处罚上限已经由60万提高到1000万，但是相比于证券欺诈可能获得的高额收益，仍然显得不够严厉，再加上集体诉讼制度的缺失、实际处罚操作上仍然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客观上造成了法律威慑力不足。
所以企业重大造假依然毫发无损，无法退市。因此，每年都有大量企业造假、欺诈……近年的康得新、康美药业、乐视网、暴风集团、上海莱士、瑞信咖啡……
三、IPO被行政过度干预，缺乏内生性
2000～2015年，印度GDP涨了2倍，股指上涨近5倍;美国GDP只增长了30%，指数涨幅最小的道指上涨2倍。
2000～2019年，中国GDP10倍。上证指数只实现了50%的增长。
中国上证指数低迷，除了指数编制方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原始目的问题。中国股市设立之初，主要是以为国企解困为目的，上市公司自然以国企为主。真正具备成长性的优质民营企业无法上市，只能纷纷转道海外市场上市。
30年来，在行政下的“政策市”下，“快牛”“疯牛”常有 ，“慢牛”“长牛”难得！
健康的资本市场，是参与者各方各得其所、各司其职，让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监管部门：重典监管，自由上市；
——市场主体：不敢造假，不想造假；
——金融中介：投资支持，风险把控；
——--投资者：风险自担，认赌服输。
四、机构化不是股市长牛的根源，上市公司质量和治理水平才是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股市的成长是企业成长的结果，市场只有不断大浪淘金，才能筛选出成长企业。美股一共上市了四万多家全球企业，剩下来4000多家公司。A股上市公司太少，且退市处罚接近于无，起不到大浪淘沙的作用。
目前，中国个人持仓市值不到20％，远低于美国2000年的50％。美股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超过90%的市值为散户持有，2000年前后，美国股市机构投资者持有市值明显上升，基本上跟散户持有的相当。随着基金不断发展壮大，投资者开始涌入基金市场，间接参与替代了自身入市。现在个人持有市值降到6%以内。
所以，美国股市长牛与“去散户化”似乎没有必然联系，是制度设计合理和严格监管，管理层不敢造假、内幕交易，投资者真正认赌服输，是大浪淘沙始到金的结果。
五、注册制需要“外二内三”制度护航
外二是外部完善的法律法规环境和投资者保护环境。内三是内部是[事前]公平的准入制度、[事中]完善的信披制度、[事后]严格的退市制度。
直接融资利于创新。由于股权融资不会增加企业的财务困境，会刺激创新型企业发展，谷歌、特斯拉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越发达，它的企业创新能力就越强；一个国家的信贷市场越发达，对它的企业创新产出越会产生抑制作用（利息及还款负担），我国股权融资被限制，更多是债务融资，持债主体是银行，宏观杠杆率高，金融资产的风险聚集在银行部门。注册制要实现大浪淘金，需要公平正义的市场规则:
（1）追究刑责，提高违法犯罪的成本。
（2）变革扭曲制度，如:T+1交易机制、新股发行、信息披露。不设涨跌要和T+0配合。不设涨跌会放大波动，需要T+0及时纠错。
（3）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如集体诉讼制度，赔偿方式和赔偿力度，切实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