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人游於乡校以论执政。——《左传·子产不毁乡校》
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左传·定公九年》
这是两件记录于史书《左传》中的事件，文中的子产死于公元前522年，邓析死于公元前501年，两人都是春秋末期同时代的人，离世的时间只差21年。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二人的生平事迹，并思考这两件事情之间的关联，就可以揭示当时整个华夏世界激烈的社会变迁。
子产作为郑国执政大夫，他生前干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法律条文铸在鼎上，以示权威，这也是中国史书上最早出现的成文法事件。说明在子产之前，郑国甚至整个华夏世界都是没有成文法的。那在没有成文法的情况下，当时的华夏各国是如何治理国家的呢？社会伦理又是靠什么维系的呢？答案其实就是“乡校”。
这说明，在春秋及更早的上三代，中国的法制框架更类似于今天的海洋法系国家。在当时，大到国家治理，小到人际纠纷，其解决方案都是来自于公议，以论为基础，而不是以法为基础，是以论辩产生的公意为准绳而不是统治者的意志为准绳。
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周朝没有成文法，但依然能够享国790年。因为法律只能维持暂时的秩序，但并不能消除社会的根本矛盾。只有通过论辩形成的公意，才具有长期的有效性和广泛的支持度。
严格来说，普遍认可的公意也是法，因为当一个人触怒公意时就会被群起而攻之，受到群体的惩罚，比如周厉王。为了区别二者，我们可以称以论辩形成的公意为公法，而以统治者意志为基础的法律则可以称为私法。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子产铸刑可以说就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他把法律条文铸于代表权力的鼎上，事实上就是首次试图将统治者的意志公开强加给人民。但这种破坏上古三千年惯例的事情，行得通吗？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你在阅读子产的个人简介时还会发现这样一句话：不毁乡校。
也就是说，子产虽然有改变历史的野心，但他并不傻，并不是一个不成熟的愣头青政客。不毁乡校，继续让人民保持议政的权利，说明他也知道民意不可违，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民弃其上，不亡何待？”
但邓析却是个激进分子，他一生的事业都是建立在继承和发扬子产铸刑的基础上。他赞成子产的成文法理念，但认为仅仅铸于鼎上还不够，还应该刻在竹简上向广大民众分发，让人人都有成文法的概念。史称邓析“欲改郑所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言‘竹刑’”。也就是说，邓析想要改变郑国的旧制，既不效法先王，不肯定礼义，也不接受当时国君的命令，完全是私造之法。
如果你认为这是一种法治的进步，使人人都有法可依，人人都有法治观念。但我想说，这玩意儿其实就是用私法替代了公法，这其实根本不是一种法治的前进，而是对当时延续了三千年的公法体系的彻底颠覆。
你会说，人人都有法可依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但我想说，你首先得考察法的来源，而不是法本身。如果一群人商议约定规则，彼此信守，虽然不是成文法，但它是公议的结果，是具有民意基础的。但突然有一天，有人拿出一整套详尽的法律条款，未经大家公议，就直接让大家遵守。你觉得这两种法律，哪个更合理？你更愿意接受哪种？
所以，邓析推动的成文法事业其实根本不能算一种真正的法治，而是一个用私法替代公法的进程。这就难怪当时执政郑国的驷歂要杀他。但杀了邓析后，竹刑却被驷歂保留下来。史书称：“君子谓子然于是不忠。茍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
也就是说，邓析撰写的《竹刑》，作为刑书原本没有什么强制效力，但被统治者的代表驷歂采用后，才真正具有了实际的强制效力，才真正成为可执行的法律。
而这，正是上三代乡校公议系统崩坏的标志。此后才有所谓的法家的不断涌现，以法治的名义将统治者的私人意志强加于广大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