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从未解释过范畴的起源，我想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意义或者说他不屑于做这件事情，只能说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解释范畴的起源确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我在学习康德哲学时，大脑中首先冒出来的就是这个问题。为此，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以下是我两年前写的文字：
康德完整论证了我们的大脑是如何将客观世界投射到我们感官上的信息综合加工成为知识的，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了人是如何利用范畴来认识这个世界的以及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同样的，借助康德的范畴理论，我们也能够解释很多我们难以理解的文化问题。
比如，龙在欧洲是邪恶的象征，而在中国则是祥瑞的象征。宗教在欧洲是人的精神寄托，而在中国则是迷惑人心的东西，等等。这些都是缘于不同地方的人们，有着不同的范畴路径。久而久之，即便是同宗同源的现代智人的后代们，也因为范畴的原因对这个世界的现象形成了很多不同的认知。
根据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说范畴对人类的交流有一种天然的阻碍。那人类是如何突破这些障碍进行交流和融合的？我认为帮助人类突破范畴禁锢的，就是定义。我认为，定义是尚未被充分认识和研究的范畴与理性之间的一道桥梁，定义就是范畴的关键进阶。
我认为，当我们在认识这个客观世界时，因为感性能力的不同，所以我们各自的经验都有很多先天的差异。如果没有定义，则范畴无法统一，经验无法交流，知识也无法形成。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假设两个人机缘巧合在一个科学技术论坛上匿名讨论，那么他们可能会在一次激烈的争论后成为惺惺相惜的好朋友。但如果他们碰巧又在另一个社会文化论坛上进行了一次匿名讨论，那他们可能会因为一些很小的分歧而相互谩骂，视对方为不可理喻之人。
事实上，这种现象其实非常普遍。为什么我们在讨论科学技术问题几乎从来不会出现价值倾向的分歧，但对社会文化问题却总有难以弥合的思想鸿沟？
我想，原因可能不仅仅是观点是否能够验证。因为社会文化议题也可以验证，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这些问题上也持有中立客观的态度？科学技术也有无数悬疑待解，为什么我们就能客观理性地看待？
答案就是我们忽略了定义的重大意义。
这里说的定义不单指确切的规定和内涵，也包括普遍的概念画像。事实上，我们所定义的所有事物，其规定和内涵都有过变化，或者说都是不确定的，即便是科学。人类社会对同一事物的概念定义其实从来都是千差万别。
先抛开社会文化概念不说。就拿科学来说，比如天文学中的太阳系行星，原来是八个，后来改成九个，现在又改回八个。其原因就在于天文学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对行星有了新的认知。虽然无论是八个还是九个，这些行星的运行规律和本质并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但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它们却有着显而易见的指引作用。
这件事情并没有像一般的社会文化议题那样引起过多的争议，没有人因此指责这是在违背传统和原则，或者说有什么利益相争。其原因就在于天文学家们一开始就是依靠定义来工作，而定义则加速了天文学家们达成共识的速度，也消解了彼此的经验差异带来的先天矛盾。
也可以说，我们认识这个客观世界的要领，不是看我们观察到了什么，而是从这些客观世界的表象中，能够得到什么方向的启示。所谓的理性的局限性，其实质就是认识迷失了方向。而造成这种迷失现象的，正是范畴的先天不足。
根据康德的定义，范畴是我们的大脑的知性能力在综合加工所观察到的表象时所遵循的规则。尽管在康德哲学的语境中，人的大脑所拥有的这种综合加工能力是一种主观先验的东西。但我认为不是。
我认为既然说它是规则，它就必然不是天然的，而是后天塑造的。那这种后天的规则是如何被塑造的？
我认为这要从七万年前现代智人从东非出发迁徙到全世界的历史的说起。
七万年前，尼安德特人开始逐步被走出东非的现代智人逐出历史的舞台，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团队规模都很小。与现代智人相比，虽然他们更强壮，脑容量更大，但他们没有形成虚构故事的能力。因为没有角色的划分，一旦离开彼此的视线就无法交流和协作。而现代智人则通过故事凝聚成一个个数量更大的团队，即便远离彼此的视野，也能够通过角色的划分记住自己的任务，从而对尼安德特人实现了分割和包围。
但有一点常被人们忽视：虽然在七万年前现代智人就已经能够组建大规模的团队征服整个世界，但直到最近约1万年，人类社会才开始定居筑城，烧制陶器，发展出农业文明。在这期间，现代智人至少有六万年的时间是处于一种组织规模很大但却没有知识的非文明状态。换句话说，虽然现代智人在七万年前就形成了大规模的组织，但并不能将表象综合加工成知识，因而只是一群有组织但没有知识的暴走人猿，距我们用文明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的定义，还差关键的一跃。
这六万年的知识空白期说明，知识在组织之后，它的形成与组织相关。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一些古老的象形文字中寻找线索，比如中国的汉字中，“文”字和“交”字从始至终都长这样，但“文”和“交”分别表示的是文化和交流，说明中国的先民们在发明文字时，一开始就充分认识到所谓的文化本身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诞生。不单这两个字书写几乎完全一样，而且它们的形状也是以直白的交叉来呈现，清晰地表达了文化的定义。
所以，我们可以推论：文明是在组织的作用下，通过人与人之间长达六万年的交流和融合才逐步构建起来的。
但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现代智人之前的长达300万年的历史中，包括尼安德特人等所有人种，他们的交流和融合都没能形成范畴？而现代智人只花了六万年就形成了？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现代智人有了角色的意识，二是现代智人的组织规模更大。
虽然我一直很反感组织塑造了人性这种说法，但现在看来，似乎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如果假定是组织孕育了人的先天范畴，那很多问题可能就要好解释得多。
首先，从康德哲学的出发来看，人的大脑是不可能无缘无故形成范畴的。康德认为，经验不是直观得来的，我们的感性真正能够直观（也称纯直观）到的东西只有空间和时间。我们人类和其它动物一样，大脑接收到的感官传来的信息其实都是一团杂多无序的影像和其它包括声音、温度等直观信息。而知性在对表象进行主动综合时，包括把握、再现、分类、标记等，无一不是人们彼此协作的结果。事实上，这些行为都是个体代入一个角色之后才有必要。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集体意愿和交流需求，作为个体综合这些表象有什么意义和必要。
其次，人类为什么需要长达六万年的时间才能够形成知性综合表象的能力？或者说，为什么人类只花了六万年就能形成了这种能力？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一样的，那就是这种能力是一种训练的结果，而不是先天先验。而人的自我意识也正在这段漫长岁月（对整部生命史来说也可以说很短暂）中通过将表象综合成了有序的经验和知识后，才逐步从我们大脑中那些原本有着既定方向的意识流中浮现出来。
也就是说，所有动物大脑都有休谟哲学语境下的意识流，但现代智人因为角色和故事的需要，当我们的大脑在综合加工外界投射进来的表象时，让大脑中的意识流发生了转向。这个转向不是几何语境下的方向改变，而是被增加了额外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现代智人在角色意识的启发下，将表象虚拟成客观角色的行为，也可以称其为代入感。
不过，需要明确的是，虽然组织能够促使人的知性综合表象，但不是所有组织都有这个功能。比如蚂蚁，虽然它们有组织，但它们没有大脑，没有先天的知性能力。而大猩猩、尼安德特人等，虽然它们有大脑，但他们还没有像现代智人形成虚构故事的能力，因而没有角色的划分，组织规模也太小。现代智人的组织之所以与众不同，其关键就在于在这个组织中，个体有了自身作为一个故事角色的觉醒，组织规模更大，交流更广泛。所以现代智人才得以突破视野、声音限制形成大规模超视距、超声距协作。
如果我们将现代智人这种带有故事角色特征的组织与蚂蚁、大猩猩等动物的组织进行区别的话，我觉得只有一个词语能够精确的描述这种区别，那就是“社会”。也就是说，“社会”就是一种故事化的组织，只有当成员依靠故事联合起来，这样的组织才能被称为社会。
虽然我承认组织对人性的塑造作用，但我仍然想强调个体在组织中的主体地位。因为，正如蚂蚁、大猩猩也有组织性那样，作为现代智人的组织，其本身也并不是自我意识和人性诞生的充分条件。我们或许可以说组织是人性的前提条件之一，但如果现代智人没有作为故事角色的觉醒，那我们的组织也与其它动物的组织没什么区别。我们或许也能依靠这样的组织求得生存，但绝不可能诞生文明。
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的大脑之所以能够形成范畴离不开组织，那么我们自然而然的要面临一个重要的追问：对组织而言，知识传播的第一步或者说知识得以累积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答案就是定义。如果没有定义这个关键环节，那人们就无法交流彼此的经验。当然，这里的经验不应该看成是康德哲学语境下的由知性综合加工表象形成的经验，而是一种所有生物都有能力总结出来的纯粹的生存经验，也可以称为仅仅依靠基因遗传的经验，是一种未被命名的经验。而再现、分类、标记等综合加工手段都要以定义为前提或者说是为定义服务。
因为我们的大脑和感官只是性状一致，但能力却参差不齐。有的人视力好，有的人脑容量大，有的人对某些东西特别敏感，有的人则是色盲。所以，人们的感性能力或者说接收到的客观信息是有差异的。如果没有定义这个关键步骤，那即便我们将各自感受到的外部表象综合成了经验，那我们彼此也无法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因为这些经验必然是各不相同的。比如一个视力很好的人的经验是在20米处向猎物发起攻击是最佳位置，但这对一个视力不好的人，则是一个无效的经验。
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论，从形成社会到知识和文明的诞生，这中间间隔的时间正是被定义能力的缺失所耽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经验如果交流顺畅，知识是很容易传播和累积的。但在早期，现代智人并没有定义的能力，无法准确理解对方传递的经验，所以文明才较社会晚了六万年。
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在短短六万年时间就诞生了文明，也正是因为我们有了定义的能力，快速地提高了经验传播的效率。
在现实中，动物的代际间也能传递经验，但绝大部分都是模仿而不是说教，还有一些是直接将后代推入实践然后在旁边指导。但动物没有抽象语言，所以无法将经验转换成抽象的概念，不能像人类这样用知识的形式将经验广泛传播和脑外保存。
我认为，定义之所以如此艰难，仍然是因为范畴的原因。尽管我不赞成康德所说的范畴是一种先验能力，但我们也确实很难解释人的大脑是如何形成“先验统觉”能力的。我们只能说，人的大脑在角色意识觉醒后，在组织（社会）中，被迫进行了转向。但这个转向并非短时间能够完成，甚至可以说，我们至今都没有完成。
我们的大脑在升级成目前这种有一定智能的状态之前，它的运作方式是很机械化的。简单来说就只有“案例存储->模型构建->指令传送”三个步聚。这个过程就跟我们身体内的免疫体系差不多，全靠对病毒信息的“穷尽存储”和“遍历回溯”来完成。你可能会问，无法穷尽无法遍历时怎么办？出现了新的案例怎么办？答案就是死亡或称被筛选出局。生命以“繁殖->死亡->变异->再繁殖->再死亡->再变异”这种模式对抗自然筛选，本身就是一部悲壮的史诗，也是另一个宏大复杂的命题。
所以，人的大脑到目前为止并不是没有完全开发，而是转向尚未完成。我认为转向的关键，就是定义能力的进一步增强。
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的社会文化议题都应该像科学技术那样必须要有清晰的定义。事实上这也无法做到。但至少我们应该在讨论这些议题时，应该有一种定义的自觉。有了这种定义的自觉，人们之间的交流和讨论，才能称得上理性。否则，所有的争论都只能被看成是各自在被自身的范畴和有限的经验操控下的情绪表达。
以上就是我在两年前关于“范畴是如何起源？”这个问题的思考，但说实话，我对自己的这套论证也并不满意。因为以上的文字只是推导了定义是从组织（社会）中产生，但并没有更准确地描述人们是如何从组织（社会）中学会定义的。最近半年时间，我尝试结合新仙女木事件来思考这个问题，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新仙女木事件，根据普遍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得知：
“新仙女木”事件是末次冰消期持续升温过程中的一次突然降温的典型非轨道事件，对于研究古气候、古环境的快速突变事件和短周期现象，合理评估现今气候一环境条件并做出气候变化的预测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由一颗彗星撞击地球引起的全球性的事件，整个周期约为1100年。
1.29万年前，北美长毛猛犸象、剑齿虎、骆驼和树獭、美洲狮突然灭绝，与此同时，克劳维斯人也突然消失。此后，地球经历了一个长达1300年的气候强变冷的“春寒期”，即新仙女木期。研究人员指出：纳米钻石需要在宇宙爆炸产生的高温和高压环境下才能形成。凯内特说：“除了外层空间的力量，没有其他理由能够解释这些钻石的出现。”他认为，这次彗星撞击地球，类似于大约6500万年前令恐龙绝种的彗星撞击。
冰河世纪结束以后，地球气候于大约1.7万年前开始变暖，气温逐渐地回升。两极、北美和北欧的冰川开始消融，海平面逐渐上升，渤海、黄海、挪威海的草原被水淹没。到了1.3万年前，北美和北欧的冰雪已经融化了相当大一部分，南北半球春暖花开，一片繁荣景象。但是，就在这时，在12640年前，气温又骤然下降了，世界各地转入严寒，两极和阿尔卑斯、青藏高原等地的冰盖扩张，许多本来迁移到高纬度地区的动植物大批死亡。这一次降温是很突然的，在短短十年内，地球平均气温下降了大约7、8℃。这次降温持续了上千年，直到11500年前，气温才又突然回升。这就是地球历史上著名的新仙女木事件。
新仙女木事件的研究证明，现代智人或许并不是史前大型动物灭绝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现代智人的战斗力可能一直都被夸大了。
我认为，正是因为新仙女木事件导致大型动物大规模快速灭绝，现代智人的食物来源大规模减少，因此被迫开始吃野生谷物，这一现象才是催生农业文明的直接和关键因素，而不是人类在那个时候掌握了农业技术。
我们可以推论：现代智人开始吃野生谷物，没吃完或漏掉的种子丢弃在洞穴旁边久而久之形成一定的种植经验，这大概就是农业技术最早的萌芽。至于为什么是小麦、大麦和豌豆率先被驯化，很明显跟生长周期有关。这三种作物的生长周期都只有60-100天左右，能够尽快让人们填饱肚子，也让现代智人能够在暂居的洞穴有完整的成长体验，而其它粮食作物生长周期较长，人们很可能在它们成熟前就迁到其它地方了。现代智人最早的经验和知识，或许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们可以继续推论：新仙女木事件导致全球气候反转了约1100年，这期间诸多现代智人的分支因为大雪冰封被困在世界各地一个个狭小的地区内无法再实现长途迁徙，所以才出现了史前最原始的山川崇拜和神话传说，因为之前都是满世界迁徙很难让人们对特定的山川河流产生特殊的感情。
所以我们可以说新仙女木事件是导致人类文明的最早阶段“农业文明”出现的直接诱因。如果没有新仙女木事件，人类文明有没有可能被孕育出来？这很可能是一个永远答案的问题。因为，如果没有新仙女木事件，现代智人就不会放弃肉食，改以小麦、大麦和豌豆等杂粮为主食。并且，如果没有新仙女木事件，现代智人就不会在一个地方长期定居，也就没有对特定事物的情感依赖。或许正是在这个阶段，现代智人因为集体的种植活动和山川崇拜，才形成了更大规模的组织并拥有了对客观事物的代入感，因此人类才产生了这种为事物命名的动机。
最后，我们可以总结：正是在这个被困在各个狭小地区的阶段，现代智人学会了为事物命名，因为这是一种需要代代相传的集体记忆。当11500年前在长达1100年的新仙女木事件结束后，现代智人重新开始了长途迁徙。但此时，现代智人已经掌握了种植技术，因此他们可以在任何即便没有大型猎物但拥有肥沃土地的地方生存。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了最早的精神寄托，学会了为事物命名。虽然这与定义概念还有很长的距离，但能够为不同事物命名已经是一个飞跃式的进步。当人们事物名了越来越多时，为了区分和记住它们，于是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为相似的同类事物赋予统一内涵的需求。此时，完整的范畴规则才正式在人类的思维中形成稳定的机制。范畴看起来是先验的，但如果上面的推论是正确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说范畴与人类其它能力一样，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8000-9000年，当人们定义事物的能力越来越强时，在约公元前800年前人类进入了轴心时代，开始试图定义这个世界，开始追问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